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我一直保持那副样子，直到舍监助理斯塔纳德夫人进来。她试着劝我平静下来。我看出她是无论如何都想把我赶出去，但要尽量悄无声息。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不肯动地方，一直嚷着要把丢失的行李找回来。终于，有人建议说叫警察来。过了一会儿，斯塔纳德夫人带上帽子出门了。于是我知道我朝疯人院又迈近了一步。她很快就回来了，还带来两个警察，个头很大，很强壮。他们来势汹汹，看来是准备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其中的一个名叫汤姆·伯克特。
我假装没看到他们进来。“我想让你们悄悄把她带走，”斯塔纳德夫人说。“如果她不好好配合，”其中一个警察说，“我就把她拖过街。”我依然一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样子，当然心里也不想到外面去丢人现眼。幸好凯恩夫人救了我。她告诉警官我要找丢失的行李，于是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策略，要骗我说是带我去找行李，以获取我的配合。他们问我走不走。我说我不敢一个人去。斯塔纳德夫人于是说她陪我。她让两名警察在后面跟着，保持一定距离。她给我戴上面纱，我们从地下室离开，两名警官在后面跟着，隔了一段距离。我们静静地走到了警察局，“好人”斯塔纳德却跟我说那是邮件收发处，肯定能找到我丢的东西。我当然是忐忑不安地进去了。
在那之前几天，我在制桶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警察局的麦克莱队长。当时我问他要了一些信息，他给我了。如果他在，会不会认出我来？如果那样话一切都前功尽弃了。我把水手帽尽可能压低遮住脸，心理默默做好准备。果然，麦克莱队长就站在桌边。
当警局里的警官和斯塔纳德夫人以及带我来的两个警官低声交谈时，他仔细地打量我。
“你是内莉·布朗？”那位警官问。我说我想我是的。“你从哪来？”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然后斯塔纳德夫人告诉他不少我的信息——-我在临时之家行为多怪异，晚上一直不睡，她认为我是个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被逼疯的可怜虫。斯塔纳德夫人和那两个警官讨论了一阵，然后汤姆·伯克特受命带我们乘车去法院。
“来吧，”伯克特说，“我带你去找行李。”斯塔纳德夫人、伯克特和我，三个人一起去。我说他们陪我去简直太好了，我不会忘记他们的。一边走我一边不停地念叨我的行李，时不时地评论一下街道的肮脏和路人的怪样。“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我说。“他们是谁？”我问，我的同伴们怜悯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外国人，也许是移民什么的。他们告诉我周围都是些劳动人民。我再次表示我认为世界上有太多人要工作、太多工作要完成。听到这话，伯克特警官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明显是觉得我脑子好点了。路上遇到了好几个警官，大概问了一下我身旁坚实的护卫我是什么情况。这时我们身后已经跟上来不少穿的破破烂烂的孩子打趣我。“她要干嘛？”“嘿，条子，这妞从哪搞来的？”“你要带她去哪儿啊？”“姑娘长得不错啊！”
可怜的斯塔纳德夫人比我还受惊吓。整个局面变得有趣起来，但我仍担心见法官后的命运。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矮平房前，汤姆·伯克特主动介绍：“邮件收发处到了。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你的行李。”
入口处聚集着一群奇怪的人，我觉得我的案子不至于糟到经过他们时没有人说话，于是我问伯克特，这些人都丢了行李吗？
“是的，”他说，“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来找行李的。”
我说，“他们看起来也都像是外国人。”“没错，”汤姆说，“他们都是刚到这里的外国人。他们都把行李丢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他们找行李了。”
我们进了法庭。这个是艾克塞斯市场治安法庭。我是不是疯子就将在这里被最终裁定。达菲法官坐在高桌后，一副把仁慈当牛奶批发样的表情。我很怕会失败，因为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写着善良。就这样我心情沉重地跟着斯塔纳德夫人一起被传唤到高桌前。汤姆·伯克特刚刚做完案件陈述。
“过来这里，”一位长官说。“你叫什么名字？”
“内莉·布朗，”我带着一点口音说。“我的行李丢了，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
“你什么时候来纽约的？”他问。
“我没有来纽约，”我回答（然后在心里加了一句，“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
“但你现在身在纽约，”那个人说。
“不，”我说，极力做出一副精神病人一脸疑惑的样子，“我没有来到纽约。”
“这女孩是从西部来的，”他说，语气让我发抖。“她有西部口音。”
另外一位听到这段简短对话的人声称他在南方生活过，我的口音明显带着南方腔。同时又有一位警官说他觉得我肯定是东部人。问我话的警官对法官说：“法官，此案有关一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自己从哪来的年轻女子。您最好马上处理。”听到这里，我长舒一口气。
我开始发抖，不仅仅是因为冷，我看了一下周围这群陌生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女，脸上写着生活艰难、虐待和穷困。一些人在和朋友急切商议，另外一些静静地坐着，满脸绝望。到处都是衣着光鲜脑满肠肥的警官，消极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个没新意的故事。他们已经有了一长串不幸之人的名单，再多一个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关心。
“过来这边，姑娘，把面纱撩起来，”达菲法官叫道，刺耳的音调让我惊讶，怎么也想不到是从这样一张慈祥的面孔发出的。
“你在跟谁说话？”我问，以我最庄严的态度。
“到这儿来，亲爱的，把面纱撩起来。你知道，即便是英国女王来到这儿也得掀起她的面纱，”他很慈祥地说。
“这样就好多了，”我回答。“我不是英国女王，但我会掀起面纱的。”
我照做了，法官看着我，用一种非常慈祥又温柔的语气说：
“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只不过丢了行李。这位男士，”我指着伯克特警官说，“答应带我来这儿找。”
“关于这个孩子你都知道些什么？”法官严肃地问斯塔纳德夫人，她站在我旁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昨天来家里，要求过夜。”
“家里！这是什么意思？”达菲法官快速地问。
“是给劳动妇女提供的临时住所，位于第二大道84号。”
“你在那的职位是什么？”
“我是舍监助理。”
“好吧，告诉我们关于这件案子你都知道些什么。”
“我昨天进家时注意到她在街上走。孤身一人。我刚进门，门铃就响了，她就进来了。我和她谈话时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在那过夜。我说可以。过了一会之后她说屋子里所有人都看着像疯子，她怕她们。然后她不肯上床睡觉，坐了一整夜。”
“她有钱吗？”
“有的，”我替她回答道，“我都付钱给她了，吃得真是前所未有的差。”
大家笑了，有些人低声说：“在吃得问题上她可不像个疯子。”
“可怜的孩子，”达菲法官说，“她穿得很体面，是个淑女。她英语说得很好，我敢保证她是个好姑娘，是别人的小甜心啊。”
听到这样的话所有人都笑了，我拿手帕挡住脸努力地憋笑，不然再怎么有决心，计划也要被打乱了。
“我的意思是她是妈妈的掌上明珠，”法官赶紧纠正道。“我相信一定有人在找她。可怜的姑娘，我会好好待她，她长得真像我死去的妹妹。”
这话说完后，有一阵子大家都沉默了。法官更慈祥地看着我，我也默默地为这位好心的法官祈祷，同时希望所有遇到我伪装的困难的可怜人都能碰到像达菲法官这样善良的人。
“真希望有记者在这儿，”他最后说。“他们能找到关于这姑娘的线索。”
听到这话我吓坏了，没有记者解不开的谜啊。我觉得我宁愿面对一群医学专家、警察和侦探也不想碰到我绝顶聪明的同行，于是我说：
“我看不出这一切和帮我找行李有什么关系。这些人都太放肆了，我不想被人盯着。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说完，我放下面纱，暗地里希望那些记者都在其他地方脱不开身，直到我被送进疯人院。
“我真不知道该拿这个可怜的孩子如何是好，”担心的法官说。“她必须得到照料。”
“把她送到岛上去，”一位警官建议。
“噢，不要吧！”斯塔纳德夫人惊道。“不要！她这样一个淑女到了岛上可活不了。”
我当时真想抓着她晃几下。我就是冲着那个岛去的啊，她竟然试图阻止我！她这样当然是出于好心，但在那时的情况下可是相当气人。
“那里确实有些不妥之处，”法官说。“我相信这孩子肯定是被下药然后带到这个城市来了。准备好文件，我们把她送到贝尔维尤去做检查。也许过几天药效过去了她会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故事呐。有记者来就好了！”
我真怕了他们了，于是我说了些不想再在那儿呆下去被人盯着之类的话。达菲法官让伯克特警官带我到后面的办公室。当我们到那儿后，达菲法官进来了，问我是不是家在古巴。
“是啊，”我微笑着回答。“你怎么知道？”
“噢，我就知道，亲爱的。那么，告诉我你从古巴哪个地方来？”
“大庄园，”我回答。
“啊，”法官说，“农场。你记得哈瓦那吗？”
“是的，先生，”我回答，“那离我家乡很近。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都知道。那么，告诉我你家乡的名字好吗？”他继续追。
“我就是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语气悲伤。“我一直都头疼，这让我总是忘记一些事情。我不想让他们来找我麻烦。每个人都在问我问题，这样我的脑袋更难受了，”这我说的可是实话。
“好吧，没人会再烦你了。坐下来休息会儿吧，”然后这位亲切的法官离开了，只剩我和斯塔纳德夫人在一起。
就在那时，一位警官带着个记者进来了。我吓坏了，怕被认出是个记者，于是我转过头去说道，“我不想见记者。我不想见任何记者。法官说不会有人再来找我麻烦了！”
“好吧，这可不像疯子说的话，”带记者来的那个人说，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我再次感到担心，我说不想见记者是不是太过分了？他们发现我是在装疯了吗？如果我让人觉得我精神正常，那我只能赶紧改变他们的这个印象。于是我跳起来在办公室跑来跑去，斯塔纳德夫人惊恐地抓住我的手臂。
“我不要再呆在这里，我要我的行李！为什么他们找来这么多人烦我？”我保持着这个状态，直到法官陪着救护车医生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