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的作用在博弈中非常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瞬息万变，等到信息完全清楚了才决策和行动，一定会贻误战机。这就迫使人们要经常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也就必然就带有博弈的成分。信息存在不对称性，这时博弈者就需要在抢占信息高地上作出努力。信息不对称短期内对某一方会有利，但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
知己知彼——博弈思维的起点
明代名臣刘基在他的传世著作《郁离子》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楚国有一个人叫狙公，他以养猴为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白天将猴子们集中在一起，然后让猴王带领它们去山里采摘果实。分配完任务，狙公要么再上床睡个回笼觉，要么悠闲地到外面去转转，顺便把猴子们采摘来的果实拿去换点钱。到了傍晚时候，猴群则在猴王的带领下回到狙公的院子，并且把一天采摘的果实全部上缴给狙公。狙公再拿出少量的果实来喂它们。这其中如果有的猴子交来的果实数目太少，狙公还会对它施以鞭杖的惩罚。因此，这些猴子也十分惧怕狙公。终于有一天正在采摘果实的时候，一只小猴子突然问道：“山上的果树都是狙公栽种的吗？”猴子们都回答说：“不是，天生的。”小猴子接着问：“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为他采摘果实，并且还要承受他鞭杖的惩罚呢？”小猴子的话说完，众猴子们才醒悟过来，遂决定再也不回狙公那里了。
在这个故事中，正是信息决定了这场博弈的胜败：开始众猴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狙公的利用与剥削，所以心甘情愿地把采摘来的果实上交给狙公，即使是在受到惩罚的时候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服从狙公；但是，当小猴子“一语道破天机”——狙公是在剥削众猴子之后，猴子们才醒悟过来，最终成功逃脱了狙公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丛林里。
“知己”与“知彼”，是正确推理与计算的前提。但在实际博弈中，要想做到充分了解自己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决策时，首先要知己。所谓“知己”，在这里主要是指要熟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可以选择的可能策略——它们构成我们的策略空间；在对方某种策略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每个策略下的收益是多少，以及实现这些收益的可能性（即概率）有多大。
举一个拍卖的例子：竞价者在拍卖之前均要对被拍物品做一个估价，并给出自己的可能的叫价区间。拍卖时，竞价者这样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果他人对被拍卖的物品的出价不超过他的估价，他将继续叫价；否则退出竞价。然而在竞价时，竞价者有时被你追我赶的加价气氛所感染，会不理会自己的理性分析而不断地加价，喊出的价格可能超出自己的理性估价。
此时，可能的结果是，某个竞价者最终得到该物品，他发现自己出的价格高于他对它的估价，他后悔了。在这个拍卖过程中，拍得拍卖品的竞价者“忘记”了自己的目标是使该物品的估价与付出的货币量之差尽可能加大，并且这个值不能为负值。他“忘记”了他能够叫出的价格空间。即，他没有能够真正地“知己”。
在实际博弈中，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往往不一定清楚我们实现目标的可用策略，不清楚某些情况下的收益有多少。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我们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得益、自己备选的策略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对方的目标以及对方可能的备选策略。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理性计算选择合理的策略，以达到我们的目标。然而在此之前，作为理性人，我们首先要“知己”——对与“己”相关的各种要素作出准确把握。然而，光“知己”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知彼”。我们获取多少收益，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策略或者行动，而且取决于与我们处于同一个博弈之中的其他理性人的策略或者行动（当然他人的利益也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即，我们与他人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
这是博弈论的一个基本假定。这就要求我们，作为策略家，要了解与我们进行博弈的对方的情况。与我们“玩游戏”的对方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他们各自的目标是什么？可能的选择策略是什么？这就是“知彼”。
同时，“知彼”要求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思考。所谓设身处地的思考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对方”与我们一样，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并且他们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也想通过自己的策略选择达到他们的目标。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目标的实现也与我们的行动密切相关。我们要将与我们一起“玩游戏”的人看做理性人。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就是理解对方，考虑对方基于自己利益基础上的策略选择。如果我们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策略，而不顾及对方的策略选择，那么，我们实际获得的收益或好处将不会是我们所期望的。
有一个持枪的强盗进入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在听到楼下的响动之后，同样持枪一步步向楼下走来。于是，危机和冲突发生了。
上述危机显然会导致多种结果。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强盗平静地空手离开房子（甚至还有人建议房主勇擒强盗、绳之以法——这当然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此外，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主人担心强盗盗窃财物而首先射击，致使强盗身亡；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强盗担心主人会开枪射击而首先射击，导致主人身亡。第二种可能结果的出现，显然对房子的主人而言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不仅失去财物，而且还丧失了生命。
那么，如何成功解决冲突和化解危机呢？此时，信息的把握和传递至关重要。例如，如果持枪的主人在黑暗中静静地观察，发现强盗的手中并没有枪；或者持枪的强盗发现主人毫无准备地冲下楼，则事态的进展会有利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但如果双方都了解对方持枪的事实，则主人向强盗传递“只是想把他赶走”的信息（或者强盗向主人及时传递只想图财、无意害命的信息）就变得十分重要。
站在对手立场上思考，在某些场合下，这类似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换位思考”。通过“换位”，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以及可能作出的相应的策略选择，从而使我们作出正确的策略选择。
当然，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或者换位思考，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味地“迁就”他人，而是说，我们要了解对方。当然了解对方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极大化我们自己的利益。
信息的不确定性与“逆向选择”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社会经济早已病入膏肓，更为糟糕的是他所领导的经济改革也屡遭挫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对社会经济问题穷追猛打。戈氏在屡次解释无效之后，他选择向记者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有一个是间谍，但一样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戈氏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向记者自嘲地说：“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就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个是聪明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由此看来，由于参与博弈的双方参与者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其决策结果必然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过去、现在或是未来的任何决策，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结果的，都具有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是指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不能对事物的态度作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其他掌握资料的人可以拥有的。对个人来讲，拥有的信息越多，越有可能作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是客观现实却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了大部分的信息，而另外的绝大部分人则处于信息的缺乏状态。
在生活中，我们去买东西，往往对所选购商品本身是否存在有严重的缺陷信息无从了解或难以了解，这些信息往往只能被能接近和熟悉这款产品的人——即生产或销售这款产品的人所觉察到。所以，在社会上才会有“从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假如排除了参与者的个体差异，而从买方和卖方两个人群来比较，无非是因为交易商品质量高低属于卖方的私有信息，自然卖方就比买方更有主动权。
譬如，你刚刚来到一个城市，想要买一辆二手车，于是来到二手车市场上。
你和卖车的人之间对汽车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卖家知道所售汽车的真实质量；但是你只知道好车最少要卖6万元，而坏车最少要卖2万元。要想确切地辨认出二手车市场上汽车质量的好坏是困难的，最多只能通过外观、介绍及简单的现场试验等来获取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而从这些信息中很难准确判断出车的质量，因为车的真实质量只有通过长时间的使用才能看出，但这在二手车市场上又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在把二手车买下来之前，并不知道哪辆汽车是高质量的，哪辆又是低质量的，而只知道二手车市场上汽车的平均质量。
假定你的时间有限，或者缺少耐心，不愿反复讨价还价。你先开价，如果被卖家接受，就成交；否则，就拉倒。那么，你应该开价多少呢？开价6万元显然是太高了，因为这不能保证你买到好车，如果你希望买到好车的话；而如果你希望买到坏车，开价2万元（或者稍微多一点），就肯定有人卖给你。
也就是说，所有典型的买家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出价4万元。结果是，二手车市场上汽车的平均质量降低，因为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汽车成交。
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家就会将他们的汽车撤出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只留下质量低的卖家。于是，高质量汽车被低质量汽车排挤到市场之外，市场上留下的只有低质量汽车。也就是说，高质量的汽车在竞争中失败，市场选择了低质量的汽车。演绎的最后结果是：市场成了破烂车的展览馆，极端的情况是一辆车都不成交。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买家是否愿意，他只能将质量较低的二手车开回家。
这违背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选择法则。市场，或者价格机制并没有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率。因为平常人们都是选择好的，而这里选择的却是差的，想买好车的人没有买到好车，想卖好车的人没有出售好车。所以这种现象又被称为逆向选择。
上面的这个例子尽管简单，但给出了逆向选择的基本含义：
（1）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有买主愿出高价购买好车，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实现将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需要的买主手中。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理论失灵了。
（2）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传统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出的结论是“优胜劣汰”；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却变成了“劣胜优汰”。
从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出，产品的质量与价格有关，较高的价格诱导出较高的质量，较低的价格导致较低的质量。逆向选择使得市场上出现价格“决定”质量的现象。由于买者无法掌握产品质量的真实信息，这就为卖家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降低成本从而争取低价格提供了可能，因而出现低价格导致低质量的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也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事实，因而二手车市场模型具有普遍经济学分析价值。
信息的传递、提取、甄别与反甄别
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进行交易时，产品的质量好坏对于商家与消费者来说，了解的程度完全不同。在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并不能了解到每种产品的具体质量，真正了解产品质量的是商家。
不同的商家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同。那些出售劣质品的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产品的质量信息隐藏起来。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他们无法区分产品质量的优劣，就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支付价格，即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
当质量不同的产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劣质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据优势。优质品则因其机会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从而可能退出市场。
但是，优质品的提供者不会甘心被劣质品逐出市场。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与劣质品区分开来，他们会选择适当的信号，向消费者传递自己的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减少逆向选择的不利影响。
厂家可以提供质量保证和承诺，这是一种常见的低成本、短期效果明显的方法。真正的优质品因质量原因退换的概率非常小，保修期内的返修率非常低，因此，从整体上不会增加多少成本。而劣质品的卖者，肯定提供不了这种保证和承诺，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
品牌效应也是一种常见方法，这种方法投入成本较高，但却有十分丰厚的长期回报。如海尔电器、奇瑞汽车等，其品牌本身就传递了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因为在消费者心目中，名牌代表优质。当然，尽管不是每件名牌产品都是优质品，但是消费者在购买优质品的时候，通常都会优先考虑选择名牌产品，或自己熟悉的品牌。
广告也是一种信号传递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商家或厂家可以通过大频率地投入各种广告，获得较高的宣传效用。这样，消费者几乎无须多少成本，就可以从广告中获得各种所需的产品质量信息。
2006年11月18日晚，经过了14个多小时马拉松式的拍卖，2007年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终于结束。当天的招标总额惊人地达到67.9562亿元，比2006年的58.69亿元增长了15.77%，比2005年的52.48亿元增长近三成。
据主拍方透露，生产王老吉饮料的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以4.2亿元成功力压2005、2006年两届标王保洁公司，夺得2007年桂冠。
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从1994年开始的13年中，招标金额从3.3亿元飙升到2007年的67.9562亿元，每年都在高速增长。由于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招标会又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品牌奥运会”，央视2007年推出的“奥运倒计时标版”也成了众多企业争夺的焦点。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说，只要产品的质量过硬就不怕没有市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酒香不怕巷子深是建立在巷子并不深的前提下的，假如巷子九曲回肠望不到尽头，那么这种好酒终究会不为人所知。而且，再好的酒得不到别人的品尝终究不能实现其价值，再好的产品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的检验也不能算是好产品。此时，广告就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工具了。
另一方面，影响博弈的因素也是非常多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设计出有效的信息提取和甄别机制，通过对对手一系列的外在表现及其要采取的策略有一个更为深入的预见，从而通过对于有效信息的掌握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两个女人为争夺一个孩子吵到所罗门王那里。一个女人说：“陛下，我和这妇人同住一个房间。我生了一个孩子，一天以后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房间里再没有别的人。夜里这妇人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她半夜醒来，趁我睡着，把我的孩子抱去，把她已经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天亮要喂奶的时候，我才发现怀里的孩子是死的，仔细察看，这并不是我生的孩子。”另一个女人赶紧说：“不对，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才是她的。”她俩吵得不可开交。
所罗门王喝令她们别吵，吩咐下人拿刀来：“如果她们还吵。就把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一个女人赶紧说：“大王把孩子给那个妇人算了，万不可杀他。”另一个女人说：“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她，劈了算了。”所罗门王知道心痛孩子的女人一定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便吩咐下人把孩子给她。
这就是博弈论中获取和甄别信息的范例。直到现在，博弈论专家还在继续讨论和发掘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特别是当一个博弈是“零和博弈”或“常和博弈”时，博弈思维者所获得的信息以及信息的真假鉴别便十分重要。
譬如，两个人玩“锤子剪刀布”的游戏是“零和博弈”：一方赢了，另一方肯定输；或者双方是平局。如果对方确切地知道你将出“锤子”，对方出“布”，那么对方肯定能够赢你。如果你用一个方法让对方“知道”你将出“锤子”，对方也相信的话，他将出“布”；而实际上你出的是“剪刀”，于是你赢了。如果对方知道你的计谋，而将计就计的话，他将出“锤子”，你出“剪刀”想赢对方的计谋归于失败，对方就赢了你。即对方甄别出你发出的将出“锤子”信息是假的。
在战争中，“反间计”就是这样一个信息战策略：故意让敌人的间谍“知道”我方将要采取的策略的情报，而间谍所知道的只是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我方将根据对方将要采取的策略制订相应的策略。
无论是在战争之中，还是在商战之中，通过对信息的提取、甄别和反甄别，以了解对方的实力和策略选择等信息，以决定我们的做法。或者封锁信息，不让对方了解我方的信息；或者将计就计，故意露出破绽，让对方的间谍获取虚假的信息，使对方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
空城计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误用马谡，致使街亭失守，司马懿的15万大军长驱直入。当时诸葛亮坐镇阳平。身边只有5000余士兵，还分一半运粮草去了。前线密探来报司马懿，阳平城内守军兵少力弱，正是进攻的好机会。司马懿听闻此消息，甚为高兴，欲一举攻下阳平城，活捉诸葛亮。
此时，阳平城里的诸葛亮也获得情报，司马懿大军杀来。情势万分危急，众人得知，尽皆失色。诸葛亮登城观望，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杀来。以2000余人抵抗15万大军，无异于螳臂当车。因此，有人主张赶紧撤退，但司马懿的大军马上就兵临城下，想安全撤退比登天还难。
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将所有的旗帜和锣鼓都收藏起来，兵士们不准在城外扎营；又下令将四面的城门打开，叫20个老弱残兵扮成平民在城门口扫地。他自己则在城头上，悠然自得地弹起琴来。
这时，已逼近阳平城的司马懿又接到探子来报：阳平城是一片寂静，全无半点恐慌；而且，城门洞开，城楼上琴声悦耳，城门外，几个老百姓在清扫路面。
司马懿闻听此报，不禁满腹狐疑：“诸葛亮向来是个谨慎稳重的人，而如今阳平城空荡荡的，我的大军直逼城下，他竟毫不介意，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懿提马上前，远远望去，见诸葛亮果然焚香操琴，阳平城寂静得吓人。司马懿顿时怀疑其中有诈，立即命令部队，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急速撤退。司马懿之子司马昭问：“儿怀疑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要退兵？”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冒进，中其计也。”
诸葛亮见司马懿军已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诸葛亮说：“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必疑有伏兵，所以不敢轻易冒进，而选择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且我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去，必为之所擒。”
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空城计。这里，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摆的是“空城计”，主观地以为一定会中计，所以不敢进攻；而诸葛亮是知道整个局势的。他们二人对这场博弈结构的了解是不对称的，诸葛亮拥有比司马懿更多的信息。当然，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完全是诸葛亮制造出来的，同时司马懿又没有分辨出真相才会有这种结果。
在这里，诸葛亮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弃城”或“守城”。其实在这场博弈中，无论是“弃城”还是“守城”，只要司马懿洞悉诸葛亮的行动策略，那么诸葛亮必为司马懿所擒。诸葛亮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司马懿知道自己的策略，所以他采用了空城计，以迷惑司马懿，使司马懿错误认为自己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了。
在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这场博弈中，诸葛亮了解双方的局势，制造空城假象的目的就是让司马懿感到进攻存在较大失败的可能。此时，在司马懿看来，进攻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而退兵的期望效用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也就是进攻的期望效用低于退兵的效用。诸葛亮深知司马懿对自己的了解，故布疑阵，使得司马懿朝着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退兵。
当然，司马懿对局势的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诸葛亮交手多次，并深知诸葛亮一生谨慎，不做险事。因此这一次，诸葛亮只有设定埋伏才可能如此镇定自若，焚香操琴。所以，司马懿觉得自己“退”比“进攻”更合理。二人博弈的结果是司马懿引军退去，诸葛亮得以逃脱。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古董商发现一个人用珍贵的茶碟做猫食碗，于是假装对这只猫十分喜爱，要从主人手里买下。猫主人不卖，为此古董商出了大价钱。成交之后，古董商装作不在意地说：“这个碟子它已经用惯了，就一块送给我吧。”猫主人不干了：“你知道用这个碟子，我已经卖出多少只猫了？”
这就是一个“信息博弈”的例子。古董商掌握“碟子是古董”这个信息，他认为猫主人不知道，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有利。可他万万没想到，猫主人不但知道，而且利用了他“认为对方不知道”的错误大赚了一笔。这才是真正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在行动之前尽可能掌握有关信息。当然，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未来将会面对什么问题，但是你掌握的信息越多，正确决策的可能就越大。
信权威但不能轻信
亨利先生被派往美国的新兵培训中心去推销军人保险。结果，在听完他的演说之后，100%的新兵都自愿购买了这种保险。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亨利先生的推销之术吧！
“我的孩子们，我首先要向你们解释一下军人保险所带来的保障吧。假如你们被派往伊拉克前线执行作战任务，很不幸你阵亡了，政府将会按照保险条款赔偿你的家属20万美元；但是如果你没有买这种保险，政府只能支付给你的家属6000美元的抚恤金……”这时，下面有一个新兵很沮丧地说：“这对于我来说能有什么用呢？即使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我的命啊！”听到这里，亨利先生不慌不忙地说：“我的孩子，你这样想就错了。你想想看，一旦发生了战争，政府会先派哪一种士兵上战场呢？买保险的还是没买保险的？”说完，亨利先生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结果毫无疑问，亨利先生的话彻底说服了大家。
我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他的专注《论衡·效力》中明确提出了“知为力”的思想，在1500年之后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信息就是权利。大家知道，知情权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权利之一，即人们发布和接受信息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要在法律的规范内）。为什么知情权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在掌握信息之后，通过理性选择，做出正确决定。但是通常我们对于各种外界所接收的各种信息，需要作出各种选择：“拿来”还是“接受”？不同在于：“拿来”的才是你的，而“接受”的不是。即使是好东西，也不会为你所有。
生活中，很多人在感到无所适从时，都会希望求助于专家，得到正确的指导。事实上专家或权威也会犯错，但还是对的时候多（否则他也就不能称之为权威了）。专家或权威因为拥有更多信息和更强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普通人更有价值。但是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即使权威也不可能全知全觉。这里有一个概率问题：好比某人获胜的概率较大，并不等于胜利已经属于他。
权威只是某一方面的，一旦超出了他所擅长的范围，他的意见并不一定比别人高明。可是我们时常忘了这一点。好多大人物就是因为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轻率发言而蒙受羞辱。如在“大跃进”时代，一位权威科学家撰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出于真诚，这位科学家的发言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他在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发言，可其他人并不知道在这方面，他懂的并不比别人多。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我们决定要不要听取专家意见时，还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吗？”如果你问怎样造一架飞机，一个技术权威会给你最有用的忠告；可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哪个队能获得世界杯，你在专家那里得到的就只是一个参考意见。2002年世界杯，一半专家看好法国队，可是这个上届冠军在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权威不是神，他只是比我们有更多知识或更深的理解。但他也必须依靠足够的信息、条件来作判断。如果条件是不充分的，他也就可能出错。即使条件充分，如果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充分，他一样可能犯错。
爱因斯坦曾说过，他不相信上帝在掷色子。他认为在无序运动背后，一定有某种规律。他用后半生寻找这个规律，却一无所获。当时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很为他惋惜，但都保持了对他的尊敬。因为爱因斯坦是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的。试想：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望，提出某种大而无当的理论，又会让多少人迷惑？
掌握信息，破解难局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给法国政府造成的沉重负担，戴高乐总统决定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谈判在秘密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只等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正式宣布会谈正式开始。当时法国驻阿的殖民军官们听到这一风声后，为了阻止战争的和平结束，密谋组织兵变。
戴高乐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但是阿尔及利亚远在非洲，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时居然没有什么良策来应付。这时，一位幕僚给戴高乐出了个似乎不着调的主意：把几千台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发到驻阿部队中。军官们认为，在蚊虫肆虐的热带兵营里，让士兵们听听法国流行歌曲，是一件好事，因此也没有干涉。
然而，在正式宣布会谈开始的那天夜里，法国士兵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戴高乐的声音：“士兵们！你们面临着忠实于谁的抉择。我就是法兰西，就是她命运的工具！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讲话的内容和用语，同戴高乐当年流亡国外指挥反法西斯斗争时，所发表过的广播讲话完全一样。这些士兵过去跟着戴高乐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自然仍跟他走。第二天早晨，军官们发现大部分士兵对事态的真相已经一清二楚，只能放弃了兵变的图谋。
再来看一个故事。有一个卖草帽的人，有一天叫卖归来，到路边的一棵大树旁打起瞌睡。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帽子都不见了；抬头一看，树上有很多猴子，而且每一个猴子的头上都有顶草帽。他想到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动作，于是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拿下来，扔到地上。猴子也学着他，将帽子纷纷扔到地上。于是卖帽子的人捡起地上的帽子，回家去了。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儿子和孙子。很多年之后，他的孙子继承了卖帽子的家业。有一天，他也在大树旁睡着了，而帽子也同样被猴子拿走了。孙子想到爷爷告诉自己的办法，他拿下帽子扔到地上。可是猴子非但没照着做，还把他扔下的帽子也捡走了，临走时还说：“我爷爷早告诉我你这个老骗子会玩什么把戏。”
有些信息可以在决策之前掌握，还有一些信息出现在决策的过程中，这就需要某些特殊素质了。比较聪明、敏锐的人可能在这个环节占据先机。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大意是说：用兵打仗，离不开运用诡计让对方错误估计我方的实力，错误判断局势。用利益诱惑敌人，用扰乱削弱敌人；敌人有实力，我方要作好准备；敌人过于强大，我要避免作战；在作战中要将其激怒，使其骄傲，使其疲惫，使其分裂，这些都能削弱对方的判断力和战斗力。这样，我方的行动才能出乎对方意料，打击对方的薄弱之处。
显然，要实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一方面要掌握对方的真实信息，同时要防止对方掌握我方的真实信息。
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的，试想如果我们有一颗料事如神的水晶球，那么作决策就不再是一件难事了：不但可以逢赌必赢，还可以把赢来的钱再做无风险且高利润的投资；拥有完美的另一半，还能在完美的环境里成功培育出完美的子女；更棒的是，绝不会搭乘可能出事的飞机或汽车。如此一来，不但生活有保障，更能活得充实又美妙。可惜，实际上我们无法掌握所有变因，更无力预测未来，甚至连自己将来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使得作决策变得困难重重，更别说多人决策、各持己见的状况了。
正如《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也只是一个虚构的完美故事，不太可能在现实里发生。你可能会想：如果换了我，尽管可能没有司马懿那么聪明，可还是能够活捉孔明。我们也可以设想，其实司马懿完全可以派出一个小分队搞火力侦察，探明虚实再作决断。这样即使孔明真的设下了埋伏，他的损失也不大；如果没有埋伏，就可以进攻活捉孔明。可见，在一个对等赌局中，所得大于所失，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
美军攻陷巴格达就是采用了这一战术。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溃不成军，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得已的“空城计”。美军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于是就连续派出坦克分队试探进攻，几次以后，发现对方确实无力抵抗，于是将巴格达一举占领。
中国成语“黔驴技穷”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黔地的老虎没见过驴子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甚至有点害怕这个家伙；可是经过几次试探之后，终于摸清了对方的底牌——“技止此耳”，于是冲上去干脆吃掉了毛驴。这就是一个逐渐掌握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