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们的理想不被左右（4）

Q：那么最后是在纪录片频道不满意的状态下发片了？

A：不。他们让我交了50分钟的版本，实际上最后播了48分钟，剪掉了两分半。

Q：剪掉的是什么？

A：剪掉的是一个八渡笋的故事，因为干旱，原本期待的八渡笋没有了。第一集是自然的馈赠，我的意思是自然有丰厚的馈赠，同时也会因为天的原因，因为自然的原因，收回馈赠，这个故事被删掉了。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片子。

绝不调和

Q：这么多争执，是不是后悔和纪录片频道合作了？

A：没有。实际上我很感谢他们当初把我找来做这个片子。我不是想挣纪录片频道给的8万块钱的劳务费，我们做这个片子，花了一年时间，分集导演有8万块钱的劳务费，我作为执行总导演加起来有十来万，可我做任何一个小活都会超过这个收入。但是我要去挣这8万块钱是因为我看中了纪录片的平台，这个平台太好了。这个平台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纪录片平台，我就是想全身心地为这个平台工作。我相信中国纪录片有这个能量，相信中国可以有一个频道播出自己优秀的纪录片。我希望观众们都能够打开一个频道，就离不开这个频道，这是我的志向所在。为了这件事，我已经努力了15年。

Q：你为电视台工作了15年？

A：可以这么说。虽然我现在是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现在还是在为电视台工作。有人说你去做电影吧，我说这完全是两个行当。完全不一样。

Q：那么你是只做纪录片？

A：对。而且只做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也不同。

Q：为什么这么痴迷纪录片？从什么时候对纪录片感兴趣的？

A：高二，因为一部叫做《望长城》的纪录片。

前几天，纪录片频道开了一个总结会，发给我的会议纪要特别长，专家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评价，其中有一个专家叫刘效礼，在纪要里说《舌尖上的中国》是现在中国最优秀、最棒、最牛逼的纪录片。大概意思是这样，这句话对我的感染力最大，因为《望长城》是刘效礼的作品。我虽然没有跟刘效礼面对面坐着，但是他的这句话，足以让我眼泪都下来了。

Q：那部作品哪里感动你了？

A：我至今脑子里留了一个印象，就是刚一开头，有一个叫焦建成的主持人走在长城的残垣断壁上，他往前走，后面有人跟着，他说“跟上跟上啊”，后面那个拾音器就穿帮了，出现在画面里，然后摄像机的影子也出现在了城墙的围墙上。这个画面有极强的感召力，我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个特别令人神往的工作。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偏执地坚持我一定需要带一个现场录音。实际上有时候现场的声音没那么重要，后期都是可以贴上的，但是我就是摆姿态也要摆出这么一个姿态。

Q：这个姿态不难摆。

A：我现在只要有到大学讲讲的机会我就去，因为不知道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细节可能就影响了一个人。

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望长城》是一个纪录片，我只知道这是一个电视节目，是一个电视台里播出的节目，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考一个将来能让我做电视节目的学校，所以高考的时候我很明确就是要上广播电视学院学电视编导。

Q：一毕业就去了央视？

A：不，我没毕业的时候就去了央视实习。

Q：去里哪个栏目实习？那是哪一年？

A：1997年，《半边天》栏目。

Q：这个实习机会不错啊，1997年的时候《半边天》多热。你怎么进去的？

A：我是自己敲门进去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我当时考广播学院的时候我妈认为我完全是异想天开。刚开始我想去一个叫“生活空间”的栏目实习，这是东方时空的一个纪录片单元，制片人是陈虻。他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一次演讲，是我非常敬佩的人，我跟别人打听到陈虻在北医三院附近租了一个地儿办公，我就去了。

Q：见到陈虻了吗？

A：见到了。我早上大概9点去的，他11点多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谈我想来实习，他问我你都会干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会，我既会编片子，还会剪片子，还会摄影。陈虻很不屑，他很明确地跟我说，我不相信你什么都会，他说我这儿不缺实习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陈老师，那你给我推荐另外一个实习的地儿吧。他就问旁边的同事说，中央电视台还能有哪儿能让这孩子去实习的？他的同事就说赵淑静那儿还不错。

实际上去找陈虻之前，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去不了《生活空间》就去《半边天》。陈虻推荐前，我内心已经选择了《半边天》，因为那儿也是央视的一个自留地。所以我就问他们，那《半边天》在哪里办公？

Q：你当天就去了？

A：对。我就在他们楼下坐了一个383还是什么的公交车直接去了。《半边天》在台里办公，到了之后已经快5点了，我跟台东门那儿传达室的人说我要去《半边天》，传达室让我打个电话，我就照着传达室的通讯录拨了《半边天》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制片主任。听说我要找赵淑静，就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找实习机会。

Q：就这样就成了？是因为陈虻的推荐吗？

A：没有让陈虻推荐。当时赵淑静没在，所以我就说我能不能上去看看？后来我就上去了，从那儿开启了我后面所有的生活。当天下午我跟在办公室的几个人聊得很好，他们告诉我第二天早上9点开例会，赵淑静肯定来。我第二天8点就到了，到了之后看到办公室一个人正在拖地，我还跑过去跟人说我替你拖吧。我当时特别主动想干这事儿，因为有一种特别新鲜、有朝气、蓬勃的感觉。等9点钟赵淑静来了之后，我就跟过去说了实习的事儿，赵老师特别和气，说欢迎你加入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遇到了一个多么好的老师，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团队里。我毕业后到了CCTV-7，待了三年之后，去了《人物》栏目，一直到前几年，开始在家里漂，成了彻底的自由职业者。

忧伤和热情的人

Q：为什么要离开央视？

A：赵淑静离开了啊。我有时候会总结我自己，我发现所有我做对的事情，都是因为跟对了人。上星期我还去找了赵老师，到目前为止，赵老师给我的东西始终是正面的、鼓励的，而且始终是高于我的。我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外向的、开朗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内心极其忧伤的人，无时无刻不忧伤。

我一旦心里遇到问题，就给赵老师打电话：我能挂个号吗？赵老师就说，又有什么疑难杂症了？来吧。他们家的大门始终为我敞开，她给了我很多力量，而且不光是力量，还给了我很多方法，化解忧伤的方法。比如我跟她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是被你的激情燃烧的世界，于是你一定会受挫，一定会不如意，一定会抱怨。你要把你眼中的世界调整到一个面目可憎的样子，对它不要期待过高，那样你就舒服了，然后再把你的热情和激情放出去。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我现在把很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上了。

Q：把世界调整成面目可憎，你怎么可能热爱它？

A：我不需要热爱。我还是志存高远、希望能够带给这个世界一些正面的东西。我是一个会回避掉所有负能量的人，比如看到一些惨烈的故事，一些肮脏的事儿，一些人会转发这些，但是我从来不转。我现在不需要追随谁了，但是我需要坚定我自己。

很多人来评价《舌尖上的中国》，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中间我最下功夫的地方在哪里。我在前期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倾注大量的时间、大量的感情感染所有的分集导演。我让他们在那几个月里，在他们个人的灵魂和热情上，达到了他们的顶峰。

Q：你回避负能量算是逃避吧？

A：也不是。我想这个世界一定是假恶丑和真善美共存的。如果你想活下去，但是你的眼睛里又一直是假恶丑的话，会很难过。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片子为什么很干净的原因，因为我不盯着假恶丑，我也不宣扬好人好事，我只是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只是一些平常人的平常事。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吃喝，而是关于一群干净的中国人的故事。

Q：你是怎么感染分集导演的？怎样让他们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和统一的“情怀”？

A：非常简单。我能量大，我能把他们燃烧起来啊。我就是一团火，第三集分集导演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大激情？我说我岁数大吗？后来想想，和我一个年纪的人，早就不在一线跑了，都已经是制片主任这种职位了。但是我想如果让我去完全地运营一个项目的话，我可能原本坚持的东西就不能坚持了。

Q：你坚持的是什么？

A：可能说起来会觉得不真实，不过我的真实愿望就是希望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贡献。

Q：现在这个片子这么热，来找你的人很多，你的坚持是不是更容易实现了？

A：现在平台很多，但是很难想象把一个志存高远、有家国情怀的片子放在一个商业平台上。就算肯花力气肯花资金，做出一个有家国情怀的片子，放在普通的卫视上播出，也没有我想要的影响力。

Q：大家说《舌尖上的中国》意味着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到了，你觉得呢？A：中国的纪录片很难真正迎来春天，原因是现在技术上还达不到。为什么很多人看我们的片子觉得有点国外的感觉，那是我们处心积虑地研究国外的片子研究出来的一点小小的成功。你知道我们的航拍是用什么拍的？我们是用航模飞机，勒着橡皮筋儿，捆着一个瓶子盖儿飞上去拍的。我们这个片子里唯一一个航拍的镜头，是第二集里的一个镜头，那是坐在洒农药的飞机上拍的。有人问我《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说一句狂妄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竞争者，没有竞争者那就肯定会成功。

Q：那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A：通常纪录片是在拍之前先写本子，导演根据脚本联系和这个本子相关的人和事，然后摄影师按照脚本拍摄。我们这次是先有一个大纲，这个大纲是在非常严谨的调研之后完成的，然后我们再把它丰满化。这次纪录片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调研，如果纪录片不调研，纪录这两个字从哪里体现呢？中国之前大量的纪录片都是一种“掉书袋”的方式，根据选题查找大量的资料，那样就没有鲜活的故事。

Q：先进的拍摄方式也是有调研这个步骤的？

A：当然。有一次和一个纪录片公司的人聊天，他们问我这个做调研的想法是谁告诉我的还是自己琢磨的，我说自己琢磨的，他就说BBC也是这种方式。其实我也不是自己琢磨的，是之前积累的。我不用知道BBC是怎么做的，我自己做了15年了，知道不这样做是做不好的。我对技术有非常多可讲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有术无道道难寻，有道无术术好修。我想给人家讲道，讲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Q：道是什么？

A：情怀。前几天看冯小刚和姜文讨论剪片子的问题，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们说剪片子应该当文言文剪，尽量精简。很多人转发。这当然没错，但是在哪里精简，为什么精简，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道不同，就会有不同的选择。

老易：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

老易本名易有伍，今年57岁，做唱片已将近30个年头。他成名很早， 1986年创办雨果唱片不久，他便以制作高品质的民乐而闻名乐坛。之后的25年，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里，易有伍和他的雨果唱片一直坚守着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民乐。时间长了，圈里人和他的粉丝便开始称他为“老易”。

曹可臻、廖晓玮

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弓着背，戴着眼镜的矮小老头，和我们心目中那个在乐坛上赫赫有名的老易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在心里暗暗地想，雨果唱片的老板，那个制作出《一意孤行》、《广陵琴韵》系列以及数十张发烧碟的老易，不应该是那种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人吗？

“真实的我是很土的。”老易看出了我们的困惑，然后扯了扯身上的白汗衫，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我特意换了件新的，平时这上面指不定有多少个洞呢！”

老易本名易有伍，今年57岁，做唱片已将近30个年头。他成名很早， 1986年创办雨果唱片不久，他便以制作高品质的民乐而闻名乐坛。之后的25年，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里，易有伍和他的雨果唱片一直坚守着一向不被人看好的民乐。时间长了，圈里人和他的粉丝便开始称他为“老易”。

家宴

这是端午节前的周末。我们在老易广州的家中参加他的家宴，应邀赴宴的还有音乐评论家发烧李和他的朋友、和老易一起做音响生意的潘潘、助理小文、老易唱片行的销售主管张政以及老易的粉丝小戴。虽然大家是第一次见面，但音乐和美食这两样共同的话题，让在座的每一位很快就熟络起来。

“先不要吃太饱，后面还有更好的菜哦。”老易一边递上一盘自创的土豆丝烤猪肉，一边提醒大家。两年前，他开始迷上了做饭，时常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到家中聚会。在这之前，除了迷过一阵子摄影，老易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音乐中。

和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老易并非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1955年，他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和家里的6个兄弟姊妹全靠父亲在马来西亚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老易的音乐启蒙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有线广播。“那时新加坡的电台每天都会播放很多中国民乐，有时候在15分钟的新闻时间里，新闻5分钟就播完了。剩下的10分钟就会播中国民乐。”老易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