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

关于这本书，我想重点解释一下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是“文化现代性”？

在文学批评圈内摸索过多年的人大概都会有个反应，就是在大家都差不多觉得“现代性”是个“危机”，以及该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我怎么就偏偏反而以人们已经或即将扔掉的东西作为论评文学艺术思潮的价值支点呢？坦率地说，我的认知和体验经验，的确与“现代性危机”“反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等有较大的错位。无论在吉登斯、鲍德里亚、麦克卢汉以及哈贝马斯，或者是当前中国的一些前沿论述那里，我总觉得，把人的焦虑症、无助感和没有安全感等，一味地推到作为思想的现代性本身，是毫无道理的。反过来说，正因为人并未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才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然肯定包括人性本身的问题。如此，文化现代性，即人的现代性问题，非但没得到正面观照，反而被视为戕害人乃至窒息人的文化方式而加以围剿。这个时候，文化现代性之所以构成我清理大多数带有普遍性的文学思潮的价值尺度，是因为当我把观察的视点置于社会内层时发现，我们大概只能在现代社会这个轨道上往前行驶，而不是相反的方向。既如此，解放人、成全人为其人的最有效途径，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在“回不去”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晚近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革及其内中滋生的多重错位，就应该首先交由文化现代性来照射其缘由——这其实是把文学及理论批评置于社会而不是具体个体内心遭遇的一个视野。有了这个视野，所获得的解释结果，不是为着空洞而虚无的崇高，而是为着切实可靠的言说有效性。

其二，由此引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传统文化”该怎样处理的问题。

“传统文化”当然十分宽泛，具体到文学及理论批评，对人的态度倾向于宗法文明形态或原始文明形态者，可称之为“文化传统主义”。这本小书的第二部分可看做是微观透视宁夏文学的一个研究专辑。虽然并未涉及太多宁夏老年作家创作，但在宏观分析中却也看得出，晚近宁夏文学并未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传统乡土的文化惯性。因此，更高一点来观察，宁夏作家的叙事普遍缺乏文化现代性思想的观照，以至于故事、人物、情节甚至细节，许多都很难在当前的现实中来进行功能性再阐发，这会影响其参与宁夏作为地域之一种的一般日常生活的文化参与度，也自然会影响其在全国一线文化思潮中的份额。大的方面讲，宁夏是个移民地区，并没有积重难返的宗法文化历史前提，但事实却并不如此，这正是我动用文化现代性这一价值尺度的本意。当然，仅为一家之言，若在别的什么尺度下论评，情况会很不一样。

另外，第三部分是由我组织并围绕我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四则对话，它们最初均发表于《文学报》《当代文坛》《光明日报》《西部》和《朔方》。对话是一种轻松灵动的思想交锋方式，这几则东西在口语化的讲述中，差不多体现了文化现代性作为思想观念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生命关切，和如此分析、阐释文学及相应文化思潮的现实意义。当然，若视为我本人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价值追求，何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