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

（一）中国社会由盛转衰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曾创造过彪炳全球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放射出炫目迷人的光彩，在人类文化史上涉下辉煌的足迹。灿烂的中华文明，特别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唐文明曾吸引了无数海外学者到中国留学，中国成为当时知识的象征。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多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进入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和发展，而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外扩张，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即将到来，也由此拉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幕。

然而，这种文化优势在近代社会悲壮地衰落了。面对世界性近代化、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脚步却姗姗来迟。西方社会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就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我们才产生了历史危机感，才明白了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已不是洋人的罗曼蒂克，而是一个民族生存的保障，于是，中国的仁人志士才开始了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而真正拉开了现代化帷幕。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发展之履迈得如此艰难？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一次次夭折？让我们随着世纪回眸的镜头，去追寻它的答案。

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式中央政府。它有力地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新生。而18世纪时的清王朝还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正处于“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整个国家处于中央集权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当时中西文化交往频繁，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者纷纷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地球图、钟表、仪器、火炮等科学技术，在这些科学技术的幕后已蕴含了西方社会的大变革。这本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清政府没有读懂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所蕴藏着的巨大变化，陶醉于“中央王国”、“天朝上国”、“中国即天下”的梦幻之中，没有及早地看清世界形势与潮流，固步自封。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只限于宫庭中的玩物，对统治阶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首席军机大臣和珅对“欧洲新发明的日多一日”不屑一顾，执掌国家军事的福康安则认为欧洲新式火器操练法“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练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就这样，清政府坐失良机，白白丧失了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大好时机。

清王朝统治时期，虽然也曾有过“康乾盛世”，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程来看，它已处于封建社会的暮年时期。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正当中国封建社会日趋保守衰落时，西方各国陆续告别中世纪而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落后了，成为弱者；一个进步了，成为强者。正是在这种中西局势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中国进入了近代。

（二）鸦片战争与殖民沉沦

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英国为了获取暴利，改变对华贸易长期的入超状态，这个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居然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了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以此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烟，这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但英国政府却借口中国禁烟损害其外贸收入，发动了侵华战争。

1840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入侵中国，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并继续北上。此后两年中，清政府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议和。在这场从海上而来的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败下阵来。以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白银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所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些领土被割让出去，而且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在中国强占租界。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历史的发展自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是在被西方掠夺者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压榨下的畸形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受西方列强控制而又保持形式上或名义上的独立的社会。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发生扭曲，严重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

从经济上讲，这一社会既有封建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大量的个体经济，而以封建主义经济占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既有外国资本，又有民族资本，还有官僚买办资本，而后以帝国主义资本占垄断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从政治上讲，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处于许多西方列强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的长期不统一状态。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主权分裂，形成“国中之国”、“权中之权”。列强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进步运动，中国人民没有独立与民主。

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内河航行权、掠夺华工权、驻军权、传教权、办学权、办报权等一系列特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操纵和控制，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皇。

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庭”，仰帝国主义的鼻息而苟延残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任何一次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进步运动都遭到了来自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联合镇压而终至失败。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自由。

（三）早期国人的救国探索

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鉴往知今。当我们满怀信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回首那段屈辱悲怆壮烈的中国近现代史，反思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现代化艰苦卓绝的追求。回眸19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沧桑旅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早期国人的救国探索全部归于失败，我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大的发展机遇但最终一一丧失。

救国探索之一：地主阶级开明派的“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西方侵略者正处于战后休整时期，形势相对平静。这一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列强进攻中国的隆隆炮声中觉醒了，他们迫切地呼吁清政府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一批由中国人编写的西学书籍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有林则徐编写的《四州志》、《华事夷言》，有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还有李兆济《海国图记》、姚莹的《英吉利图志》、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杨炳的《海录》等。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西学书籍至少有22部。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籍，大胆地揭露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介绍了西方国家“广设学校”，各有所学的教育制度，介绍了美国、英国的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和首领任期制。在这些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的注意、羡慕和赞誉中，已经模模糊糊地反映出首批“睁眼看世界”者们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此外，这些西学书籍还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尤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愿望和要求。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10年间，正是中国地主阶级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接受西方的开始。而学习西方，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路程的第一步。如果清政府抓住了时势造成的大好契机，接受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抓紧这10年时间奋发图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有所为的。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没有从失败中清醒与振作起来。《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反而产生了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他们继续在醇酒美人中逍遥自在，视改革与发展为“多事”。中国又一次丧失了机遇。

救国探索之二：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富国强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一度对华采取“合作政策”，出现了“中外相安，长年无事”的暂时稳定局面。在国内，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农民起义也相对沉寂了3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此时，西方列强加速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中国的东邻日本也迅速崛起。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被侵略的危险。时代再一次要求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营垒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了这种机遇，认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试图移植西方近代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急切地要在中国加速建立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海军。并大声疾呼：“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在他们的呼吁和推动下，终于引发了一场被称作“洋务运动”的改革与发展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最早引进了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创办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民用等近代化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但是一些顽固派官僚斥变革为“以夷变夏”、“数典忘祖”，反对办新式厂矿、铁路、学校、新式陆海军，反对造船购械，反对出国留学。再加上洋务运动的本意并非要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是依仗其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宝座。他们的“富强”目标，由于缺乏一套切于实际的、合理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程序而陷于空幻。他们兴办的洋务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救国探索之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由其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刷新内政，抵御外侮，企图把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近代化国家。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面临的最大课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当其冲，率先发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得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立刻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子，上皇帝万言书，痛陈《马关条约》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表明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成为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运动。此后，为了争取上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了《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康有为共八次上书，主张效法俄、日，以君权厉行变法，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决心。1898年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又发起成立了有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两百余人参加的保国会，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激荡，促使光绪帝下定决心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光绪帝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谕令，从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起，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止，共103天，故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

戊戌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经济上全力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羁绊和皇帝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君主立宪制。它点燃了爱国与民主的火炬，敲起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推动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成了中国民主革命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光绪皇帝颁布的广开言路、提倡西学、裁撤旧衙门、奖励农工等新政措施冲击了封建制度，开阔了人们眼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传播，符合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向。

然而，这次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的命运。9月21日凌晨，慈禧经过精心策划，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由她“临朝训政”，继而逮捕和屠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友人帮助下逃出国门，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其他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判刑罢官或被抄家放逐。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夭折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又一次被断送。

救国探索之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族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全面控制下，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心充当“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王朝成了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标志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全国涌现出一批革命团体和爱国组织，在各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组织准备。1905年，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它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三民主义力图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等各种问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最为进步和完整的学说。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努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它使长期以来蕴藏在亿万民众心中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热潮。这场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改造中国的一次伟大实践。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然而，正当人们沉醉于建立民国的凯歌之时，风云骤变，悲剧的命运已暗暗袭来。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步步进逼，胁迫革命党人向他交权。革命党人以袁世凯答应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向袁世凯交出了革命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消亡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窃取，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民国徒有虚名，政权的实质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或“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联盟的专政”。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们长达十余年孜孜以求的救国目标得而复失，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救国方案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通晓自己的过去，更主要的是一本教科书，可以使我们吸取经验教训，拨开迷雾，指导未来。当我们把视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的沧桑历史收回到现实，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会得出一系列历史性的结论：第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第二，近代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救国探索失败的主观原因。第三，必须从国情出发，走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近代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道路，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这就是通过革命解决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入手。这条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