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

各个阶级的救国探索最终都归于失败，中国究竟走什么路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先进中国人面前。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事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新的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对于中国要求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合理要求则置之不理。继5月4日的北京学生游行之后，全国各城市青年学生都起来支持，并且从6月5日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界民众都行动起来，汇聚成一次涉及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先进中国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1920年2月9日，在北京通往天津的路上，因传播革命主张而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和护送他离开的李大钊，积极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这段惊险的历程，就是历史所讲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1年7月23日，13位来自各地的党组织选派的代表汇聚在一起，在上海秘密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使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预示着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必将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达到胜利的目标。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3个月中有30多万人参加了100余次罢工，这些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促使了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提出了经重新阐释了的“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还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由国共两党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农民、工人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史称大革命。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和南京，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北伐形势大好。但是，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工农革命运动被镇压了下去。

（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

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此前的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逐步开辟赣南、闽西和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

1．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实践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而毛泽东则“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把革命退却与进攻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了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策略方针和问题；同时，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农村重新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并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

随后，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其中比较著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有：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份。其中，闽浙赣、赣南闽西和湘鄂赣三个根据地几乎呈半圆形对南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洪湖、湘鄂赣和湘赣三个根据地则呈弧形对长沙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根据地毕竟多处于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着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的。

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等苏区和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多人。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标志着在中国领土之内已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一个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推进革命发展的普遍愿望，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服务人民的初步尝试。在其后几年时间里，进行了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2．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果断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却又出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和破坏最大、最严重。

1933年9月，在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排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而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作法，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损失极为严重，数载浴血奋斗才建立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党的组织被敌人破坏达90%以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陆续长征。

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挥员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军屡次失利，现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中央红军主力虽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等也尊重和支持毛泽东。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使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尽管它在当时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它却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八年抗战首创百年纪录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提出为标志，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却仍将兵力用于“围剿”工农红军，对日本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陷。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实行“华北特殊化”，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哭谏”无效之后，毅然实行“兵谏”，扣留前来西安逼迫他们攻打陕甘红军的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开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国性抗战开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全力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恪守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方针，大力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大力推进大后方工作，并通过延安整风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被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找到了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百年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枢纽。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了根本前提；抗日战争中民族精神大弘扬、民族意识大觉醒、民主力量大发展，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成长为全国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领导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在转变，中国国际地位的大提高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象征。

（四）解放战争决胜新中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但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国并没有到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仅仅五个月后，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国民党的兵力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

但是，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同时，官员们极其腐败。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谁有金条，谁就有理，百姓称其为“有条有理”。上海《大公报》的社评中写道：国民党政府的做法“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这就注定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必然失败。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与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溃败，共同奏响着蒋介石政权最后的挽歌。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其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做进京赶考，希望能够考试合格。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展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当时，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明确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率领全体政协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这也是为即将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奠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