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苏联文学史话(1)

前苏联高力里

§§§第一部从个人主义到革命§§§第一章混乱中的作家们君主政体底崩落受着大部分的俄国作家的热烈的欢迎。就是那在欧战期中变成了爱国主义者和王政主义者的安特列夫（ANDREEV），也表示着欣喜。幽默作家阿佛钦科（AVERTCHENKO）在他的日记上发表了退位书的原文，只加着这几个字作评注：“快读一遍，阿尔喀第·阿佛钦科。”

就是那些王政论者，也欢迎共和国，自从俄国皇军吃了许多败仗以来，对于专制政治的信仰在一切社会层中差不多已消灭了。

一切城市中的广场都变成了会集之所；在那往往是用一个木桶来代替的讲坛上，演说者不断地继续。他们向群众大声嚷着：“旧制度已经死去了；它自己倒落下去，像一个被虫咀过的烂熟的果子一样。”

十月革命是出乎作家们的意外的。那激扬民众，以为民众是柔和无用，淳朴轻信的俄罗斯文学家，突然看见民众焚烧图书馆，占据土地，把那些地主从他们的不动产中驱逐出去，把那些实业家关到牢里去。在一九一七年终光景，当人们在俄罗斯看见工役变成了站长，匠人占据着公共机关的主干的位置时候，阿佛钦科发行了他的最后一期的滑稽周刊《沙谛里公》（SATIRICON）；那一期四边印着一个黑圈子，第一页上画着一个坟墓，被杀害的俄罗斯的象征。在这一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着：

“在现在的事变中，可笑的事情太多了；我怎样会不笑呢？

哦，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在同时，安特列夫向知识界发表了一个绝望的呼吁，在那里，这同样的哀鸣可以见到好几次：“俄罗斯，我的小母亲，我的祖国……”

那时我住在达刚喀，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区。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曾供献给我一间房间，因为他们害怕别人要强迫他收住一个共产党。在出门的时候，往往必须步行，因为电车里挤满了人，而为要找到一个位子，是非硬挤上去不可的。在那些几个月以来没有扫除过的人行路上，一望无际地显现着高高的雪堆。行人在那些雪堆间爬上爬下，滑倒在泥泞中，咒骂着一切革命的新把戏。然而，城市的中区却很热闹，街路上都挤满了人。在一切十字路口，都可以碰到那些知识者（大学生，新闻记者，作家，公务人员），正在卖那些稀少的还在出版的资产阶级的报；可是一些长久习于本行的熟练而轻捷的年轻的报贩，却总占着上风，使别人难以和他们竞争。

在那些文艺酒场中，当时人们听着维尔进斯基（VERTINSKY），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偶像。他的半吟半读的单调的歌，是很受莫斯科的听众赏识的。他们把他的那些歌记得很熟。在大部分的酒场里，人们唱着他的歌；人们甚至还想模仿他念诗的态度。

穿着丑角的衣服，在鬼火般的灯光下，他唱出他的那些献给最近阵亡的白俄军官的歌：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人们叫他们去送死。

在把他们推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人们犯了多么没用的罪！

……静默的旁观者缩在他们的裘衣里，当一个女子吻着尸体的嘴而把他的定情指环丢到教士脸上去的时候。

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虽则不满当时的现状，可是他们坚固地相信，这个革命局面是不会长久的。那些曾经对于沙皇政体的崩落拍手称快的作家们，受了情势转变的打击，而用一种不十分掩饰的敌意，去接受十月革命。他们不断地反复着说，苏维埃政府不久就会崩颓的。在等着这个崩颓的时候，那些散文家们和诗人们继续为他们的读者写作着，好像他们周围的骚扰是和他们绝对没有关系似的。

每逢星期四，在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可以参加那在从前的莫斯科大学神学院的讲堂里开的文艺晚会。

像在战前一样，在那由知识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听众之前，那些著名的作家念着他们的未发表的诗，长篇小说的片断和短篇小说。

在我到这种集会去的那一晚，第一个踏上讲坛去的作家是安特列·哥鲁勃（ANDRE GOLOUB）。在他对我们宣读的那篇短篇小说中，是讲着一个少妇等她的情夫的事。灯散布着一片柔和的光，醉人的香气从邻近的公园中飘过来，一袭罗衣纟卒纟祭地响着，这个女子的青年的身体有着一个伟大的魅惑。

继他而起的作家是阿列舍·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他的动物故事听众当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具有一种地道的演员的才能。他可佩地表达出他的寓言的淳朴的特质来。

那是关于狼，雄牛，或是活起来动起来的器物的故事：

“从前，有三个小孩子，他们只有一条短裤；正当他们在互相争它的时候，那条短裤脱离了衣橱，从窗口跳出去，跳到了街上，而在路上碰到了一头雄牛……”

在休息期间之后，出来了一个女优，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头发吉卜赛人一样黑的女子，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曾经送给她这几句诗过：

阿涅思，你向我现身出来，像沙漠中的炙人的太阳一样……我之所以特别记得她，因为在她上台的时候发生了一幕喜剧。因为她吟诗吟个不完，拍掌声便越来越稀少了；然而阿涅思却死不肯下台。当她想再出来向群众现身一次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向她扑过去拦住了她。“哙，阿涅思，”别人对她说，“巴尔蒙特（BALMONT）还有诗要念，而且我们也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时巴尔蒙特便开始念他的几首旧诗。

我问自由的风：

我怎样才能年轻？

风回答我：

像风像烟一样地年轻吧。

……我问炙人的太阳：

我怎样才能比晨曦更强地炎热？

太阳一句也不回答，可是我的灵魂却听得：烧吧。

在整个晚会中，一点也没有什么使人想到那在进行中的革命；在这演讲厅中，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过去，好像那正在改变俄罗斯的面目的大变动，只是一个应该忘记了的大噩梦。

在出去的时候，听众们互相说着他们的印象：

“这一晚过得好极了，安娜·伊凡娜芙纳。”

“真的，伊凡·伊伐诺维契——上我们家里去吧，现在还不过是午夜呢。”

“我要不要约几个朋友去？我们可以打几圈纸牌呢。”

“好极了，伊凡·伊伐诺维契。我的茶炊是永远不熄的。”

这一天晚上，谁相信那些教授和大学生会在第二天举行一个反布尔塞维克的游行，谁相信第二天赤卫军会冲到各大学去呢？

这些俄罗斯文艺界的光荣现在怎样了呢？巴尔蒙特是在巴黎，在亡命者的刊物《最后新闻》上写文章。阿列舍·托尔斯泰也离开了俄罗斯，可是在一九二三年，他宣称在他眼中看来，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国家权能，十月革命是以往事变的正当过程的一部。那时他回到莫斯科去，而现在做了那代表苏维埃文学的右翼的国家学院会员。人们有时说起他：“为什么托尔斯泰是一个苏维埃的作家？那只是因为他住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或者说：

“托尔斯泰觉得革命不是一个罪恶。”

那个也参加这些文艺晚会的巴尔特鲁息谛斯（BALTROUCHAITIS）被任为立陶宛的苏联公使。我相信他现在用立陶宛文写文章了。

在一九二四年冬天的某一个下午，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在特佛尔斯喀耶街当街向自己的口中开了一手枪。几个过路人跑了过去，认出那是安特列·哥鲁勃。在他的旅舍的房间里，人们找到了一张短简。在那短简上，他写着这几个字：“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乐于把我的共产党党证交还给你们。”

实际上，安特列·哥鲁勃是在一九一九年加入了共产党。他继续描写着资产阶级的家庭，可是他并不像以前似地赞扬它们，却暴露它们的腐败和空虚。没有适应新制度的能力，又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诚恳的，他终于决意一死了之。

然而，在一九一八年，饥馑开始威胁着全国；禁例是越来越严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都中止了刊行，而在莫斯科，通行来往也变成危险的了。

天一晚，行人便急忙回到他们的住所去，而在街路上，除了几个稀少的徘徊者和红军哨兵以外，便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在城市的中心，窃案越来越多；对于那些做麦子的投机生意的人的接战，也一天多似一天；在路上，人们可以看见那些被从寓所中赶出来的资产阶级者的家具，杂陈在人行路上。一辆装铁甲的汽车，老是停在一所样子有点寒伧的屋子前。在那屋子门前，挂着一块小牌：“契卡”。

在那些流亡到外国去的作家之间，我可以举出：安特列夫，巴尔蒙特，蒲宁（BOUNINE），库迫林（KOUPRINE），梅雷日可夫斯基（MEREJKOVSKY），希比乌思（HIPPIUS）以及其他等等。

神秘派梅雷日可夫斯基来到了华沙，在那里，在一个挤满了人的演讲厅中，他作了一次关于神秘主义的演讲。在准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在讲坛上点了两枝蜡烛，于是梅雷日可夫斯基便现身出来。

他的身材中庸，养着一点小胡子，映着蜡烛发光。他先用法文说了几句话做引子。接着，立刻换了俄国话，他宣称他是那些请华沙的政府向伪基督进攻——即向布尔塞维克政府进攻—— 的波兰的神秘派们的弟子。他宣称道，“那时，当我们向那躲在共产主义的大氅后面的人打一鞭的时候，那件赤袍便会一块块地碎落下去，于是我们便可以看见魔鬼的尾巴显露出来。”另一个大神秘派，梭鲁古勃（SOLOGOUB）却留在俄罗斯。

可是，从一九一八年起，他就守着绝对的沉默了。在一九二七年，塔斯通讯社把梭鲁古勃去世的消息传布到全世界。这个消息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发表，并附记着这神秘派诗人的略传。塔斯社的电报是用这句简单的句子做结束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梭鲁古勃未有作品产生。”

在一九二一年，梭鲁古勃曾经想离开俄罗斯过。他的妻到处奔走着，又向她的一切朋友说，她不久可以得到一张正式的护照而“逃开这个地狱”；可是在动身期前的几个星期，她投奈伐河自杀了。人们只在春天冰溶的时候才找到她的尸身。在整个冬天，梭鲁古勃怎样也不肯相信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乔治·伊凡诺夫（GEORGESIVANOV）在他的书上说：梭鲁古勃很有耐心地等着他的伴侣，在食桌上老替她预备着一副食器。在他家里，一切都照着她出去的样子：结绒线的针还插在绒线里，而梭鲁古勃，在等着他的妻子的时候，读读诗，译译戴奥费尔·高谛叶（THEOPHILEGAUTIER）和魏尔伦（VERLAINE）的诗。

当这位诗人知道了他妻子死去的确息的时候，他便闭门谢客。人们听说他在孤寂之中从事于数学，而当他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隐居之后，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我在证明在死后灵魂是否继续生活这个问题上用过功夫，我知道他确是继续生活的。现在，我可以确定能在那另一个世界中遇见我的妻子了。”

在想到梭鲁古勃的时候，他的那首那么地受俄罗斯青年讽诵的名诗，便又来到了我的记忆中。在这首诗里，梭鲁古勃把生活比作一个跷板：

在一条喧嚣的河畔，在一株浓密的松树荫下，魔鬼用一只毛手，在推荡着一个跷板。

他推荡着，他笑。

向前，向后，向前，向后……木板轧轧地响着，弯曲着，而那魔鬼两手扶着腰，说：

“已把你放在跷板上了，摇荡着吧，让魔鬼把你带了去！”

在一九二二年，当乔治·伊凡诺夫临走之前到梭鲁古勃那儿去辞行的时候，梭鲁古勃对他说：

“我一生所残余的唯一的快乐，便是抽烟。呃，我就抽烟……”

一九二一年，在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REBLOK）死后两个星期，古米列夫（GOUMILEV）被执行枪决。古米列夫的妻子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停止发表她的诗。

她永远不愿意离开俄罗斯，她每天去做弥撒。

凡是在这些悲剧的年头中在彼得格勒的人，都无疑地记得那俄国的旧都城的光景的罢——俄罗斯的都城是在一九一七年迁到莫斯科去了的。这俄罗斯的最大的城变成了一个死城。一些面有菜色的人闯进那些沉静的院子里去，在垃圾里翻寻着，希望在那里找到点食物。那时候，各郊外都组织起来，准备打退尤节尼契（YOUDENITCH）的白军，而在城市的中心，却完全变成荒凉而死寂。那在往日可以算做城中的骄傲的奈夫斯基苑——彼得格拉特的上林苑，野草四处蔓生着。在那就是最大胆的人也不敢去冒险的伯鲁达洛夫路，人们可以在几所荒屋上看见挂着那写着这几个字的牌：“本处出卖狗肉”。

在那些大伽蓝和寺院的周围，有些年老的神秘派徘徊着，颔下长着长须的哲学家皮匠和先知农民，都在荒屋中聚首，谈论魔法，新彗星，和不久会发生的奇迹。那位曾在阿比西尼亚住了很长久的古米列夫，很勤地和这一类人来往。一个没有参加过这一类的集会的陌生人，准会以为自己遇到了一群宗教的狂人，可是，在仔细一听他们的谈话的时候，你便立刻会看出他们所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旧将士的名字是常常被人提到，而在这些会集中，人们谈着一个不久的政治变动。

古米列夫不久被捕了。人们在他家里搜到了危险的文件，人们告他参与一个反革命的阴谋。古米列夫的朋友和俄罗斯新诗的爱好者设法去营救他，可是这位诗人突然取了一种那么强硬的态度，致使他因而殒灭。他公然承认是苏维埃政府的死仇，自供曾参加白俄军官的一个阴谋。人们想设法转圜，可是古米列夫却用了他的决不翻供的不可动摇的决意，拒绝了他的朋友们的一切努力，于是他被判处了死刑。在执行死刑前几个星期，他写了一首诗：《迷路的电车》。

彼得格勒垂死的城。没有一个车辆再使这个城的严肃的建筑活跃起来了。突然，在这个荒凉的城里，一辆电车在那主要的街上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梦？

勒住，开车的，立刻勒住你的车。

这电车穿过了几座桥，打着铃绕过了那些纪念物，那些教堂。接着，穿过了那些沉静的路，而在这诗人面前显现出来，作为他的生活的象征本身。在古米列夫的想象中，一切都错杂着。他所漫游过的诸国土，他的恋爱；而在他的每一句诗中，都浮出了他的死亡的预感。这预感，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看来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那辆电车开到一个发卖“到精神的印度去”的车票的车站去。可是要作这个旅行的并不只是这诗人一个人。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乞丐，正就是去年他在叙利亚的贝罗特城所看见死去的那一个。这全部迷路的电车只是一个独对着死亡的人的诗：

刽子手也要砍了我的头。

那和死亡的情绪分着这诗人的心的唯一的情绪，是恋爱。这电车不见了，而这歌唱过事物，创造过作为第二祖国的天国，却没有了解离他而去的眼前的实现的能力的大神秘派，也同时不见了。

那些在以“伶人的休息”出名的那个文艺酒场中出入的人们，悲悼着这诗人的早死；可是，好久以来，这些人们都没有遇见过古米列夫，因为这当时一切作家所常去的“伶人的休息”，是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