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纪录片因为有思想所以才有价值。

这本书中的五十部纪录片，就像新中国的历史一样，载着新中国的变化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们展开双臂将它们拥入怀中，认真打量、仔细审视，发现其中有那么多熟悉与陌生、宏大与细微、朦胧与清晰，翻着翻着我们才发现她如此厚重、如此庞大，又如此柔软、如此细腻。

一

中国电视开播伊始，创作者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纪录片的创作自然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记录的目的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在意识形态上对大众进行教化和引导。从记录的内容看，也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而缺少超越现实和政治，反映共同人性的作品。表现在美学上，也就几乎不存在所谓的超功利之美。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纪录片的《英雄的信阳人民》，记录了战天斗地的信阳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印刻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当时造成强烈反响的《收租院》充满了文艺腔的“战斗性”朗读：“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那个时期的纪录片，充分体现了当时的阶级意识，其意义更在于其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性。类似的作品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欢乐的新疆》、《三口大锅闹革命》、《大庆在阔步前进》、《当人民熟睡的时候》、《长江行》、《美丽的珠江三角洲》、《美丽的橄榄坝》、《大庆铁人》、《春到侗乡》、《芦笛岩》、《厦门风光》、《苏州园林》、《保卫越南北方》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是中国第一部记录重大庆典活动的电视纪录片，这是“国庆献礼片”的最初样式。《当人民熟睡的时候》是第一次运用同时、多点、广泛采写表现同一主题的作品，该片对印报工人、托儿所阿姨、马路清洁工等十几种夜班人员从午夜到凌晨的辛勤劳动进行了生动的纪录。《长江行》是第一部介绍长江沿岸风貌的纪录片，显然这可以看做是“话说系列”纪录片的雏形。此外还有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欢乐的新疆》、第一部风光题材的纪录片《芦笛岩》……

从中国早期纪录片创作内容中不难看到，早期纪录片多以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为主，以颂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主要基调。这种基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蔚然成风，但是要完成“宣传和引导”的跨越，还需要一段过程，尽管当时出现了《丝绸之路》这样被誉为“真正的纪录片”的作品，其中还是能够嗅出较为浓烈的“宣传”和“教化”的气息。从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到第一次在全国造成强烈反响的电视纪录片《收租院》，再到被誉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开始”的系列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以及其后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话说系列”，甚至以记录个人经历且有较好口碑的电视纪录片，如《雕塑家刘焕章》、《沙漠散记》、《西藏的诱惑》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纳入“思想教育节目”之中，这些作品或“通过介绍革命历史和先进人物事迹进行思想教育”，或“通过介绍锦绣河山和建设新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严格地讲，这种纪录片的创作，与其说是记录生活，不如说是揭示思想、宣传观念。对广大电视观众进行思想教化和行为指导。”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烙印，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在“新闻”的大背景下所记录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景况和当时人们的思想风貌——被记录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趣味和精神追求，这也正是中国早期纪录片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优秀纪录片作品，仿佛群星闪烁在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之中。

二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纪录片创作理念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创作者在创作中开始了一种自觉追求。“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民族利益的杠杆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无微不至的计划经济向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政治挂帅’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每一个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计划经济也开始转向政治意识形态宏观控制下的多元文化格局并存的局面。”纪录片的思想性在这个时期与社会文化思潮相契合，出现三种思想文化的记录风格：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其中除了《望长城》、《方荣翔》、《九位中国艺术家》等代表主旋律和精英文化之外，其他以大众文化占据主流，出现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

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生活中最为平常的百姓，有的甚至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均无优势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比如那些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尽管其中一些作品被人认为有猎奇及迎合西方趣味之嫌，但是它们所契合的恰恰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观众所向往和追求的真实和现实，尽管这种真实和现实有时候近乎残酷。“电影摄制者必须首先对那些穷苦人们的惨状感到愤慨和愤怒，这才能找到正确的拍摄角度，来拍摄肮脏现象和实际情况。”“这些影片要有一个战斗的观点，要成为一件武器，而不能只是如实记录曾经发生的有趣的故事。”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摇摆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打工妹（《回到凤凰桥》、《毛毛告状》、《远在北京的家》），看到了“满面沧桑十指黑”的小煤窑中的背煤工（《远山》），看到了沉溺在城市琐碎生活中的普通市民（《德兴坊》、《铁西区》），看到了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藏北人家》、《摩梭人》、《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三节草》），看到了许多渐行渐远的生活（《最后的马帮》、《远去的村庄》）。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如万花筒中的社会百态，同时还听到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甚或呐喊：“我并不认为盲流光荣，也不认为盲流可耻”（《流浪北京》），“生活上不觉得苦，只是觉得太孤单。”（《沙与海》），“我感觉我失去了自己”（《回到凤凰桥》），“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节草》）。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底层形象和平凡的话语优势，这些纪录片占据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平台，赢得了同样属于大众的观众。这也正是“中国纪录片与中国的大众文化彼此互动而得以崛起的证明。”

三

新世纪的中国经历十年变迁，经济高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纪录片也在这十年中用镜头见证着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2500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2010年多达85.9%的受访者看过一部或多部纪录片。虽然数据的来源仅限网络，但让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和喜爱纪录片。在纪录片思想性方面可圈点的当属《故宫》、《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和以《再说长江》为代表的“再说”系列，这些作品本着求实的态度回望历史，用现实的眼光打量世界，在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栩栩再现中引发思考。这些作品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同类作品《河殇》相比，显然克服了“从自我的眼光看世界，从自我意识去思考未来”，而是将国家和民族放在一个“世界大系”中。当然，作为思辨性较强的纪录片，其实是不必追求所谓的对与错，只要思考就值得肯定，只有思考的人越来越多，思考的纪录片越来越多，国家才有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思辨，同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反映人与自然的作品《英与白》，反映孩子童真世界的作品《小人国》，反映抗战中小人物的作品《抗战》，反映中国人盼奥运、准备奥运的过程的作品《筑梦2008》。“他们不愿意用太多形容词去修饰世界，却愿意用镜头记录生活。”（白岩松语）。这些作品不仅采用突出动人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丰富的细节来完成创作，重要的是在镜头的记录中，文化责任感让创作者“在迷茫中寻求着自己心中的真理”。而在另一类作品中也一样进行着这样的思想传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反映大众文化的纪录片作品，在此时更被人称做“社会纪录”。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几乎成了这类纪录片的代名词后，被记录的普通人，在各类电视民生新闻、访谈节目以及其他社教节目中大量出现，消减和弱化了作为纪录片对这类题材的记录，逼迫纪录片在这种选题下向纵深挖掘。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选题的范畴上，还是主题的深刻性上，显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不说《山洞里的村庄》是纪录片，你会认为是哪一位富于想象的作家，用自己的梦想编织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远去的村庄》里那片平静的僻远之地，不断被文明冲撞着，从前的世外桃源中的和平与幸福受到威胁；《最后的代课教师》中通过对偏远山区的几位民办教师的记录，完成了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一个群体的挽歌就是在如此琐碎和细节的记录中完成了。凡此种种，在完成纪录片真实记录生活的同时又让纪录片具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及思想价值。

当然，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应接不暇，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的召唤，纪录片的栏目化、频道化，使纪录片的创作表现得有些难以自持——无论是“大手笔”的文献纪录片还是小成本的社会纪录片，似乎都有些技术依赖的端倪——从复制再现到充满主观性的艺术加工。也正是如此，纪录片对中国思想的记录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而艰巨。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的思想表现，都从来不排斥艺术表现和技术手法的使用，纪录片也是如此，但“度”的把握却尤为重要。过渡的技术依赖势必会削弱纪录片本身的思想内涵，容易让观众产生不信任感。

综观中国的纪录片，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电视纪录片以一种政治、革命的记录完成了建国初期的影像记忆；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举国大力发展经济；更看到了在反思中，我们举步维艰的阵痛和思考；看到了社会转型期，许许多多的寻梦故事；看到了新世纪世界发展的多元取向迫使纪录片更好地表现思想而不断寻求新的方向和手段。一个社会的成长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很难看到自己“幼年”的样子，但是纪录片帮助我们完成了记录社会的“幼年”甚至每个成长阶段的任务。其中有欢乐、有悲伤，有欣喜若狂的成功，也有痛心疾首的失败，更有揭开疮疤的历史记忆，有时又让我们捶胸顿足地哭泣，这正是纪录片的真实、纪录片的魅力、纪录片的力量。

真正的记录显然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与对世界的改造。任何一位纪录片的创作者甚或研究者更是应该具有这样的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这或许正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吧。

作者

2012年5月于金宇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