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品瓶(1)

明代中晚期，花艺繁盛，江南世家大族的宅院内，凡起居之所、宴客之堂、读书之处，莫不盛行以鲜花插瓶装饰。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

【原文】

凡插贮[1]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2]，因乎时也。堂厦[3]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4]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注释】

[1]插贮：指鲜花的插制、存放。

[2]磁：通“瓷”，此处指瓷器。

[3]堂厦：指房屋的正厅、堂屋，古人常作“华堂广厦”之语，形容建筑的华美轩敞。苏轼所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其中有“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之句。

[4]神祠：祭神的祠堂。古代的神祠文化较为繁盛，各地都建有祭祀的庙宇、祠堂，世家大族也大都设有祭祀的家庙。

【译文】

但凡插制鲜花，首先需要选择花瓶。春、冬两季用铜器，秋、夏两季用瓷器，这是依据时节变化而选择。厅堂广厦适宜用大尺寸的花瓶，书房适宜用小一些的花瓶，这是依据场所的不同而选择。花瓶的材质上，崇尚瓷器、铜器而鄙薄金器、银器，因为前者更显清雅。忌讳花瓶上有环耳，忌讳将花瓶成对摆放，因为那样让人联想到祭祀的神庙。瓶器的开口要小而底座要厚重，因为这样方能放置安稳，聚气不泄。

【延伸阅读】

“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堂供之花和日常居室插花大为不同。“堂供”是一种特殊的插花形式，通常是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庆时，于华堂广厦之处所放置的瓶花，因具有象征性和礼仪功能，故而插花风格典雅隆重、富丽堂皇，花器自然也要用贵重大气的瓶器，方为相衬。

堂供的风俗在宋代已盛行，如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华春富贵图》，高大的瓷器花瓶中插着数枝硕大的牡丹，整体花形昂然向上，生机勃勃。元代的《丰登报喜图》和另一幅端午节庆插花，则为节庆时插花的经典之作。明、清两代，堂供更为流行，且花材使用繁多，构图丰富，呈现出富贵繁盛的景象。

【名家杂论】

明代中晚期，花艺繁盛，江南世家大族的宅院内，凡起居之所、宴客之堂、读书之处，莫不盛行以鲜花插瓶装饰，故而桃柳迎春、风荷并举、芙蓉金菊斗馨香，皆可为室内之景。而插花之要务，首先在于选择花器。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明代人对花器的选择极讲究，花器的材质、形态、尺寸、摆放方式，皆有细致要求。

花器以质地而论，有铜、陶、瓷、金、银、竹、木等材质。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清雅之美，江南一带尤其如此，故而花瓶以瓷器、铜器为时尚，而忌讳用金器、银器。试想一枝粲然绽放的红梅，或一束暗香涌动的白菊，若插在铜瓶中，便有古雅厚重之内蕴；插在瓷瓶中，亦见轻灵高洁之意趣。若插在黄灿灿的金瓶里，便庸俗不堪，插在银瓶、锡瓶里，更是不伦不类，花与瓶两不相称。

瓷器一贯是插花的首选。单以瓷瓶的造型而言，有梅瓶、如意瓶、长颈瓶、葫芦瓶、双耳瓶等，但插花而论，适合插花的，应当是口小足厚、放置安稳的瓶器。这种择瓶的偏好，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瓷业中心景德镇，晚明时流行的青花筒瓶，便是适合插花的瓶器。筒瓶开口小，重心低，插花后放置安稳。“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在华堂之中，以大瓶来插花，多是插牡丹，显得华丽大气。居室中的插花，则以小巧灵动为旨意，如折取一束淡雅栀子花，或几枝馨香的桂花，插入瓶中，满室清芬，令人见之忘俗，居室的整体格调便显出高洁素雅。

以铜瓶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明代，极为常见，为文人所钟爱。晚明的画家陈洪绶喜画瓶花，尤其善画铜瓶插花的图景。铜瓶是陈洪绶最喜欢的绘画题材之一，他流下的传世名作包括《品茶图》《诗酒待琴图》《铜瓶白菊图》等。他喜用硕大的古铜瓶插荷花，如《品茶图》中，两位幽居高士，相对而坐，似为一主一客。蕉叶铺地，主人坐于其上，旁置茶炉壶具。客人坐一怪石上，以一方奇石为琴台，身旁还放置一硕大的古铜瓶，铜瓶中两株荷花开得正艳。此时，琴弦歇，茶正熟，两人手持茶盏，四目相视，正闻香品啜，耳边琴声犹在，身后瓶花菡萏清香。陈洪绶用富有韵味的古铜锈，将铜瓶的古铜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铜瓶色泽厚重，线条坚实有力，一派古朴韵味，与幽居高士的气质融合为一体。

瓶花的摆放忌呆板、对称，因明代的瓶花艺术讲究天然性灵之美，如袁宏道所说：“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文人雅士尤其推崇此种自由式插花，在他们看来，瓶花或舒展灵动、或轻盈妩媚、或古雅厚重，都以天然意态为特色，不必追求齐整、对称的仪式感。若成对整齐摆放，那便不是幽居的高士所为，而更像是在家庙祠堂拜祭的迂腐老儒了。实际上，确实也只有祠堂才将花瓶成对摆放，显出庄严肃穆之状。对于秩序感的厌恶，几乎是隐逸者性格中的共性，他们若喜欢程式化、仪式感强的东西，便不会栖身林泉间，过逃避世俗的隐居生活。瓶花既然是幽居逸事之一，更需独抒性灵，不落俗套。

【原文】

大都[1]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2]，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

【注释】

[1]大都：多数、多半。柳宗元《永州八记》：“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2]一尺：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31.1厘米。

【译文】

多数情况，选择花瓶的器型，宁可细瘦而不要过于丰满壮硕，宁可小一些而不要太大。花瓶最高不要超过一尺，用六七寸或四五寸的瓶器来插花最好。如果花瓶太小，则供养的鲜花存活时间不长。

【延伸阅读】

花器尺寸，以瘦、小为佳，这依然是自由式插花的风格。

自由式插花讲究性灵，崇尚天然韵味，并不追求富丽堂皇，故以细小瓶插数枝花已然颇有乐趣，所谓“翠叶金花小胆瓶，轻拈微嗅不胜情”，便是此种光景。

以瓷器来看，出自宋代名窑的花瓶，大都尺寸较小，如哥窑、定窑的胆瓶、弦纹瓶，都属此类，瓶器细小而瘦，如纤弱的美人，只能插得数枝小花。这一类花器，可参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哥窑青釉弦纹瓶，高20.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7厘米，细长颈，扁圆腹，腹部虽鼓而不显臃肿，整体具有纯朴、典雅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张谦德理想中的花器。

而明清两代的花器，以瓷器而论，尺寸逐渐变大，器型也趋于丰满壮硕，如故宫博物院藏的明嘉靖青花花鸟纹梅瓶，高44厘米，另一款明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63.4厘米，显然大大超过了张谦德设想的最高尺寸。

【名家杂论】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评论，可视为明代文人插花的典型言论。虽然“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堂供之花固然富丽堂皇，但文人研究插花，往往更重视后者，即居室、书斋中的小型插花。就书斋而言，张谦德认为“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高濂、屠隆等人，如屠隆说花瓶“其式以胆瓶、小方瓶为最”。但屠隆还补充了一句：“若养兰、蕙须用觚，牡丹则用蒲槌瓶方称。”选择花器的形制、尺寸，需要结合花材来考虑，比如牡丹就不适合插在细瘦的小胆瓶里。

也有人喜用高且壮的花瓶。比如自诩清高的陈洪绶，他画中的瓶花，其花器也不乏壮硕者，如《诗酒待琴图》，图中老仆抱着的花器，虽只露出上部，看起来却极为壮硕。而另一幅图中，侍者所抱的瓶花，花器亦有雄奇之美，绝非细瘦。

实际上张谦德所列的瓶器尺寸，大抵只适用于出自宋代名窑的花器，且梅瓶还不能包含在内。梅瓶虽然自宋代开始流行，但器型丰满肥硕，且颇为高大，并不符合细、瘦的审美标准。可知张氏家族平常取来插花的，大都是出自宋代哥窑、定窑之类的窑器珍品，他看着习惯了，便以为这是花器的标准尺寸。其实明代花器的尺寸，已然不同于宋代，以细、瘦为美的固然有之，以壮硕为美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梅瓶，在明嘉靖、万历时期，就已较前期明显增高，形体渐大，乃至一款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有63.4厘米。而清代的花瓶，高大肥硕者比比皆是，如乾隆时的釉彩大瓶，有高达86厘米的。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讲究，可知他在此事上的细致用心。最近这些年，常见网友揶揄某富二代公子“为娱乐圈操碎了心”，其实家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后代确实不需为衣食发愁，闲来无事，兼又精力过剩，只能为闲事操心。晚明时的许多文人也属于“为××操碎了心”的类型，只不过他们的文化底蕴好，情趣高雅，就算操心，也都是雅事。如高濂说：“故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高濂闲来无事，一颗心都用在考证青铜古器、书画、古玩上，对这些闲事，用心之极，纤毫毕至。这显然也道出了张谦德的心声。

明朝国祚有二百七十六年，到明中期，江南一带已是极为富庶繁华，世家大族云集，故而富贵闲人极多。闲来无事，便好操心——若不为俗事操心，便为雅事操心；不为谋生操心，便为赏玩操心。张谦德父子，以及著《遵生八笺》的高濂、著《长物志》的文震亨，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并非富二代，乃是富了许多代，如此这般，才成就了高山仰止的名士风范。

【原文】

铜器[1]之可用插花者曰尊[2]、曰罍[3]，曰觚[4]、曰壶[5]。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

【注释】

[1]铜器：指青铜器，原为商周时期的古器，明代用来插花的，多为宋以后的仿制品。

[2]尊：今作“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当时被作为礼器和盛酒器，其形制为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尊盛行于殷商至西周时，春秋后期已较为少见。

[3]罍：先秦时期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诗经·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宋代以后，有仿古青铜罍传世。

[4]觚：青铜器，用于饮酒，也用作礼器，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明代曾有大量仿制青铜觚。

[5]壶：指青铜壶，商周时期青铜器，西周时多为盛酒器。

【译文】

可以用来插花的铜器，有尊、罍、觚、壶。古人原本用来盛酒，如今取来插花，好像很合适。

【延伸阅读】

上古的青铜器为珍贵器物，历来为皇宫内府的秘藏。如罍，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武是当时有名的古物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一件罍，被视为至宝。刘武死前立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意思是千万不要把罍给外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史称梁平王，他的王后得知府库中有一件罍，便向刘襄索要。刘襄宠溺任王后，便不顾祖母的反对，强行将罍取出，送给王后。后有人将梁王与祖母争罍之事告于朝廷，汉武帝认为梁王极不孝，下令将梁国削去八座城池，并将其王后斩首于市。这件因罍而起的祸事，史称“梁王争罍”。

既然早在西汉时，罍、尊一类的青铜器就已经如此稀有，那么，明代人能随手拿来贮水插花的，多半是仿品。当然，用真的古器珍品来插花的，也不乏其人。晚明是一个奇葩迭出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文人幽客的种种逸事，往往超乎后人的想象。

【名家杂论】

青铜器在商周时代，为传国重器，其尊贵而崇高的地位，是其他器物所无法比拟的。而张谦德觉得青铜器可用来插花，插上花后，看来看去，还觉得颇为合适……可知晚明时代，传统礼制的一些观念，对于江南文人的约束，已经非常薄弱了。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明代大量仿制先秦的青铜器，仿制品的流行使昔日尊贵的器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文士也受用得起，乃至随手就取来插花。

仿制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金石学兴起，名士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于是以内府所藏的青铜礼乐器加以仿照，以作为郊庙之用。宋徽宗尤好此道，常命良工巧匠仿制他新得到的古器。宣和年间，王黼奉徽宗之命编纂了《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的青铜器之精华，后世的仿制者也因此有了参考的范本。明代延续了宋代的仿古之风，乃至仿制的规模更大。如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见当时郊坛宗庙和内府所陈设的铜器，造型太粗糙，非古代形制，于是很不满意，下诏要工部依照宋人《考工图》《博古图》等书所记载的商周器型来仿制。宣宗有如此雅兴，也因当时铜原料储备丰富，宣德三年（1428），暹罗国进供风磨铜数万斤，于是宫廷有足够的铜料来做铜器。这样第一批就做三千三百余件，质地优良，造型十分古朴雅致。后来宣宗又命追加，铸造的铜器总数达到一万多件，辗转流传至各地。由此，明代用铜器的风气日甚。宣德年间的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撰了《宣德鼎彝谱》，记载了当时的铜器器型，嘉靖年间，此书得以在民间流传，清代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