序二 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两定位与三向度

1985年冬天12月，我从美国回到国内，应邀出席在湖北黄冈举行的熊十力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心中感到特别的兴奋。一方面这是我自50年代离开大陆之后第一次回国，回到我的老家湖北境内；一方面是看到了这次关于中国当代哲学前辈的学术研讨会，看到了研讨会中济济一堂的诸位学者。三十年后，许多前贤，例如汤一介先生与萧萐父先生，却离开了我们。当时在熊十力百年诞辰学术会议期间，我和汤一介先生是同住一室，我们日夜都谈到中国哲学、儒学的发展，话题颇多。可以说，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复苏的一个起点吧。会后，我还有机会回到老家湖北阳新县龙港镇。当时，一幅淳朴农村的画面，但却是百废待举。这是我从小离开大陆之后第一次回老家，自然异常兴奋和感慨。一方面怀想襁褓时代的我，另一方期盼未来的发展。

两定位：当代海内外中国哲学发展

三十年来，中国儒学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林林总总，有多方面的表现。2007年，我在武汉出席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并做主题报告，提出了近三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回顾和期待与学者们讨论。在此之后的台北辅仁大学承办的十六届、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十七届、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承办的十八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就已经看到国内的学者参加海外学术活动逐渐地增多。这让我回想到，1981年在纽约州立大学长岛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我首次邀请国内学者，汤一介先生、萧萐父先生、方克立先生和金春风先生出席。众所周知，我于1975年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并嗣后进入《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成为会员，宗旨在提倡与推动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交流和发展。在198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联合会大会会议上，我被邀请作为会议的圆桌论坛主席，我乃邀请了汤一介先生及一些中外学者参加。这些发展说明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交流的频率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流转，1991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举办第七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时，我邀请的国内学者人数增加到23位。这次会议在鲍尔（Wolfgang Bauer）教授的安排之下，也得到了包括歌德基金会、阿登纳（Adenauer）基金会在内的几家德国基金会的支持，为国内参会学者提供往返的旅费和会议期间的生活费用。从首先邀请国内学者到北美，再到欧洲，这一发展为国内中国哲学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大的基础。当时的萧萐父先生特意深情地公开地说，“成中英教授开辟了中国哲学的世界窗口，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中国哲学在世界上还有一席之地！”

回顾这些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和海外的交流、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和海内显然是相互交流、沟通的，这能很好地带动国内中国哲学的发展。当然，谈到国内的发展是要强调出我们应对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的发展要具有大的信心，对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发展也要具有大的信心。回顾在我当年回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学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只是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它只是思想史，不能作为哲学原理来讨论。这一思潮在90年代仍然存在。在90年代后期，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来到中国并做演讲，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种说法立刻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冲击。当初大家并没注意到的是，德里达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更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哲学，哪有对中国哲学的发言权。他的感言其实是说中国没有西方、希腊那样的哲学。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而言，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没有什么一般性的哲学。对他这句话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中国哲学不是希腊哲学，正如希腊哲学不是中国哲学一样。由于国内学者的误读在当时造成极大的反响，这使得我们自80年代改革开放时中国哲学出现的发展契机和趋势陷入一个退潮、衰退的景象。这恰恰反映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并不清楚，并没有发展的信心；老实说，当时对“哲学”这一概念本身认识也是模糊的。这就造成了中国没有哲学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隐藏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西方哲学家的了解不够，这就意味着不了解西方人在他们自己的语境中所说的哲学是什么；第二方面是对“哲学”是什么也没有深刻的了解；第三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中自己的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的认识也不够。这也说明在21世纪里，中国哲学不是在世界没有地位，而是在中国本土没有地位。

基于以上，我必须说我感到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脆弱的，是缺乏生命力的，因为缺少激情，同时也缺少理性。在如今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浪潮中，中国哲学还没有得到清楚的定位，即使已经有了早期胡适之和冯友兰等写的中国哲学史，我们也说不清中国哲学如何以及何时开始。当然，检讨过去，在我提倡中国哲学之前，中国哲学在国际上的定位也有其不确定性。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哲学”这个概念的认识也是非常模糊的。1965年，我开始在哲学系执教，我就警觉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使我非常吃惊。我问是否由于近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巨大变动引起了中国文化的失落和中国哲学意识的丧失。另一方面，从深层次看，几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更遑论普遍认识。这一深沉的反思激发了我在西方世界里创办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JCP）的强烈意志。经过两年的努力，在1973年我终于出版了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创刊号。此一季刊的创办是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了一个历史过程的出发，也代表了一个艰辛使命的承担。时至今日，该刊已经进入到出版四十二年的历程，每年出版四期，自2006年，每年另出版专刊与书，迄今已出版了超过千篇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可说涵盖了所有中国哲学的所有课题。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季刊非常坚定地建立、维护、充实与丰富着中国哲学的概念、理念，中国哲学的价值和理想。《中国哲学季刊》不是中国哲学史，但却远胜于一部单纯的中国哲学史，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哲学思考，是对历史的重建与评估，也是对未来的期盼与构想。前年，在创刊四十年之际，美国《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s of Higher Education）就我创办《中国哲学季刊》与继续创办的《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的缘起与成就进行了两万字的专访。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也举办了庆祝JCP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议。我在庆祝会致辞中一再强调世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应该要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的活力与面貌开始；“中国哲学”已不是历史名词，中国哲学代表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世界，也代表了一个色彩壮丽的生活世界，也代表了一个具有创造了的心灵世界。《中国哲学季刊》打开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中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在1973年《中国哲学季刊》创刊之后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哲学目前在世界哲学中逐渐获得比较明晰的定位而言，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的时空发展中的定位反而更为模糊。在2007年武汉大学的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时空发展中也应该有一个鲜明的定位。首先，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相对希腊哲学、欧洲哲学和美国哲学或其他的专门哲学，中国哲学已经逐渐地具有了它自己特色的形象。在英文《中国哲学季刊》的倡导下，包括中国的易学、儒学、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已经获得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表述与分析；西方的一些学者，哲学家和汉学家，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哲学中的哲学思想而非将其看作一种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工作就在于建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深度沟通，因此必须要和西方哲学家建立一种持续的互动关系。但是要和西方哲学家进行互动与交流，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对自己的中国哲学有更深刻的认识，要赋予它一个鲜活的生命语言，而不只是一种更烦琐的历史性的描述。其次，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明确地建立其现代性的语言，来表述其概念，来充实其理念，要追问在当代的时代意义中“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这两个建言，我在1970年代于台湾大学哲学系主持与讲学期间就首先提出。1985年在北大讲学期间，我又特别强调了这两个重大课题。我意识到，当代的中国哲学在1985年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当然，由于《中国哲学季刊》在1973年的建立，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就早了十年。就中国国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至今，也至少有了三十年。显然，在此期间的前二十年，发展显得比较缓慢。学者们还未曾完全跳出意识形态与思想史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还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但是我也注意到，在2007年之后，尤其近五六年来，学者们的哲学方法意识明显增强，哲学问题的意识也逐渐突出，更重要的是哲学在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和它们在历史上的交流获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导向了更多和更新的中国哲学思考的自觉。

二方法：从“经典诠释”向“本体诠释”的发展

从1985年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复苏，经过了90年代末所谓中国哲学合法化问题的危机，到2007年之后出现的新的发展路向与潮流，我认为中国哲学学者已经充分自觉到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其发展的根源性与延续性问题。除此两者之外，我还要强调一个方法性与体系性问题。此处我仅就方法性提言，我看到了主要的两个方向。一为“经典诠释”的方法，以传统的训诂方式诠释经典，这一方法无疑有其历史的基础，也能产生大量的成果，如我们在书店所看到了的多种文献注释与整合工作。但我看到的是：这一方法对我们了解中国哲学自身命题的原创性、延续性和体系性方面，帮助不大。由此之故，我自1985年在北大讲学期间就突出地提出“本体诠释”这一方法概念。也许提出太早，本体诠释的理解与应用似乎并未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学界用“经典诠释”掩盖了“本体诠释”。事实上，这两个方法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经典诠释”不能取代“本体诠释”，而只能作为后者一个起点，后者当然是以前者为基础而应为前者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将两者看作一个对立面。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往往存在把“经典诠释”奉为圭臬，而完全不重视本体方面思考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需要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感到这种状况从2007年到现今已出现了较大的转机。少数学者中已经认识到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必须走向关于本体的诠释，走向“对本体”和“自本体”的双重诠释。在中国国内而言，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并在世界哲学的层面上，形成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这也就回应了我前面提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历史时空发展中的定位模糊问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所谓“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随意之言。它是具有实在的内涵的和时代的意义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不断地现代化和不断地世界化的两个过程。在首届《中国哲学再创造论坛》之前，我应邀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一期《易学精义》课程，并得到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金玉学堂的全力支持。精裕人文基金非常重视交大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渐具规模和影响。这不仅是对交大人文学科的发展，对交大的发展，更是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会理事长施永敏先生的多次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能够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就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紧迫性和价值。

从前文可知，“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意义就是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在当代的时代中定位。这就是认识中国哲学的根源性、发展性和体系性并实际发挥之、彰显之、充实之、繁荣之。“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大有，从根源到枝叶、到茂盛的丛林与耸立的乔木高树。“中国哲学再创造”具有深刻的含义，这是因为中国哲学自身是一个创化过程的成果，其发展也应是一个自然创化的过程，所谓顺天应人。它能够成为哲学也是一个人类心灵创造的过程。创造，从原始而言，是从无到有；再创造，即从有到大有。再创造是非常实际的工作，它涉及这三个重要的概念。

三向度：中国哲学的根源性、持续性和体系性

此处，我要首先强调根源性。我一直强调易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对易学的认识非常重要。易学反映出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天生人；人知天；人能弘道这一认识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人的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认识也包括实践，代表一种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建立。中国哲学作为对世界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和人的价值理想的认识，渗透在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易学、中国哲学，分别显示了中国文化中根源的“一”和其发展中的“多”。今日的再创造就是要认识这一根源，从根源上去持续地探讨和发展，来创造一个灿烂的有本有体有用的中国文化。或许可以说，正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根源性，才造成了其早期的繁荣和兴盛，有了从易学到先秦诸子百家的发展。

其次，就持续性的问题而言，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启发中国文化的创新；中国文化又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缘和条件。所以，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随着其文化历史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境界，趋向一个更完美的人的存在境界和更和谐的群体生活。这两者都指向更高人性的完成，体现人与天地交融的价值。但也必须指出，当文化不能培植哲学、哲学不能启发文化之时，哲学可能被遗忘，文化也可能自行枯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在历史上已然发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发展中的确出现过危机，也出现过混乱。如何能够继承前代，以及如何更多地继承原始的创造性与根源性的活力来发展哲学思考是一个重大考验。历史上汉代三国之后的战乱和民族迁移使得整个中国文化凋零与散失，而文化和文明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损伤。中国哲学面临着如何再生的问题。当时就出现了新的道家和新引进的佛学。在某种意义下，这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这一需要引起了新的局面，即佛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丰富了的中国文化又产生出了新的哲学，形成了中国哲学再发展的一个活力。它能够激活根源性而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但是宋明理学自身是否能够开拓一个新的文化，再发展为一个新的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不幸，虽然它也开拓了宋明两代的文风，当时中国社会的形态和宋明理学的理想和其表达的精神也是相应的，但这一时代处境并没有让社会壮大起来，避免失国之痛，并更新为新一代的哲学。继承者在清代就陷入在古史典籍的考证中了。

当然这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一环，也可以说当时的历史没有给中国文化一个发展新哲学的机会。中国哲学如何继承和开发原始的活力，来继承前代的优点以开创一个新的体系，这在当时并不能做到。即使在清代最强盛的时代，具有批判性和继承性的戴东原也未能如愿地建立一套新的理学，达到改变学风的效果。他的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主义和生命哲学思想，这两者也批判地继承了原始儒家哲学，但是在建立体系上面却不完备。显然，中国哲学在这一段时间呈现出一种暗淡与软弱。接着而来，由于西方现代性的侵入，形成了中国哲学在发展上的压抑与徘徊，并使得其根源性及其内涵的发展性模糊起来。这当然导致新哲学和新思想的建立难以持续，难以承担文化的创新。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国家受到列强更进一步的侵略，以及随后日本加强的对中国的掠夺，文化复兴与哲学再造也都随风而去。李泽厚称之为因救亡而弃启蒙。新中国的成立之后，我一直肯定中国文化骨子里并未失去中国哲学，而如今所幸中国哲学也并没有失掉其本根性。它的发展性和体系性，并不因为历史的遭遇而丧失殆尽。这是需要我们去肯定的。

因此，中国哲学再创造，一方面要拨开历史的云雾去认识中国哲学的根源活力，去认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潜力，去面对系统性和体系性的需要而进行现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再创造不是回归过去，而是一种继承和超融，更是在继承和超融之上发挥中国人的智慧，形成具有中国历史和本源生命力的知识、本体和价值体系，来面对世界。就以上谈到的根源性和持续性问题而言，中国文化要振兴，就不得不发展中国哲学。这就必须要有一个本体性的中国哲学认识。在我说的本体诠释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中国的国学、子学与经学，才能谈论儒释道的融合发展和面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回应与融合中西的发展与创新。

再创造：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哲学发展

此处需要注意，就我前面指出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问题而言，我要强调还不能够单方面地从历史发展来看待。这还需要从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来看，这是一种纵横兼顾的、全面的世界或全球意识。尤其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的不同哲学体系。要认识到西方哲学由于它多元的或二元的起点，具有强盛的内在活力，然而也认识到它也需要一个终极一元的支持与平衡。如何了解西方哲学中的多元活力，以及其中产生出来的分析精神、逻辑精神、概念形成的能力和体系创造的能力，是中国哲学发展和再创造所不能缺少的因素。显然，就中国哲学的深入了解而言，中国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体质。有体质，就能发展出体系。就我个人来看，“中国哲学再创造”是一个浩大的智慧发展工程，并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重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需要并能够生发出新的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并不能将之等同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基源，中国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生活化，中国哲学又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化。

总结以上，当今振兴中华的具体含义应该是掌握我们的哲学本根智慧，继承我们优良的发展能力，建立我们核心的本体哲学体系，与西方哲学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往，来解决人类生活中面对的各种问题，促进人类在实体层面、理性层面和精神层面更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最高与最终目标与理想。

是为序。

序于檀香山寓所生生不息斋

201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