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们的理想不被左右（5）

上小学时，他用上街卖粽子攒下的4元钱买了第一件乐器——一把笛子。他模仿着会吹笛子的邻居小哥的动作，听着电台，跟着感觉学吹，练着练着就学会了。中学时，老易参加了学校的民乐团，不到一年就成了队长，为了顶上队里的缺，他很快又自学了扬琴、阮、二胡等许多中国乐器。

“我很勤劳。”老易不承认自己有音乐天赋，“我想做好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有动力，会非常努力，不管费多大的劲我都要做到。”

我们边吃边谈，身后响起巴赫的协奏曲。老易的粉丝小戴提醒我们，要仔细听老易家的音乐，他把这称为“洗耳朵”。对于小戴这样的粉丝兼发烧友来说，老易家的碟与音响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净化耳朵的地步。小戴今年33岁，广东人，10年前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恰逢老易在南大办音乐讲座。“那晚太震撼了，雨果唱片制作的‘圣手箫王’张维良的一张《醉笛》瞬间就把我‘毒’倒了。”从此，他就成了雨果的忠实粉丝。

不过老易却说，当初创办雨果唱片是“无心插柳”，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出色的乐手。

1977年中学毕业，已经小有名气的老易应当时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指挥吴大江之邀，担任香港中乐团二胡演奏员。1979年，他又转到香港音乐事务统筹处工作，担任更多幕后的统筹工作。工作之余，他还在香港中乐团、爱乐民乐团等乐团当指挥。老易喜欢收集录音设备，也常常把乐队的彩排录下来，拿回家去订正。有的录音录得精彩，就不断有朋友劝他出版。1984年，还真有一家新加坡唱片公司为老易出了三张指挥专辑，在新加坡的反应也不错。

后来，一些香港公司知道了老易会录音，就请他去帮着录古筝、二胡等一些民乐。因为当时有正职，收入也不错，老易也只是在暑假时去接些活。然而，出了十几张民乐专辑之后，老易和音乐公司开始有了矛盾：“之前录的琵琶、古筝都是些受欢迎的传统民乐。我想录古琴，他们不愿意。”

有些不甘心的老易自己制作了三盘古琴磁带，但他熟识的公司都觉得没有效益，不愿意出版。于是他又试着给宝丽金、HNH、EMI三家大公司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出版，两封信石沉大海，HNH倒是回了信，却是拒绝。

就这样，为了做出自己喜欢的音乐，老易决定创办自己的唱片公司。

“我心里也没有不服气，只是觉得不应该嘛！这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音乐。”25年后回忆这一段，老易没有一点激动的情绪。他说自己很少有情绪的波动，是个理智的人。不过有时理智的老易也会达到“一根筋”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北京故宫里有个古琴专家叫郑珉中。为了请他录制古琴音乐，老易专程去故宫找过他三次。但最终郑珉中还是以有个同门师兄弹得比他好的理由拒绝了老易。“我心态很平和，不录就不录。”老易一脸淡然，但说起每一次去找郑珉中，在故宫里走路走到“半死”的情形，我们还是能还原出当时那个“不管费多大劲都要做到”的老易。

1988年，雨果唱片发行了专辑《广陵琴韵》，汇聚了张子谦、戴晓莲和成公亮三代同门大师。这张唱片不仅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也成为了民乐中的经典。1991年，录完这张碟不久，张子谦与世长辞，这张碟成了他的绝唱，也为中国民乐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一席家宴持续了2个多小时。在享受完最后的一道甜品“鲜奶芋头”后，老易开始对我们这些“唱片菜鸟”进行“拯救性”的启蒙。他走到唱片机旁边，拿出一张CD：“你们现在要听到的是日本的最高水平。”这是一张邓丽君的唱片，老易试播了十几秒，然后停下来说：“现在来听听我们自己录音的最高水平。”同样的前奏再一次从音响里漫了出来。

老易停下了这张CD，又换回刚才的日本版。我们反复试听开头的这一段，来回三次，这两张CD所蕴涵感情的差别也一次比一次明显。最后，小戴的一番话点出了我们无法确切形容的区别：“老易的唱片是还原歌手或乐器的原音，而其他唱片公司出的碟只是在取悦人的耳朵。”

“我们的碟和别人的不一样，它会让人感动，从来没有过的感动。”老易取回CD，轻轻地盖上盒子说。

不容易赚钱的生意

老易不紧不慢地开车从小区里出来，街道本不狭窄，但却因为违章停了很多车而拥堵起来，一辆车还突然停在了路的正中央。老易抱怨着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什么都走捷径，不考虑长远，不会为他人着想。”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易除了看不惯以外更多的还是无奈，“这样的事太多了。”

家宴后的第二天，老易带我们去他的录音棚参观。录音棚是一套跃层的住宅，楼下的客厅被改造成一个大型录音室，楼上的房间则被重新装修成五个小录音室。老易告诉我们，这个录音棚里的设备已经达到了国内最顶尖的水平，每个房间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来帮助加强录音效果，或者用行话说叫“还原”，还原声音本来的质感、演奏时的相对位置和真实的感情。

老易让他的助理小文拿出他的一些“珍藏”（录音器材）。“这支麦， AKG422，是我们雨果的第一位‘员工’。”他指着一支看起来很普通的麦克风说。“这支，Neumann cmv563，就是蔡琴拿着拍专辑封面的麦。”他又拿出另一支镶嵌着一颗蓝宝石的银色麦克风说：“是1947年德国造的，质量非常好，从1951年进入中国，到被我买到，再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坏过。”他叹了口气：“所以我说‘温故而知新差’——现在的东西，质量都很差。”

老易一边向我们展示他的收藏，一边向我们谈起了“生意经”。

“两三年前，我们一个月做两三张碟，现在一个月只做一张了。”老易说。

“为什么？”

“因为我太忙了。一个月给大公司做加工服务，要做五六张碟。”他回答，“而且大公司有个不好的毛病，总是希望你在第二天就完成交给你的活。”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加工？”

“给大公司做服务没有风险，自己出碟还是有风险的。”他继续说。老易自己有个“三三四”经验，即雨果出版民乐，十张里基本上是三张赚钱，三张亏钱，四张不赚不亏。所以在民乐这一块，雨果是勉强持平。真正让雨果唱片维持下去的，是它的录音技术。雨果每年都为大品牌的很多母带提升录音品质，包括环球、华纳、索尼等都是雨果的客户。“这些大公司都是在了解了雨果的录音技术之后，自己找上来的。”

“在中国做唱片太难了。”老易感叹。

在老易看来，就像在小区里开车，中国的环境就决定了很多事情是作为个人再怎样也无力改变的。

雨果刚成立时，因为是香港公司，在内地拿不到音像制品的出版编号，只好找内地的一些公司做代理。很多公司看见雨果碟卖得好，便直接盗版再拿出来卖。雨果为了保证质量，每张碟只产1000张的特点也给了盗版巨大的机会，一些公司就干脆走捷径，靠着卖雨果的盗版这一本万利的生意做成了大公司。

“拷贝、粘贴对什么行业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作曲都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写第三乐章，直接拷贝、粘贴第一乐章，就改一个调子，太可笑了。”老易每次提到那些让他鄙视或者看低的东西的时候，眼角都会向右上方明显地一挑，好像说完就想抛在脑后不再想起一样。

“有的盗版做得实在太过分了！”老易愤愤不平地说。2005年雨果推出著名的“LPCD”，即有黑胶音质的CD后，盗版也如雨后春笋般一夜涌现出来。“有一次的唱片展会上，一个公司盗版盗得太猖狂了，就在我们旁边摆展台，包装内容都一样，就在我们的专利LPCD后加了一个R。”

老易无法忍受，便去质问盗版的公司，而负责人反倒嚣张地对他说：“你去告啊！”说到这里，老易的眼角上扬了很多次。

老易真的提起了诉讼，令他惊讶的是，由于盗版公司贿赂了审判人员，一审竟然是雨果败诉。老易不是个容易罢休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去新加坡的新闻报上发表声明，并再次上诉。老易说，当时他已经想好了，如果再不行就去《纽约时报》揭露。“在中国有时只能用‘中国式’办法应付。”老易无奈地说。

历时两年，雨果才在二审中胜诉，盗版公司象征性地赔偿了十几万元人民币。搭进去的钱老易没多提，他说更重要的是争了一口气。

事情过去两年，老易已经淡然，“当然我们不能套用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国这么大，很复杂。”老易说自己现在已经不会那么钻牛角尖地去起诉每一家盗版公司了，“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碰到严重的盗版，他也只是发信去警告，只要盗版的公司不再使用，这事也就作罢了。“这是个氛围的问题，我只管做自己的就好了。”

老易告诉我们，在民乐这个小众市场，除了盗版，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虽然他们想做，但到最后都会失败。”这话或许不假。虽然业内都认可雨果的品质，但是不管怎么样，相比较于流行音乐，民乐只是一个狭小的市场。而且在日渐萎缩的唱片业里，这个市场仍在慢慢缩小。

下午，老易又带我们去看了雨果唱片在广州市区的专卖店。他很少到这家店“巡视”。我们在家宴上认识的张政就是这家店的负责人。专卖店位于机场路的唱片批发市场，张政告诉我们，几年前，唱片批发市场还是整整一座大厦，而现在就只剩下一座大厦里的一层了，而且这一层的店面也在慢慢减少。

这是端午节长假的第一天，整个市场里客人很少。

“你对这个生意的未来看好吗？”我们很为张政的业绩担心。

“我们其实不看重生意。”张政的回答令我们惊讶，“我们要把这些音乐保留下来传下去。真正做民乐是不赚钱的。就出版来说，制作1000张就卖几十张，一款专辑的制作费至少十多万，成本根本收不回来。特别是比较民俗的那种，确实很不好卖。”

“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做？”我们理解不了他的商业逻辑。

“因为易先生觉得这个有价值啊。他有独特的一面，艺术性很强。”张政回答。

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重新提给了老易，他承认：“说得不好听点，做音乐我是给自己听的。我有自己的尺度，感动了自己就能感动别人。这个领域也有别的人在努力，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不会大亏也不会大赚

老易的家里也有一个工作室。他一个人在这间工作室里忙活一下午，就能完成一张母带的后期制作。

“有很多人说我录音的时候是凭感觉。其实这不准确，是先有数据，先有精度和准度，才能谈感觉。”老易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会细致地调试机器，并做详细的记录。对待设备，老易的要求绝对是超级苛刻的。

“这是我们做的音响线。”老易从地上捡起一根白色的粗线对我们说。因为不满意市场上的音响线，老易自学了电线原理，发明了新的音响线。“我把它命名为‘梅里雪山’，因为很大气。”

有时，我们感觉很难将老易界定为艺术家还是技术人员，他拥有技术人员对专业知识的精通和钻研力，也有艺术家的鉴赏力。他像是跨越在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人，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行业不景气，受众市场不大，但雨果唱片仍能找到存活的方式。正如老易自己所说：“雨果录音的水准高并不是哪一项做得特别好，而是由每一个环节的细致共同组合起来的。”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易不像个商人。他时常会随着自己的性子或好恶来做出一个商业决定。

老易讲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歌手想找他录音，于是他领着她参观了录音棚。歌手以为老易肯定会为她制作唱片，便随意挑起了毛病，这令老易很不高兴，于是断然地拒绝了这笔生意。

迄今为止，雨果和艺术家的合作模式仍是做一张专辑签一次合约。大的唱片公司一般付给歌手的薪酬大概是销售量的5%到15%，而在雨果，付给乐手的酬劳一般只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一笔定量的制作费用。

由于雨果不会真正签下某一个艺术家，所以每录完一张专辑之后，双方都会恢复自由身。艺术家可以选择跟别的公司合作，雨果也可以选择乐手。不过老易的雨果有个暗含的规矩：“如果他一直跟雨果合作，后来去了别的地方，雨果不会拦着，不过我也不会再给他录音了。”在老易看来，这是对他专业性的亵渎。

老易是个自负的人。就像他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标准一样，他待人接物也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因为任何商业因素而妥协。2008年，奥组委邀请他为奥运会录音，老易开价一万，但奥组委认为太贵，希望他能有一些“奉献精神”。大多数商人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而老易却不这么想，“我为什么要奉献啊？这是我的专业，就应该有价值。”老易说：“我不是生意人，不会讨价还价，我只会说可以不可以。”

“雨果要想玩花样，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但是我不愿意，不愿意砸自己的牌子。”老易说，“我求名吗？求利吗？没有这个必要。”

老易觉得命运之神一直眷顾着他，“我好像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雨果最开始起步时，老易还在香港音统处工作，那时他的薪水非常高，月薪有三四万港币。1993年起，雨果开始有了收益，老易也辞去了香港音统处的工作，将近20年来，雨果虽然没有大赚过，也没有大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