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找寻“我们”的批评共同体(1)

迫使我“转向”的是什么

为了节省点精力和笔墨，小时候如何赶驴放羊、掰邻居家玉米棒子、揍小朋友的事就不说了，相信每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经历都差不多。就拿我现在主要关切的文学批评来说，我的确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文本细读式阐释过程。这样的日子，想一想，大概是10年前。当时理论批评界时兴温情、诗意、终极关怀等等概念，不言而喻，我当时更加稚嫩的批评文字不可能不打上如此烙印。再加之，我先接触并阅读的文学创作，“地域共同体”的原因，一般还真的就是离不开乡村宗法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点恬静、隐忍、安逸、自得其乐的主题。这样的批评写作持续了好几年，包括实在抑制不住那种离乡后的乡愁冲动，在2002年某期《散文选刊》首发《可贵的心境：刘亮程散文随想》为止，我一直都处在那种背井离乡的纠结中。所读书籍是些什么呢？真还没有一本特别有印象的，大体上肯定是那些被名之为“原乡”情结的读物，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集体无意识论述当然是首选，半生不熟地啃——阅读相当功利，就是为了在我的文学阐释中能适时地用一把。因为，泛泛而谈的乡愁，的确很适合搬运这些人的某些论述。

但是，2005年我上了一回“鲁院”，情况便起了些许变化。在我们那个班，有至少11个“博导”也胪列其中，学术的、身份的、地域的压力着实很大。你不是学术圈里人，不敢接近学术中人；你不是文学教授，怎么敢在制定文学标准的先生女士跟前谈论文学；你又来自偏远省份，能直溜溜地以津京沪江浙等地制造文学话题的作家作品为谈资吗？事实证明，来自西北，乃至西南、东北等地的朋友，两个多月时间中一直自致身份为“外省批评家”，也以此为乐，沙龙中、宿舍里也慨然谈着文学的外省事儿。我们这些文学的外省人，当然有时难免心存企图，想以边缘经验影响、乃至扭转中心方向，但效果不明显。边缘就是边缘，是边角料、边边角角、犄角疙瘩，事实是话题始终以中心为中心。印象最深的“中心”话题，是这样一批议题，比如葛红兵给现代文学及鲁迅的2份“悼词”、刘川鄂给池莉的“小市民，名作家”，等等。可以想见，在这个班里混日子，压力不大可能吗？那就只好老老实实做一个小学生，做笔记、聆听、讨教，一应从一做起。哦，我又忘了，我是2005年3月1日去“鲁院”报的名，2月的某一天就已经读到了《小说评论》上李建军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大段是不点名地批评我——关于我发在《文艺报》评贾平凹中篇小说《猎人》的小文，沉重的心情还在。这两者加起来，觉得我文学批评的方向的确需要调整了。

但是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调整，当时完全不知所至。导致我似乎有了些眉目但马上又变得糊涂的，这里还得提一个人，他就是在北京被称为“张后主”（北京当时有两“后主”，还有一个是陈后主陈晓明）的张颐武。他是我们临近结业时到鲁院做的讲座，题目忘了，然而内容至今记忆犹新，是说中国农村社会及农民已经后现代了。

说到这里，有点乱了，得理一理。不然，葛红兵、刘川鄂和张颐武这些本来各有专题研究的学者，路径都不完全相同，怎么能导致我脑袋晕乎呢？

首先是我这个批评主体，当时一直在想，底层文学应该成为主导，不然，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就不好安放了。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到新世纪之交的全面市场化——文化上的全面市民化，如果没有“底层”这一视角做价值支撑，道德伦理的失据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按照小市民文化逻辑论评文学，那么，文学不就从此绝“乡土”这个“尘”而去了？近8亿人的生活体验、精神状态由谁来发现、叙述？可是，在当时，这基本是杞人忧天。这就说到所谓中心批评家们所关心的事情了。

那就是他们在想什么的问题，即是否与我所想有某种深处的关联？葛红兵的“悼词”说的就是要忘掉鲁迅先生乃至现代启蒙精神的批判眼光，才能释放个体的荷尔蒙；刘川鄂以“小市民”概括池莉小说价值观，直接秉持的仍然是他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过来的精神，提醒人们需要格外警惕“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小市民苟且生存哲学；张颐武的农民都后现代化了，是通过中关村捡破烂的老大爷用手机一事，认为在后现代视野而不是在现代性视野看待文学中的底层者、弱势者，文学才能进步——指的是，“苦难主题”应该转向“苦难美学”，因为按照每年通报的GDP增长数据，底层者、弱势者所携带着的生存问题，已经被解决，而底层文学还停留在生存层面，显然不是与时俱进的态度，文学只有发展出苦难中的新的美学，才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李建军与以上诸位截然不同，就拿他批评我的那段文字来说，他恰好指出当年我文章中贴着贾平凹价值取向走的那种唯细节而细节、唯文学性而文学的论评恶习。在此之前，我根本没见过李建军，但自此以后，我找到了他的电话，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问候问候他，等到在鲁院讲座见到他，竟感觉他原是我身边的某位尊敬的老师，无需从头介绍。一段之师，李建军成了我心目中的老师，直到今天，我始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他也以爱护学生的礼遇关照我。每碰到理论上的困惑，的确先想到的就是他。

我的被搞混，为什么与以上诸位观点有深处的关联呢？概括说，无论谈市民文化、欲望释放，还是农民后现代性，在当时语境规定中，他们的一个直接针对性是如何建立城市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是城市化意识形态推动下的文学思维，深层社会“断裂”及对断裂的叙事，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首位问题，也就意味着如此理论批评价值取向，好像还是以启蒙思想为框架，实质则不是转化启蒙思想，而是改写启蒙方向。当然，当时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清晰，当时只是以我个人的基层经验为权衡标准，觉得文学既然是叙述公共经验，就不能完全撇开基层社会这个产生公共情感体验的核心地带而已。

总之吧，2005年乃至2006年，我基本未写一篇像样的作家论和作品论，也好像没有多少心思读文学作品了，即便是被炒得很热的作家或作品，感情也是相对漠然的，更遑论毫无选择地扑向充塞于成千文学创作期刊上的新作品了。当然，这段时间，类似于韦勒克与沃伦、伊格尔顿、利维斯、勃兰兑斯、兰瑟姆、塞尔登、巴尔特、“耶鲁‘四人帮’”、布斯与赫尔曼和佛卢德尼克、托多罗夫、巴赫金、刘象愚、刘再复、王德威、朱寨、钱中文、童庆炳、曹顺庆、南帆、陶东风、王一川、申丹、余虹、李建军、耿占春等人近百本文学理论著述，囊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等，差不多都读过了。一个直观印象是，当前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重心等，不可能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中产生了，它必须有新的价值机制支撑。值得申明的一点是，我所谓新的价值机制，是从社会性能、现实状况来说的，不是以学院学科建设来论。倘若以后者为对象，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10年前乃至20年前的文学理论程式。为什么呢？因为封闭在教室里，再怎么陈旧的批评模式，再怎么令人头疼的审美方式，都可以在学分制的强硬执行中维持下去而不受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瓦解。

如此背景下，我为什么选择先研究文学批评本身，先研究知识分子本身，大概不用细说了。因为文学批评到了你这里，省事地沿着他们的话语方式、价值取向、审美选择往下走，可以，但你无法跨越你自身的几个障碍：1.你是一个底层者；2.你是一个边缘人；3.你是偏远地区的人；4.你无法脱去“泥腿子”的胎记；5.你不在这个圈那个圈里。所以，你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忠实于自己的脑袋、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那就只好另寻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重新启动文学批评的新机制来支撑，概而言之，便是如何选择阅读的问题。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消解伪知识、旧知识的惯性力量；只有通过借助社会学、哲学思想等学科的眼力，才能重新找到文学批评的激情、焕发文学批评的言说勇气，建构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机制。撰写《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几年里，便是我暂时忘却《寻找批评的灵魂》（2008）中那种根据既有文学理论惯性知识，以文本细读为本撰写作家论、作品论的时刻；也是我暂时离开《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2008）中那种在文论“失语”语境规定性中，通过所谓“中西转换”“古今转换”途径，实践文学批评的“全球化”的过程。

当然，“离开”某某某的前提，必须是先“介入”某某某，而且只能先“介入”，才能确保很好地“离开”。否则，这个时候很容易遁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或者寂静主义泥淖。

为何和怎样清理本土批评话语

大体说，集中精力研究文学批评，始于2006年。目前为止，历经8年的跟踪结果就是两本书：一本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年），是对新时期至今我认为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的个案研究；另一本是这个《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2013年），它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姊妹篇”。

之所以到今天，最终从“个案”走到了“话语”，是因为经过七八年时间的集中阅读，我坚信，不管文学创作的差异大到什么程度、分化（类型化）到什么无法互相沟通的地步，对于价值书写的文学批评来说，它的终极关怀是使差异缩小，而不是制造差异。直接的一个理由是，无论哪个代际的作家、哪种主义倾向的文学观，只要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处境，有个基本认知，而且把这个基本认知作为文学叙述的基本经验来源，理论上讲，无论选择何样的叙事，文学之于社会的性能都应该不会完全无法达成共识。这即是我为了避免对文学批评横加指责的泛价值论，特意按批评倾向性选择分解成各类话语，并通过各类话语的内在特点（根据文学创作类型而来），由类型上的“分”，再走向价值期许上的“合”的批评话语研究的构想。

既然如此，现在，有一些核心问题在这里必须有所交代。

即在批评的本土话语研究中，我如何发展我的主体性体验，又如何限制个人经验不至于衍化成唯个人才有的经验的问题。

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的个人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我供职于地方社科院，但在此前的18年时间里，我辗转好几个地方分别从事过中小学、中专学校、普通高校等不同类型的教育工作。往大里说，我从事各类学校教育工作的过程，正好是社会意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消费社会的过程，作为社会意识的最敏感人口和文学的最大读者群，我体验了各种年龄段学生的反应。“四大古典名著”、《平凡的世界》到《檀香刑》或《活着》《幻城》《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批评家的说辞是一种，普通读者的感受又是一种，对照不同读者反应的反应，得出的可能是第三种。对批评话语的审视，也许得从第三种开始。这是一个无需用旁征博引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经验如果主要来源于基层社会（不是“底层”），那么，基层人群的反应及其我对他们反应的反应，就是一个基本的基层文学感知状态。凝聚绝大多数人群的无意识，我想，即便不是好的甚至扎眼的理论发现，但也绝对是有效的、有活人气息的情怀。相反，只把文学及其研究它的批评视为学科，按照学科规定生产的文学及其批评也许可能永远会为其学科性保驾护航，但不见得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及其寄身其中的人群。如此例子在过去不少见，在当下更是加倍繁殖，有时甚至到了消解文学及其批评本身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