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在4年之后他便调入江苏省委工作，从此仕途一帆风顺，直至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他并不清楚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最高决策层中，有一个人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人思想解放，推动中国命运变革。在这个人与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作用下，中国发生变革的思想基础就此奠定。
这个奠定了中国变革思想基础的人，就是邓小平，而在我们这部下海史的前半程中，我们越来越会感受到他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感受到他对整场变革节奏的把握，以及他赋予中国商业社会怎样的影响。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时候，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说：“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扳不倒嘛。”在随后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再次以此文为题，对教条主义展开了批评，号召全党、全军、全国“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他看来，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从6月到11月的数月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绝大多数省市的负责人，都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的领域当中，这场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思想环境，以及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商业伦理。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模式，不仅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衍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这一类政治格言，更在无数下海者的头脑中深深打下印痕，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商业运营中把实际效果放在第一位，许多或悲或喜的故事，正是因此而被孕育出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此之后，中国再很少有学术文章，能够像这篇文章那样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如此多次的修改，也绝少有任何一篇学术文章能够像它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特殊时期出现的《实践》一文，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角色。
1978年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商业环境，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史实中读出几分。
就在那场大讨论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省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一户农民被当成了“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典型，不得不接受残酷的批斗，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批斗的原因竟然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之外，其余各家各户都背井离乡，外出讨饭。
从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开始了尼泊尔的出访之行，在途经四川成都的时候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省委的工作汇报之后，邓小平突然评论道：“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的很！”
这些非常细微的小事件，在当时闻者甚少，更不为新闻报道所注意，人们所关心的，往往只集中于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我们今日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以邓小平那种深思慎行的性格，绝不可能在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便轻易提出主张。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人遗漏的细节，才显得格外有价值，每当一个细节出现的时候，其历史意义是绝对深远的。
就在邓小平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尝试着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内进行一场变革的时候，却有许多人已经在既未得到政策鼓励，又未得到舆论支持，更未见社会环境好转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们的商业之旅，不知不觉地或主动、或被动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不仅为他们日后的下海之路埋下伏笔、积累下原始资本、也初铸了中国最初的商业形态。
在山西运城川口村，一个叫做李海仓的23岁青年，此时正盘算着要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份机缘则来自于他在三年前的发现。
在1975年的时候，自幼在晋南大地上长大的李海仓，忽然感觉到了一点门道——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生活物资都奇缺无比，就连人们常用的肥皂都难以买到，只能用味道很大的猪油胰子、皂角水代替。那么，如果能自己生产肥皂，那么起码在晋南地区销路不成问题。
于是，带上父亲给的30元钱，李海仓踏上了前往运城的道路，在运城火车站的候车室睡了一夜后，他找到了当地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却不巧正好赶上那里中秋节全厂放假。一心想要学做肥皂的李海仓，居然愣是从收发室里找到一个退休的老技师，用两盒月饼和一顿酒学到了配料、熬制这些技术。
回到家里，拿着自己做出的肥皂，李海仓找到了川口村的大队干部，要求大队给他投资。川口村地处晋南，向来是贫瘠之所，自然没办法提供他所急需的资金，唯一能拿的出来的，就只有几百斤小麦和一口大铁锅，并且要他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交1万”。
于是，李海仓把小麦卖掉，在场院里支起大锅，就这样办起肥皂厂来。在当时的中国，6000块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李海仓能够冒如此大的风险，实在需要非凡的气魄和胆量。好在工厂把肥皂一生产出来，立刻供不应求，一年之后，李海仓便如数上交了6000元。小肥皂厂也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成为了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其实，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得再广阔一些就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李海仓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在广东，普宁县流沙公社，一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村青年在三年前来到广州务工，最初在广州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随后跟着包工队去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港挖过一段时间的排水工程，这些都是需要出力的体力活，对于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那些都是苦力活，而且只能求温饱，不求其他。实在是很苦，但是也受用无穷。”
几个月后，陈凯旋开始了“单干”的生涯，起初只是做一些规模很小的买卖，只要有利润，几乎无孔不入。直到有一天，正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的陈凯旋忽然想到，自己的家乡物资奇缺，而消费需求却相当旺盛。
于是，在这一年的春节里，陈凯旋拿出了3000元积蓄，装了满满两大箱子洗衣粉、洗发水之后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从此，他每周都要奔波在广州与潮汕地区之间，来回倒腾日常洗化商品，几年之后，几乎跑遍了潮汕地区所有乡镇的陈凯旋，终于积累起一笔不小的财富，然后便创办了立白集团，它后来成为了中国洗涤行业里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
在内蒙古，一个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丧。说起来，他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只卖了50块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便一直在养牛，所以让他也姓了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去世了，现在则是他的养父。
和陈凯旋、李海仓等人“单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丧事之后，牛根生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从此不必挨饿受冻，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连串关于“蒙牛”、“伊利”的传奇经历，则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会正式上演。
在当时的中国，有着许多像陈凯旋、李海仓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胆”的事情，多半是受到贫穷的驱使，而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被写入中国的企业史，则在于他们日后的辉煌。当大家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贫穷就变得如芒在背，让人无从忍受，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的确能让人动作得更快更早。
事实上，当邓小平在发表自己主张的同时，一些有着敏锐政治感觉的人，便已经开始察觉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他们和李海仓、陈凯旋这样的人不同，这些人多为乡村、乡镇的基层干部，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他们习惯于时刻留心、时刻揣摩最高权力阶层中，核心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论，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玄机，都被他们反复玩味，从中品读、引申出更深远的意义；反过来，他们所处的基层管理者位置，又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可施展抱负的权力与空间，以及相对城里更自由的环境。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时在头版右上方那个显要的位置上，还配发了一篇《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员文章，随后，全国所有的省级、直辖市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
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当年给够给予的最高规格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则是因为华西村这个旧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早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它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则被描述成为一名“陈永贵式”的好干部，风光及地位一时无二，早在这次报道之前，《人民日报》就曾经用充满激情的笔调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如果说这样的报道还仅仅是一种“政治样板”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宣传，则更多地反映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变化。
这一年的华西村，虽然还没有达到红遍全国，富甲天下的极盛程度，但在当时的中国，华西村确实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存在。在这一年里，华西村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村里新建的瓦房，甚至还建成了当时苏南地区大部分县城都没有的五层楼房，用来办托儿所和中小学，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燃料、蔬菜，每月还会发给零用钱。
类似于这样的成绩，自然不可能仅凭农业生产来完成，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吴仁宝在高调跟随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又在干着一些“见光死”的事情。从1969年的时候开始，吴仁宝就抽调了20个胆大心细的人，在村子的一片泽地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周围四处是茂密的林木，他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挂上厚窗帘，勒令所有人对外守口如瓶。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了吴仁宝职务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当苏州地区的“大寨学习会”在华西村召开时，各地区领导、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华西村，无奈的吴仁宝只好做出了“舍小利，保大利”的决定，下令工厂关门，工人放假，等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开工，加班加点弥补损失。
在吴协恩的回忆里：“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通知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之所以如此冒险搞工业，原因就是种田实在赚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而只有20个人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在吴仁宝看来，既然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径，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事实上，办工业是真，支持农业却未必是最终的目的，在此后的几年里，吴仁宝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地下小工厂一直在偷偷运转，而正是这些作坊式的小工厂，日后却成为了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雏形。
如果说吴仁宝的尝试是借助模板效应，顺势而为的话，那么，同样是在1978年，在距离江苏上千公里之外的吉林省四平市红嘴村，则发生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变革，它是一种坚持与体制对抗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受政府认可，红嘴村的当家人卢志民甚至差点被关进监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民营企业模式。
红嘴村地处吉林东辽河畔，虽然依山傍水，却贫瘠穷困，当地甚至编出歌谣“光棍四五十，干活没分值，牲畜没草料，家家没粮吃”。卢志民耳闻目睹，对这种贫困的体验自然格外深刻，想要脱离这种现状的愿望自然也更加强烈。他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22岁那年，他当上了红嘴村生产二队的队长，从此开始带着一群社员搞副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却不料恰好赶上“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