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测量，还是感知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有一幢举世闻名的玻璃大楼，这就是创办于1980年的MIT媒体实验室。走上三层，穿过炫酷无比的走廊，有一个名头很响的实验室，叫“人类动力学实验室”（Human Dynamics Lab）。

实验室的创办者是彭特兰教授。他被誉为“可穿戴设备之父”。2011年，彭特兰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7位数据科学家之一，他在组织工程学、计量社会学、移动信息系统、图像理解、现代生物测量等领域都有建树，被看作先驱人物。

彭特兰教授出版的这部《智慧社会》，详尽总结了人类动力学实验室近10年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书中对“想法流”（Idea Flow）如何促进人类合作、促进城市发展和社会和谐，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该书甫一出版，即获各方赞誉，好评如潮。

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里德·亨特（Reed E.Hundt），评价此书的焦点是关于“思想是如何涌现、流动和传播的”。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前主任，密涅瓦（Minerva）学校创始人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M.Kosslyn）说，“彭特兰确实生活在未来”。

这部书开篇，就是这样一句激情澎湃的宣言：“我生活在未来。”

全书共4大部分，10个章节，2篇附录。全书对传统市场理论和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批判，提出基于交互、接触、连接的“想法流”概念，并建构基于“社会感知计算”的全新社会科学领域。

2014年5月，湛庐文化组织了一次高品质的活动，叫作“对话最伟大的头脑”，我和30余位“庐客”一道，拜访了这间诞生谷歌眼镜原型设计的实验室，见到了她的灵魂人物——阿莱克斯·桑迪·彭特兰。

他柔和、睿智的眼神，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在回答提问时说：“是的，‘社会物理学’，这是一个来自法国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用语。”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选用这样一个近180年前的用语？

“想法流”的社会学价值

1830—1842年，孔德发表了重要的六卷本著作《实证哲学教程》（The Course in Positive Philosophy）。在第四卷里，孔德提出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一概念。孔德的“实证哲学”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采用观测、实验、比较和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可以获得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主流社会学基本理论，依然建构在孔德的思路之上。

孔德的思路是什么？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在1967年出版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这样评述道：“静力学和动力学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的两大部分……社会静力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动力学叙述这一基本秩序到实证主义这一最终阶段之前，所经过的曲折历程。”（《社会学主要思潮》，pp.65-66）。

简单说，孔德的思路就是比照牛顿力学体系的“葫芦”，为社会学“画瓢”。静力学，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动力学，用来分析社会演化。你会说，这不挺好的吗？好是好，但在今天互联网的背景和氛围之下看，孔德搞错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把个体当作物理学的“质点”。虽然传统社会学也分析所谓群体、家庭、团队、组织；但把个体当质点看，就必然会把情感、欲望、意图等等，仅看成个体质点的“参数”，而忽略内在的丰富性（这一点，认知神经科学大有用武之地）。彭特兰认为，“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框架，停留在18世纪。”为什么这么说？他引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指出，人出于本性不仅交换物品，还交换想法、帮助和同情之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察。我们一直在使用“旧的思想底座”，且浑然不觉。彭特兰抓住了一个朴素但至关重要的概念——想法（idea）。

“想法”，一个极其普通的字眼。人们念出这个词汇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两件事：其一，想法是“个人”的事情；其二，想法稍纵即逝。

在彭特兰这里，“想法”以及“想法的流动”是探查人类交互秘密的钥匙，通过测量想法流，可以就社会构建、团体形态改变、人际交往获得启发。

彭特兰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启了一场可与印刷和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相比肩的伟大旅程。我们第一次获得真正了解我们自身和社会如何演变所需要的数据。通过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将有可能构建一个没有战争或金融崩溃的世界，一个快速发现和遏止传染病的世界，一个不再浪费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世界，以及一个政府是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世界。”

统观全书，核心问题就是：想法的交换如何驱动并改善人类行为？人们如何通过大量的参与合作，来发现、选择和学习新的策略并协调行动？

与孔德不同，彭特兰将视角盯在“想法流”上，将其作为看待人类关系构建、社会结构演进的新的视角，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一视角更具有开创意义。

孔德社会学搞错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传统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和演化的形式，服从所谓牛顿力学的原理，完全从“外部性”给出描述。参与，被看作物理行为。

彭特兰比较了2004年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提出的“群体智慧”与“社会学习”的概念。他认为，詹姆斯的群体智慧只是想法的“汇聚”，而不是想法的流动，特别不是想法的互动。比如无记名投票、点赞、网页下载、排行榜单等，这些都不是彭特兰眼中的想法流的例子。

好的想法流，源于仔细和持续的社会探索。在彭特兰看来，实证主义注重研究“个体的动力学原理”，过分强调了对个体“建模”。用我自己的语言说，“这是对的，但却是不够的”。通过社会参与促使想法流动起来，并进而催生新的想法，是社会建构的重要驱动力。

比如说，书中列举了证券交易网站eToro的案例。交易者通过模仿、跟随交易达人的交易策略，通过轻松“搭便车”，就可以获得不俗的业绩。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只有在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彭特兰将其称为“上帝之眼”（god’s eye）——这是一种“全局学习模式”，即任何人都可以纵览交易全局，都可以面对一幅全景地图做出自己的决策。在这种语境下，社会学习是想法流的关键；多样性是想法萌生的土壤；特立独行则是催化想法流的典型风格。

对“测量”的反思

“想法流”如何测量？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说到社会测量，传统社会学对此似乎很了解。比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第一个把统计学导入社会学。他研究了巴黎历年自杀的数据，写出了《自杀论》（1897年）一书。社会调查与统计学是今天社会学基本课程的必修工具。样本、抽样、假设检验、方差，这些术语对社会学工作者来说十分熟悉。但是，彭特兰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真正的社会测量是“实时的、基于全体的”。惟此，才有可能真正建立社会学研究的基石。

这里，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巴顿（Allen Barton）的一句话，他曾批评“社会学统计方法”，是“社会学的绞肉机”（sociological meat grinder），把活生生的人，转化为干巴巴的统计数据，然后煞有介事地做出种种分析和判断。

彭特兰提出基于“想法流”的社会测量，包含三个关键词：流动性；社会网络；可视化。

比如说在本书第4章“集体智能”中，彭特兰指出：大部分认为影响团体表现的因素（例如聚合度、动机和满足感）从统计学上来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话题轮换的平等性”——由少数个体主导的团体，拥有更低的集体智能。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会议中，你都能领略彭特兰这个发现的趣味。好的会议、好的互化，充溢在大量短小、生动、密集的发言中，大家彼此回应对方，话语的“轮换次数”非常之高——“轮换次数”就是彭特兰测量想法流的一个指标。

2012年4月，彭特兰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塑造伟大团队的新科学》，文中指出，“要想从使用组织结构图的管理中解放出来，就需要放弃依靠个体才能管理组织的方法，并转而通过塑造互动模式来获得更好的集体智能。”

通过这种“参与式流动”，可以在社交网络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组织的智能，进而运用可视化的方式增进社会的智能。10年前，彭特兰的团队发明了一款叫作“社会计量标牌”（Sociometric Badge）的新颖测量工具，大小像今天的智能手机，可以悬挂在胸前。里面内置了重力加速度计、摄像头、麦克风、红外测量等传感器。它可以实时记录对话者的话语轮换、说话的频度、相对视角、语气、语速等等。这种交互计量装置并不去记录谈话的“内容”，而是通过这些参数来刻画谈话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让对话者之间，或者一群对话的人能实时感知到对话的“氛围”，这是彭特兰的一大创举。彭特兰认为，一旦人们能够看到实际的互动模式，就能开始讨论如何最好地管理它们。以往，人们在对话中往往倾注大量的精力，陷入概念辨析、理由陈述、观点捍卫和结论说服之中，忽略了倾听，忽略了维护一种良好的交互氛围的重要性。究其原因，恐怕正在于“谈话内容”是可见的，而“谈话氛围”是不可见的。

彭特兰通过强调互动行为，把“参与”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一点让我联想到商务智能（BI）中充斥着大量的“驾驶舱”、“决策仪表盘”等概念，以及“用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的理念。这些传统工业管理的思维固然对，但不够。差在哪里？主要问题是看不清结构。“看见结构”是参与的最大目的。看见更高次元的知识地图，这是共有知识的更高层级（参见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曼与谢林关于“共有知识”的理论）。彭特兰因此说，“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所说的内容”。

200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用“红气球挑战赛”来纪念互联网诞生40周年。在全美布设10个红色气球，任何一个能找到全部气球坐标的个人和组织，将获得4万美元奖金。在全部4300余个参与团队中，彭特兰率领的团队最终获得冠军，他们仅用时8小时52分41秒，就将全部10个气球的坐标标示完毕。

在这一竞赛中，大家所能想到的最佳策略无疑是“众包”，但彭特兰团队的众包策略与众不同。它的要点在于，与其把任务分解到每个人，不如快速创建一个相互配合的组织。如何快速创建一个协作型组织？过去的组织者往往采用市场化的思维，强调对个体的激励，员工在同样的KPI之下相互竞赛。彭特兰则将投资花费在构建“社会纽带”方面，而不是单纯地激励个人（详见该书第3章）。他认为，强社会纽带有利于想法流动，从而带来社会协同的积极力量。因此，彭特兰的“想法流动性测量”，其实瞄准的是社会纽带强度的测量，这才是促进合作机制的基础。

传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社会结构被看作种族、阶级、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塑造的产物，忽略了跨社会阶层的思想、想法的流动性，特别打破壁垒、塑造边疆的创新思想、人际互化的流动性。这正是彭特兰思考的起点。

在彭特兰2010年出版的著作《诚实信号》（Honest Signals）中，他指出“与内容无关的互动模式，可以准确测量想法流和决策”。著名社会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也提到，“我们是想法、商品、恩惠和信息的交易员，而不只是传统的市场思维所造就的竞争者。”

从这个角度看，彭特兰的所谓社会物理学，其实就是强调物质、能量流动之外的第三种流动性：思想、信息的流动性，并进而探讨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的演化和变迁。

从测量到感知

“想法流”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理念。就此产生对“想法流”的测量也属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测量”这个词语的表面意义上，似不能全然领会彭特兰思想的深意。

“测量”当然很重要。只要想一想从建造埃及金字塔、修建罗马大道以来的人类测量活动，就可以理解测地术、星相学、算术与几何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价值。说测量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但是，字面含义的“测量”，或者“度量”，总是指这样一类活动：用某种“尺度”来衡量事物，以便获得某种公共认可的比较标准。通俗地说，测量就是用某种标准尺度，对事物进行“量化”的过程。这一理解有三个假设：其一是存在某种公认的“尺度”，从而有“度量衡”；事物是可量化的（或者说是需要量化的）；测量有助于对事物的认知。

这三个假设都对，但是都不够。不够在哪里？借用“具身性”（embodiment）这一概念（G.Lakoff & Chris Johson），西方认知历程中的测量，一直以来是“离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即将事物的属性从事物中“抽离出来”。这虽然是测量的应有之义，但在今天看来，这种理念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暗地里假设了主体和客体两分世界的合理性（即笛卡尔主义）。

莱考夫和约翰逊对这种具身性认知做了这样的评述（《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心智过程是具身的，是指认知的心智过程需要认知者与周遭环境实时、联系、密集的交互作用（甚至是彼此缠绕、嵌入、渗透的过程），具身性是“遭遇的连续谱”；认知中蕴含大量的隐喻，而隐喻是思维图式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测量其实是“隐喻的某种变现”；最后，认知总体上是“无意识”的，即认知过程是卷入、沉浸式的觉知、感受、体验过程。

当我们面对互联网大谈“体验”的时候，如果仅仅把“体验”投射到某种传统的“测量”手法，以便获得所谓“大数据”的洞察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思路可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我们在用“数据的尸体”取代活生生的体验。

彭特兰的价值就在这里。他首先让我们把社会交往、关系看作社会认知的基础，然后他聚焦“想法流”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过程，最后（尽管他也采用大量的测量手段）他试图将想法流“呈现”在对话相关者的面前。让想法流成为可见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MIT媒体实验室里面，还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室，是皮卡德（R.W.Picard）创办的“感知计算实验室”（Affective Computing）。所谓感知计算，就是要把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的种种表征，诸如情绪、感知、喜怒哀乐，统统纳入社会学衡量的视野。想想今天的日益繁多的可穿戴设备（虽然很初级）、虚拟实景，你就可以理解感知计算有多么重要。说到这儿，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彭特兰被誉为“可穿戴设备之父”，而他却在社会学也做出如此突破性的贡献了吧！

可穿戴、实时、全体、社会测量、流动性，这些概念已经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学的基本架构。对此，我的理解有二。

一个是社会学将从关注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转向关注“关系”，关注互动，关注流动性；另一个是，社会学将会与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结盟，进入关系互动的“有温度、有气息、有情感”的境地。

因此，彭特兰的Idea Flow（想法流）这个词汇，两个单词都很重要：Idea不是罗丹《思想者》中那个低头沉思的男人形象（西方哲学为男性哲学，阿伦特）；而是弥漫、充实在人心间，洋溢在外表的东西；Flow不是传播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迁移、发送，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流动性（赫拉克利特）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希斯赞特米哈伊）。

彭特兰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拥有最好想法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擅长从别人那里获取想法的人，推动变革的并不是最坚定的人，而是那些最能与志同道合者相处的人。最能激发人的并不是财富和声望，而是来自同伴的尊重和帮助。”

“想法”及其“流动”，在我们的传统语境下，只能透过文本、记忆、回溯、印象来辗转印证、彼此衔接，但在彭特兰的“社会物理学”里，他让这种被测量行为“缩编”之后的符号世界再度充盈起来，让“关系”这一术语不再是硬邦邦的“连接”的同义反复，也不是东方语境下暧昧色彩浓郁的那种感觉，而是本身就具有了生命的活力。

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激励，来改变基础、从而掌控这种力量来塑造想法流？中世纪的信仰来自天启；启蒙运动的信仰来自理性；互联网的信仰来自交互与想法流。想法流是彼此接触的产物，是具身的伴生物，而不是逻辑思辨的过程。在这种新的“社会物理学”图景下，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牛顿力学的“物理交互”画面，而是溶解、催化、裂解的“化学反应”，乃至繁衍与遗传、选择与适应、合作与竞争的生物学、生态学反应。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彭特兰热情洋溢地描绘了社会激励下的合作与协同、群体参与下的权力解构与建构，指出了基于功能设计的城市规划的失败，以及基于“数据新政”引领下的城市实践、社会分配解构和交换的重要性——虽然，作为一名实证主义研究学者，他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还停留在畅想阶段，彭特兰的梦想刚刚显露出一丝生命的绿意，但这一爿绿色，必将强劲生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首先要着眼于想法的流动，而不是财富的流动。这是文化规范和创新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