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史合注》提要 臣等谨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号映碧，扬州兴化人，礼部尚书思诚之孙，大学士春芳之玄孙，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吏部给事中，事迹附《明史 李春芳传》。清以南北朝诸史并存，冗杂特甚，李延寿虽并为一书，而诸说兼行，仍多矛盾，尝与张溥议，欲仿裴松之注例，合《宋》、《齐》、《梁》、《陈》四史为《南史》，《魏》、《齐》、《周》、《隋》四史为《北史》，未就而溥殁。后清简阅佛藏，见《三宝记》载有北魏大统中遗事，《感通录》载有齐文宣、隋文帝遗事，《高僧传》载有宋孝武帝遗事，因思卒前业，乃博采诸书以成此注，参订异同，考订极为精审。又子原书之失当者，略为改正其文，如高欢、宇文泰未篡以前，史书之为帝者，皆改称名；后梁之附《北史》者，改为《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书为弑；魏冯、胡二后以弑君故，编为逆后，与逆臣同书。又二史多谶纬、佛门事，以非史体，悉改入注，其持论亦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国志》，虽多所纠弹，皆仍其本文，不加点窜；即《世说新语》不过小说家言，刘孝标所注，一一正其谬妄，亦不更易其文，盖古来注书之体如是也。谯周改《史记》为《古史考》，荀悦改《汉书》为《汉纪》，范蔚宗合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为《后汉书》，并采摭旧文，别为新制，未尝因其成帙，涂乙丹黄，盖古来著书之体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经《三国志》，改正重编，又不肯如颜师古之注《汉书》，循文缀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谓之清作，又不可谓之延寿作，进退无据，未睹其安。至于八史之中，四史无志，《南》、《北》二史亦无志，故清割《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四史之志，取其事实，散入纪传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其事上括前朝，当时未有《南、北史》，无所附丽，故奉诏编入《隋书》。清既合注《南、北史》，自应用《续汉》十志补《后汉书》之例，移掇编入，而以刘昭之例详考诸书以注之，于典制典章，岂不明备，乃屑屑删改纪传，置此不言，以为避难而趋易。今特以八代之书抵捂冗杂，清能会通参考，以归一是，故特录而存之，其瑕瑜并见，则终不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二、《南唐书合订》提要 臣等谨案《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明李清撰。清有《南北史合注》；已著录。是书纪南唐一代事迹，以陆游书为主，而以马令书及诸野史辅之。凡陆书所无而增入之传，则以“补遗”二字分注其下，盖仿裴松之注《三国》之法，而稍变通之。书则引唐余《纪传年世总释》诸说，大抵欲以李氏绍长安正统，仍由陆游之谬说。不知知诰为徐温养子，得国后始自言出自唐宗，其世系本无确证，即使果属建王嫡系，而附庸江左，奉朔中原，亦断不能援昭烈蜀都之例。以此而学郝经、萧常之书，刘知幾所谓“貌同而心异”者也。然其他更定陆书义例者，如钟蒨、李延邹等，于本纪摘出，别列《忠义传》，以旌大节，颇合至公；又张泊等之列入《唐周宋臣传》，樊若水之列入《叛逆传》，亦深协《春秋》斧钺之义。其间文献缺遗，详征博引，亦多考证，视《江南野录》、《江表志》诸书，实远胜之，故纠其持论之纰缪，而仍取其考古之赅洽焉。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下略）（二文俱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
二书内容，具如上述。惟《南北史合注》以“八书”之异于“二史”者，分注正文之下，观此一书，可抵“八书”之用，虽云出于钞撮，鲜存精义，而便于学子非浅矣。闻李氏后裔之在兴化者，尚藏有《南北史合注》稿本，而兴化李详复藏有《南唐书合订》之残本。且此书曾经刊行，非绝无仅有之孤本，清代禁毁各书，以有人收藏，逐渐出世，则此书终有好事者为之重刊行世，吾侪拭目俟之可也。继李氏之后而为合钞之业者有二：一为沈炳震之《新旧唐书合钞》，一为彭元瑞、刘凤诰合撰之《五代史记补注》。沈书撰于雍正癸丑（十一年）以前，凡二百六十卷，积十年之力乃成。其于纪、传，一从《旧书》，而以《新书》分注之，于志多从《新书》，而以《旧书》分注，自有所见，则加案以别之。兹考其书，于纪、传亦非概从《旧书》，如宣宗以下诸纪，多从《新书》增入。而列传中之从《新书》增入者，尤属不乏。盖《旧书》于唐季史料，所得甚微，阙遗待补者，非止一二事，宋人修《新书》时，则遗籍间出，足供采取，于《旧书》之所阙遗者，为之大事补缀，此即《新书》之胜于《旧书》者，前已详论之矣（见第六章）。沈氏识得此旨，既知穆宗长庆以前，《旧书》为备，乃悉用之为正文，又知长庆以后，阙遗甚多，乃取《新书》各传，附于《旧书》正文之后，盖于《新》、《旧》两书之长，均能取精用弘，此沈书所以为精善也。至于诸志，亦非尽用《新书》，如《历》、《天文》、《五行》、《地理》、《兵》、《仪卫》六志，皆用《新书》，而《乐》、《职官》、《舆服》、《经籍》、《刑法》五志，仍以《旧书》为正文，而以《新书》分注之，《礼》、《选举》、《食货》三志，则《新》、《旧》参用，是其不囿一隅，折衷至当，又可知矣。其于诸表，俱从《新书》增入，而于《宰相》、《方镇》两表，都有增删，又别撰《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附于书后，用力既勤，足为《唐书》功臣。或谓王先谦撰《唐书补注》二百六十卷，稿具未刊 ，而唐景崇所撰之《唐书注》，不过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之功，以云胜之，则病未能。此继李氏而有作者，一也。清初朱彝尊，曾与钟广汉同注《五代史》，稿具十四五，未几失去，后又续辑；同时有徐章仲（其名待考），亦注《五代史》，彝尊序之（见《曝书亭集》三十五），而未见刻本。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所考：宋人姚宽（字全威）曾为《五代史》作注，用裴松之注《三国》注例，惜其未传；又谓朱彝尊所注之《五代史》，亦用裴注例，曾在济南见其手稿，即用南监版本夹手书签千七百余条，多碑拓文字，此盖从事综辑而未及勒定者。其后彭元瑞成《五代史记传注》十六卷，亦犹姚、朱二氏之注欧《史》也；刘凤诰更因彭稿，而成《五代史记补注》七十四卷，以其中含有彭稿十六卷，遂并署元瑞之名，以为合撰，此刘氏用心之忠厚也。惟据俞正燮所纪：甲子秋为此学，依姚、朱、彭例，采书裁贴成编，朱签存者已全采，惜不能校写；又云：刘宫保在浙日，以正燮稿本，广延诂经精舍人校对，皆茫然；及罢官寓家苏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书，丙子秋，仍以稿本还正燮，正燮自食不给，不能看书，仍还之宫保，而阿监使为写清本，未校也，越十年，正燮仍以还宫保广东，竟无有为校者，其未审处，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 。所谓宫保，即指凤诰而言，据此则是书稿本，多出自正燮，而刘氏不过以位尊多金能任刊刻，遂自尸其名耳。创注此书为朱彝尊，继之者为彭元瑞，毕其役者为俞正燮，任校刊者为刘凤诰，是此一书实成于四氏之手（或谓尚有徐炯），而凤诰独与元瑞同署，遗彝尊、正燮而不举，果何说耶，岂正燮所纪非信而有征耶？寻补注”之作，以欧《史》为正文，又全录“徐无党注”，并以薛《史》、《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五代史纂误》以及《北梦琐言》、《册府元龟》诸书，汇而为补注，命曰“补注”，对徐注而言也。是时薛《史》甫自《大典》辑出，行世未广，故是书悉取之，分注欧《史》正文之下，故与其谓之补注，无宁谓为合钞，盖其体仿裴松之，而与沈炳震为一类者也。此继李氏而有作者，二也。一代之史，作者往往数家，佚者无论矣。《唐书》、《五代》，均新旧并行，《南》、《北》二史之外，更有“八书”，《宋史》之有柯、王，《元史》之有屠、柯，亦为新著，卷帙既繁，异同尤夥，翻阅之顷，殊病其烦。惟有合钞一体，则同者不复再举，异者列为子注，一编之内，本末粲然，可与汇注、集解之书，异曲同工，虽欲无述，不可得也。 其八则为辑逸之史。清代学者，长于辑逸，于经学然，于史学亦然。其为之最早者，有姚之骃之《后汉书补逸》，前已略言之矣（见第四章）。其后则孙志祖、王谟皆有谢承《后汉书辑本》，而汪文台之《七家后汉书》，尤为详备，凡得谢承书八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袁山松书各二卷，薛莹、张璠书各一卷，末附《失名氏后汉书》一卷，共二十一卷，不惟悉注所出，内容丰富，且无姚书以《续汉》八志为出于范晔所撰之误，此则后胜于前者也。此外长于辑逸者，则有黄奭、汤球诸氏。黄奭所辑之书曰《汉学堂辑佚书》，其目如下：
薛莹《后汉书》一卷 华峤《后汉书注》一卷 谢沈《后汉纪》一卷 袁山松《后汉书》一卷 张璠《后汉纪》一卷 虞预《晋书》一卷 朱凤《晋书》一卷 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 谢灵运《晋书》一卷 臧荣绪《晋书》一卷 众书《晋书》一卷 陆机《晋纪》一卷千宝《晋纪》一卷 习凿齿《汉晋春秋》一卷 邓粲《晋纪》一卷 孙盛《晋阳秋》一卷 刘谦之《晋纪》一卷 孔衍《春秋后语》一卷 陆贾《楚汉春秋》一卷 司马彪《九州春秋》一卷 荀绰《晋后略》一卷 卢綝《晋八王故事》一卷 《晋四王遗事》一卷 王隐《晋书 地道记》一卷
汤球所辑者，则为下列数种：
《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 《晋纪》五卷 《晋阳秋》五卷 《汉晋春秋》四卷 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不分卷 武敏之《三十国春秋》 常璩《蜀李书》 和苞《汉赵记》 田融《赵书》 吴笃《赵书》 王庆《二石传》 范亨《燕书》 车频《秦书》 王景晖《南燕书》 裴景仁《秦记》 姚和都《后秦记》 张谘《凉记》 喻归《西河记》 段龟龙《凉记》 刘晒《燉煌实录》 张诠《南燕书》 高闰《燕志》此外工于辑逸者，尚有数家：
书 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一卷
王国维
《世本》
一卷
孙冯翼
陈其荣《补订孙辑世本》二卷，附《考证》。
《校辑世本》
二卷
雷学淇
《世本辑补》 十卷 秦嘉谟
《宋衷世本注》
五卷
张澍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遗》
五卷
孙志祖
至清代乾隆时官辑史部之书，尤有卓卓可称者：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宋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宋《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无撰人）
宋王益之《西汉纪年》三十卷
宋熊克《中兴小纪》四十卷
汉刘珍等《东观汉记》二十四卷
元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
右举官修诸书，多自《永乐大典》辑出，亦即为清修《四库全书》之先声。其后辑逸之风渐盛，迄于今而未杀。余之研史，亦喜辑佚，向纂《渤海国志长编》，即由群书钞纂比次而成；后纂《王黄华先生（庭筠）年谱》，亦用辑佚之法。《金史》之误，凡得数事，悉为正之，此辑佚之效也。《大元大一统志》一千三百卷，原书佚于明初，而《大典》中引用最夥，借使乾隆之世，得有徐松等辈，肯为一一抄出，则不难恢复旧观，可与《宋会要》两相辉映，乃竟任其亡佚而不知恤，良可惜矣。余曾由《满洲源流考》、《热河志》诸书辑出《大一统志》四卷，刊入《辽海丛书》第十集，而于分见《大典》残本各韵，尚未及一一辑出；又如元代之《经世大典》，亦可自《大典》残本辑出多卷；此又辑佚之有资于研史者也。 、
综上八目言之，乙部诸书，创作最难，而改修、分撰次之，补阙、注释又次之；总辑合钞之史，多仍旧作，义例既定。著手非难，而辑秩之史，有抱残守阙之意，既近于补阙；复类于合钞，八目之中，斯为较易者矣。唐、宋以来，私修诸史，以改修之作为多，而创作之史，则仅三四见，此何故也 盖是时创作之史，多属官修，私家草创，易触忌讳，故宁避近就远，从事改修，多寡不伦，诚非无故。总辑之史，除郑氏外，绝未一见，造端宏大，卷帙繁重，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清儒长于考证，喜事比缉，故补阙、注释、合钞、辑佚之史，独多于往代，此以治经之法，移而治史，食汉学昌明之赐者也。然亦时涉细碎，未得始终条理之宜，语曰，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其斯之谓欤？
二、编年体之《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