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瓶花谱·序

【原文】

梦蝶斋徒[1]曰：幽栖[2]逸事，瓶花特难解[3]，解之者亿不得一。厥昔[4]金润[5]龆年述谱[6]，余亦稚龄[7]，作是数语。其间孰是孰非，何去何从[8]，解者自有定评，不赘[9]焉。乙未[10]中秋前二日书。

【注释】

[1]梦蝶斋徒：张谦德为自己取的别号。他原名谦德，十岁时改名为丑，故又称张丑，字广德，常署的别号有青父、青甫、清河牛郎，晚年号“米庵”，斋名有真晋斋、宝米轩等。“梦蝶斋徒”出自“庄生梦蝶”的典故，是张氏推崇老庄之道的表现。

[2]幽栖：幽僻的栖止之处，指避世隐居。苏轼《自笑》诗：“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

晚明时，政局动荡，科举之路亦不畅，江南文人多隐居不仕，以山人、幽客自诩，如陈继儒隐居小昆山，著有《岩栖幽事》。张谦德的父亲张应文也是终身未履仕途，平素以古器书画自娱。张谦德著此文时年纪尚轻，或许是受父亲影响，已然有隐居之志，故以隐士自喻。

[3]难解：指难以领悟。王逸《楚辞章句》中有“肝胆系结，难解释也”一句，指心结难以化解。“解”字亦多用于佛经中，指对于佛法真意的理解和证悟，佛经的开经偈中有“我今奉行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之句。

[4]厥昔：昔日、当初。“厥”在此处为代词，相当于“其”，为句首发语词，无实义。如《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开篇之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里的“厥初”，通常译为“其初”“当初”。

[5]金润：明代书画家，字伯玉，又字静虚，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幼即嗜学，年十二能赋诗，正统年间乡贡，授兵部司务，为于谦所重，每与之咨议兵事，后擢升为南安知府。精通音律，工书画，书法类赵孟，山水法方从义，所画山水天真横溢，工整简淡，构图严谨，疏密有致。有《溪山真赏图》存世，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6]龆年述谱：指金润在年幼时就能著述书籍。古时女孩七岁称髫年，男孩八岁称龆年，故以“龆年稚齿”泛指幼童时期，《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论》：“龆年稚齿，养器深宫，习趋拜之仪，受文句之学。”据说金润早年也曾编著《瓶花谱》，但此书已失传。

[7]稚龄：指稚齿年少时。唐王绩《游北山赋》：“忆昔过庭，童颜稚龄，何赏不极，何游不经。”张谦德作《瓶花谱》时年方十八岁，故自称稚龄，有自我嘉许之意。

[8]何去何从：去，去除；从，跟随。该去除什么，跟随什么？《楚辞·卜居》：“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原是形容心中惶惑、无所适从，现多指在重大问题上选择什么方向。

[9]不赘：不累赘、不多余。北宋胡安国《春秋传·隐公四年》：“《春秋》立义至精，词极简严而不赘也。”后用为书信结尾的套语，意谓不再多言。

[10]乙未：乙未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

【译文】

梦蝶斋徒说：避世隐居时的闲雅逸事，以瓶花之道的精髓最难领悟，谙熟此道的人寥寥无几。追溯往昔，金润在幼年时就能著述《瓶花谱》，我也是在稚齿年少时，写成这些文章。这其中谁对谁错，如何取舍，能领悟此道的人自然有公正评判，我不再多言了。写于乙未中秋节前两天。

【延伸阅读】

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云：“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晚明时，江南文化繁盛，雅士云集，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文人群体。幽人雅士常在精心营建的私家园林中雅集，宴饮游乐、诗词唱和。园林既美轮美奂、如诗如画，其居室布置、玩赏器物，自是非比寻常，须得品味不凡，清雅有致。这种刻意雕琢，是文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的理想情境。于是，诸如《长物志》《遵生八笺》《考槃馀事》《瓶花谱》《瓶史》等种种书籍应运而生，为此种雅致生活提供相对权威的参考范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头戴礼帽、手拎一把雨伞代表绅士形象一样，处在江南繁华锦绣之地的文人，亦认为谙熟瓶花之道乃文士阶层的必备修养。

【名家杂论】

瓶花艺术，或许是源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佛前供花，唐宋时以瓶插花已经颇为流行，而在晚明的江南园林中，追求博雅生活的文士阶层对于瓶花的推崇，无疑达到了极致。张谦德说“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可知瓶花对于幽人雅士的意义。幽栖林泉之间，岂能无花相伴？高士的案几之上，若不折几枝鲜花以供清赏，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故而晚明画家陈洪绶的人物图，但凡幽居高士，必然与瓶花为伴，或持莲，或赏菊，或折梅，乃至在硕大的花瓶中插一根遒劲的枯枝，亦是神来之笔。

故明代瓶花艺术的最大特点，即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钟爱。如果说瓶花魏晋时乃是佛前的供品，唐宋时是宫闱殿堂里的装饰，到了晚明，则是文士的雅尚，是幽居之伴、隐逸之侣。这一时期，文人对于脱俗生活的向往，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他们多半隐居于幽静的私家园林中，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里。据《林下盟》记载，当时文人“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生活悠闲而精致，浑然不理俗务。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明代中晚期，朝政日益腐败，国事日非，且边患严重，内外交困，官场中人饱受煎熬，故而江南的文化精英大都不以仕途为重，转而追寻一种寄情于艺的闲适生活。江南一带远离京城，并非政治中心，且风物美好，经济富足而生活闲雅，于是一众士人都能想得开，与其冒着风险追逐官场功名，不如清高自适，偃息林泉，追逐云月，过自己舒适安逸的小日子。

王世贞的故事或许能说明江南文人不热衷仕途的原因。太仓王氏家族，世代清贵，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官至兵部左侍郎，才干超群，却因得罪了当权的严嵩父子，在滦河战事失利后被打入大牢。王世贞与弟弟世懋至严府求情，“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假意宽慰，背地里却下狠手。1560年，一代儒将、“白首筹边，赤心报国”的王忬竟被斩首于西市，其状惨烈之极。王世贞兄弟二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王世贞从此看淡仕途，在家乡构筑弇山园，占地七十余亩，亭台轩榭，极尽园亭林木之盛。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王世贞一生几经宦海沉浮，但精神却始终归于林泉之间。

有的人，即便未遭打击，亦不愿为官，如无锡人安绍芳。他的祖父安国建了一座园子，园中有水池，惜乎面积不大，有一年正逢无锡大旱，受灾的百姓很多，安国便开仓赈灾，附加条件是替他挖池子。于是灾民蜂拥而至，每天有近千人来吃饭，吃完饭就替安家干活，挖池子，人多力量大，不久便挖出了一片数百亩的大水域，烟波浩渺，景致盛极一时。安绍芳继承了家族造园的传统，他原本是进士出身，有前途，却毫不犹豫地辞官回乡，经营家族的园林。后来他姐夫秦耀官场失意，安绍芳心中窃喜，连忙怂恿秦耀回乡建园，秦耀于是也建了一座园子，就是如今的无锡寄畅园。可见幽栖隐居者中，奇葩众多，逸事亦不少。

传统文人要“文以言志”“文以载道”，晚明时代的文人却选择了远离官场，不受此旧观念束缚，而是以适志、自娱的方式，过一种寄情于物、闲适高雅的生活，自由地抒发个性和情感，风流自喜，洒脱自如。故而居室陈设、案头清供、文房器皿、园林建筑，皆成为文人关注的兴趣点。瓶花之受重视，亦在于此。

若论晚明江南的隐逸文士，张谦德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和著录家，其家族为昆山望族，书香浓郁，且有收藏之雅习，尤其精于书画收藏，张谦德在《清河书画表》自序中说，“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张氏家族所收藏的书画，有诸多传世珍品，如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二谢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赵孟的《三山秋爽图》、宋徽宗的《梅花鹃鹤图》……这样一份收藏目录，足可以媲美国家级博物馆。可见张家的家藏之丰硕，财力之雄厚，在文化圈中的人脉之广阔。

张家为官宦世家，张谦德的祖父张情，是嘉靖年间的进士，曾在南京兵部任职，叔祖张意也是科举出身，曾任工部主事，父亲张应文为监生，才华出众，然而屡试不第，遂弃科举，以古器书画自娱。张家与吴中一带的旧家世族关系密切，与文征明家族是姻亲，张应文则与王世贞是莫逆之交。故而张家不仅家学渊源，亦处在文化精英社交圈的辐射之中。

张谦德生于1577年，卒于1643年，是为崇祯十六年，第二年李自成便打进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因而张氏很幸运，未经历明朝覆亡的腥风血雨，在隐居中悠然度过了一生，平安终老。张谦德喜欢著书，这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专长。张应文博学闲雅，著作颇丰，著有《清秘藏》《罗钟斋兰谱》《彝斋艺菊谱》《罗钟斋集》《巢居稿》等。这对张谦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江南望族文化底蕴的积累，非一时之功，乃是数代人潜心治学的结果。正是基于书香望族的深厚积淀，张谦德才能在十八岁时作《瓶花谱》，将瓶花的妙处为读者一一道来。所谓“家学相传，前辉后光”，江南的人文渊薮，便是这样传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