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年轻一些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个所谓的“教育工作组”不甚了解，然而在当年，这个名称看似温和的工作组，却可以随时给人冠以“背离党基本路线”的罪名，要知道，这样的罪名似有似无，可大可小，严重起来足以将人置于死地。果然，经过一番所谓的走访调查后，卢志民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认钱，不认路线，被关进牛棚进行批斗，108天后才被释放出来，荒唐的是，连党员都不是的他，一夜之间竟然成为了“党内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被放出来之后，卢志民在家呆了两年，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要办一个翻砂厂。尽管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就当时而言，人们的思想却仍然未能从“文革”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更重要的是，办厂所需的条件，卢志民可以说是一样也不具备，最大的麻烦是，他的翻砂厂始终无法得到来自“上边”的支持，以至于办厂经费只有区区一百元。
卢志民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设备，他就四处寻觅游说，看见哪里有块破铁板破铁皮，哪怕是挡猪圈用的，也要说服人家让出来；没有鼓风机，就蹬着辆破自行车到四平市里，在铁锹厂的废料库里买下一台报废的；没有电动机，就搬来一台碾坊磨米用的旧电机，白天工厂生产用，晚上再还给社员磨米。一切因陋就简，拼拼凑凑，然而却在年底达到了万元产值，超额一倍多完成指标。
红嘴村翻砂厂的成就，开始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反感，甚至于某个公社领导在公开场合宣布：“卢志民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整翻砂厂。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此外，还有一些人给省里写匿名信，告发“红嘴村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样的气氛中，卢志民一边想办法维持生产，一边顶着压力躲过重重暗箭，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民营企业”不再是一种卑微的象征时，卢志民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驶去，当然，这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对于太多人来说，1978年都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里，全国性的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恢复了。
从64年开始，到79年完事，《毛主席语录》一共印了十亿九千一百万册，77年高考出了一件事，因为报名的实在太多，结果印卷子的纸不够了。然后老邓拍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先不印了，拿这纸印卷子。我说这事没别的意思，主要是老胖子的书印得实在太多了，
文革期间那谁的书印了十八亿七千二百四十万册，这里面大约有十亿一千万册语录，两亿五千万册文选，五亿两千三百万册选集，八千五百万册诗词。
带着积聚了十年之久的梦想，610万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考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试就此开始了。颇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因为参考人数太多，加之国民经济的破坏严重，国家竟然一时调集不出足够的纸张用来印刷试卷，于是不得不做出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当中，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在这次高考过后，许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在这一年里都如同鲤跃龙门，成为了大学校园中的一员。
在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在博士毕业之后于1987年自创公司，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代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老师段永基考上了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来继万润南之后成为了四通的掌门人。更为神奇的是，有三个农村来的青年人，同时考上了广州的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他们的名字是黄宏生、李东生和陈伟荣，这三个穿着解放鞋走进教室的农村青年，日后分别创建了创维、TCL和康佳三家彩电企业，不需要任何数据来帮助，我们都对这三家企业极盛之时的名声记忆犹新。
事实上，当这些青年人刚刚开始他们的学业时，已经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在大学里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早在此前的1977年，高考制度已经部分恢复，这批青年人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了最早一批的体验者。在当时，大学生是拥有干部编制，并且可以领取相对于工人来说不菲的工资，许多大学生在外出校园时，大都会戴上校徽，以彰显自己的特殊群体身份。大概是过于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日后的下海大潮中，77乃至78级的大学毕业生，仍然舍不得丢掉这份宝贵的待遇，这也是今日著名民营企业家中，77、78两届大学生极少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感到熟悉的名字。
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江苏工学院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在动力工程系中，一位名叫顾雏军的18岁男孩并不显眼，每天只是倔强地钻研课程，尽管这与当时的学风吻合，但更多的则来自于顾雏军惯有的气质；少年时代的顾雏军就酷爱读书，在那个时代，农村的娱乐活动极为稀少，每逢电影放映队下乡的时候，总是会引得全村人围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热闹场面，顾雏军也从来不参加，他总是会选择躲在家里安静读书。更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他对机械设备也同样感兴趣，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把村里唯一一台柴油机拆开，再原封不动地装好。
不出意料，当1977年部分恢复高考的时候，18岁的顾雏军一举从所在公社的37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四年之后，他又考入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工作里，他发明了一套热力循环理论，直接命名为“顾氏理论”，在这个时候，顾雏军倔强性格中的自傲成分发挥了作用，他对师弟放言：“我搞的东西，导师能明白一半就不错了。”
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报纸、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他的发明消息，并且配上了一篇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评论《快抢财神顾雏军》。然而，尽管受到了媒体的一致赞誉，这项发明却不被当时蓬勃发展的电冰箱行业看好，找不到合适买家的顾雏军一怒之下，找朋友东挪西借了10万元，下海创办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万元的小公司。
在10年之后，顾雏军所创办的格林柯尔公司，最终成为制冷家电龙头企业科龙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手中握有的电冰箱年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台，在全球行业中仅仅逊于伊莱克斯；然后又在数年之后，从创利6亿元到巨亏36.93亿元，在这里面，他那种倔强而强势的性格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此中的跌宕起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另外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将会在后面的篇幅中一一记述。
和顾雏军同一年进入大学的还有黄鸣，这位皇明太阳能集团的创始人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的机械设计系，在第一节课上，听到教授告诉他们：“世界的石油大概只够用五十年，中国的则会更短。”闻听此言的黄鸣异常激动：“难道等不到七十岁，我学的专业就毫无用处了？”此后黄鸣在能源利用领域的成就，以至于成为中国能源环境立法的推动者，实在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上面这些人一样幸运。
在江苏常州，后来成为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的俞敏洪，在1978年的高考过后黯然失利，英语只考了33分的他，不得不选择回家种地喂猪；在复习了一年之后，颇具信心的俞敏洪再次参加了高考，孰料那一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满怀希望的俞敏洪不得不再次铩羽而归，落寞地回到村里，继续着一边务农，一边复习的生活。
对于上面这些人而言，高考给各自命运带来的变化，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否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的着眼之处更远，要求改变命运的愿望也更为强烈。
公元1978年6月的一天，一个普通而又与众不同的中年人，悄悄地踏上了香港中环码头。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只带了简单行装和一张单程通行证，和一般人别无二致；与众不同的地方则是：他叫荣智健，来自曾经显赫百年的无锡荣家。
无锡荣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始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商贾大户，荣家的印染、纺织工厂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囊括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大半。在1949年之后，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荣家，自然在政治上熠熠生辉。1953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运动里，荣家所持股的广州第二纺织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其示范作用非比寻常，而这更是让荣家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仕途坦荡。
在1957年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为工商界报喜队代表的荣毅仁，被赞许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随后，荣毅仁参选上海副市长，曾任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亲自为之助选，其中意义不言自明，荣毅仁的当选也自然不在话下，两年之后，荣毅仁又担任了纺织部副部长。自此，荣家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工商界人士中一时无二的顶峰。
然而在“文革”期间，一切却急转直下，荣毅仁被当做“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成为当时的专政对象，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全国工商联机关打扫厕所，与他一起遭此噩运的还有同为民族资本家、时任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此人在后来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这个话题。
受到父亲的连带，荣智健的遭遇自然不会太好，他被流放到四川凉山的一个小水电站做抬土工。在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地图上都难觅踪迹的荒山野岭中艰难度日。而在四人帮下台之后，尽管荣毅仁重新在政治上恢复光芒，但荣家在大陆的资产却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每天无所事事，却又不安于水电部工作的荣智健将南下香港，当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好选择。
在荣智健后来的回忆中，到达香港那天，是一个潮湿而又平淡的夏日，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当他们建议荣智健先到国外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发展时，他的回答是“已经三十六岁，不想再虚度光阴。”于是，三兄弟决定合资办厂，股本占三分之一。
两位堂兄自解放后一直在港，筹集资金自然没有问题，唯有荣智健两手空空，不得已之下，一封求援信写到了父亲荣毅仁手中。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荣毅仁》书中这样描述：“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中都合营给了国家。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后还是他的。”
就这样，荣智健在父亲的指点下分别结算，靠着这笔不菲的资金，荣智健开始了激荡香江的生涯。在这一年的12月，总股本100万元港币的爱卡电子厂开业，具体的业务则是将香港的电子表、半导体等廉价电器向大陆贩卖。
在今天看来，以爱卡这样的规模，这样的业务范围，根本算不上一家入流的企业，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对于一家港资企业而言，能够获得“大陆贩卖权”，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在这个过程里，荣智健的官方背景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得清。
果然，三年之后，这家“荣记”小电子厂就被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从100万港币到1200万美元，荣智健只用了三年时间，此后他一路高歌，直至荣登“中国首富”的宝座，回首历程，起点当始自那个潮热的夏天。
在儿子闯荡香港的同时，担任了全国副主席的荣毅仁，则开始了他商业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在这一年，荣毅仁向邓小平提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于是，这家即将创办的公司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为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中信。
比起儿子，荣毅仁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更加彻底，你很难分清楚，他究竟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是政协的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之一，是为数不多的能决定这个国家命运走向的人，在中信的成立过程中，邓小平“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的托付，无疑令他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拥有一切权柄。与此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从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后来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国际化超级央企，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而在另一方面，无疑是制度与资本结合的果实——中信所拥有的开发权，拥有的资金渠道无可比拟，我们很难用普通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类型的“下海”，也无法说这是否符合“创业”的定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就像是一个社会改革的试验场，直到今天，这种能够集权力与资本于一身的角色，都是中国企业家在内心深处羡慕并暗自追求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