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60年代末是国外福克纳研究的第一个时期。这一阶段，在综合性的研究论著方面，克林斯·布鲁克斯的《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乡》（William Faulkner：Toward Yoknapatawpha Country，1963）和米契尔·米尔盖特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William Faulkner，1963）代表了福克纳研究的最高水平。詹姆斯·马利维斯评价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提供了任何福克纳综合研究的起始空间，在其他的研究路子耗尽后，所有的研究还将回到这里”[2]，足以说明其里程碑地位。

布鲁克斯秉承新批评的宗旨，将作品作为“某种静态的、成形不变的东西”，在对十四部小说的研究中绝少提及福克纳的创作背景和他人资料，在几乎完全凭借超人的艺术感受力向读者举隅了各种文学元素如何融入福克纳小说中之后，他得出结论：福克纳用一个浓缩了极高现实性的虚构世界展示了“人类精神追求终极价值的能力与可能性”。虽然诗人出身的他在资料细节的考证上不够准确，但他出色解读了同是诗人出身的福克纳运用在文本中的多彩的诗性元素，这也使得这部贯穿着新批评理论的力作成为“研究美国作家的最好的评论著作之一”[3]。

《福克纳的成就》是学院派批评的经典。米尔盖特细致考证了福克纳每部重要小说的创作背景和过程，通过对大量草稿、信件、未发表资料的整理确定了作品间的原始关系。在牢靠的考据基础上，他就每一部作品作了精彩品鉴，并在最后一章提出福克纳的成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微观的世界去表达对人类的乐观感觉而不仅仅是南方”。作为全书最具价值的部分，这些建立在细读基础上的品鉴表现出不逊于布鲁克斯的艺术敏感。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1959）是奥尔加·维克里的代表作，虽然由于作者对南方文化的陌生而存在少许误读[4]，但她对每一部小说的评价依旧严谨、可读。论著富有艺术性的结构使其与自己的论述对象一样富有感染力。

另有一些专著，比如怀特·瓦格勒的《威廉·福克纳：从杰弗生到世界》（William Faulkner：From Jefferson to the World，1959）、艾瑞文·豪的《威廉·福克纳：批判性研究》（William Faulkner：A Critical Study，1952）、劳伦斯·托马森的《威廉·福克纳：介绍与阐释》（William Faulkner：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1963）等。这些在当时有各自特点的论著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失去了原先的价值，倒是埃德蒙·沃普的《威廉·福克纳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1964）凭借对福克纳小说迷离情节的整理以及实用的年表和人物谱系附录，得以作为浅显的实用手册至今遍布各类图书馆。

虽然这一时期的期刊文章不少已经陈旧，但仍有一些因其学术分量而对当代研究者保持着长久的参考价值。

沃伦·贝克的《福克纳的视角》（“Faulkner’Point of View”，1941）、R·W·弗林特的《作为挽歌作者的福克纳》（“Faulkner as Elegist”，1954）、卡尔·因克的《福克纳散文中的形象停滞》（“The Imagery of Stasis in Faulkner’s Prose”，1956）是早期研究福克纳小说技巧、南方文化背景和文学史地位的优秀论文。乔治·马里恩·奥唐纳的《福克纳的神话》（“Faulkner’s Mythology”，1939）把福克纳的创作划分为沙多里斯和斯诺普斯两种形态的，虽然过于简单化，但论述本身还是很有力的。此外马尔科姆·考利的《袖珍本福克纳》序言是全面介绍福克纳的优秀论文。其中论述如福克纳创造的是“神话王国”、福克纳与霍桑的相似性、福克纳与美国文学心理恐怖和边疆幽默传统的关系，都是十分有说服力的。这篇“序言”对推广福克纳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影响研究方面，理查德·亚当斯的《威廉·福克纳的学徒时代》（“The Apprenticeship of William Faulkner”，1962）简扼精练地描述了福克纳本人的阅读范围和影响来源，“虽则文章，但却比以往很多著作都要有用”[5]。类似的文章如乔治·加内特的《福克纳的早期文学批评》（“Faulkner’s Early Literature Criticism”，1959），阿林·特纳的《威廉·福克纳，南方作家》（“William Faulkner，South Novelist”，1961），托马斯·英奇的《威廉·福克纳与乔治·华盛顿·哈里斯：西南幽默传统》（“William Faulkner and Geroge Washington Harris：In the Tradition of Southwestern Humor”，1962）等，分别研究了福克纳的写作背景、青年时期的爱好、他与南方传统的关系。埃尔默·豪尔的《威廉·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的普通人》（“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Plain People”，1964）则强调福克纳小说体现出来的南方性，特别是农村的社区传统。

福克纳文本体现出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布鲁克斯的《隐蔽的上帝》（The Hidden God，1963）的一章“福克纳的善恶观”，以南方人特有的感同身受，表现出足够的说服力。罗伯特·巴罗斯的《福克纳作品中折射的基督教制度》（“Institutional Christianity As Reflected in the Work of William Faulkner”，1961），哈罗德·道格拉斯的《福克纳与南方清教主义》（“Faulkner and the Puritanism of the South”，1957），拉尔夫·西尼西奥的《福克纳与存在主义的关联》（“Faulkner’s Existentialist Affinities”，1961），阿莫斯·王尔德的《福克纳与道德退化》（“Faulkner and Vestigial Moralities”，1958）等，都以材料的可靠性和论述的力度见长。

种族研究则以查尔斯·尼尔森的《福克纳与黑人》（“Faulkner and the Negro”，1962）、布拉德福德·丹尼尔的《威廉·福克纳与南方自由追求》（“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Southern Quest for Freedom”，1964）为早期的代表，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类文章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容易厘清书中人物，比如昆丁、艾克·麦卡斯林、加文·斯蒂文斯与福克纳本人的关系。作家与他笔下的代言人毕竟有距离，人物的观点是否就是作家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福克纳的语言风格是他所有成就的关键但又十分复杂，研究的难度使得美国学者甚至也认为“非常明显做得还不够”。艾瑞拉·卡鲁扎在《威廉·福克纳的主体性风格》（“William Faulkner’s Subjective style”，1964）中从结构语言学的视角提出福克纳的句子附有许多彼此间没有联系的短语，这些短语的间隙为读者的想象填充提供了可能空间。哈瑞·安特里姆在《福克纳的延宕风格》（“Faulkner’s Suspended Style”，1965）中将作家笔锋中的延宕习惯，归因于他对伯格森哲学的兴趣，而沃尔特·斯莱托夫则在《探索失败：威廉·福克纳研究》（“Quest for Failure：A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1960）中揭示出福克纳的延宕在于他用深思熟虑的晦涩去阻止句子表达最终的结果，从而使句子变得困惑且不好理解。除此之外，沃伦·贝克的《福克纳的风格》（“William Faulkner’s Style”，1941），卡尔·因克的《威廉·福克纳：形式试验》（“William Faulkner：Form as Experience”，1954），埃里克·拉尔森的《语言的障碍：福克纳语言中的反讽》（“The Barrier of Language：The Irony of Langusge in Faulkner”，1967），F.C.瑞德尔的《作为文体学家的福克纳》（“Faulkner as Stylist”，1957）等，也是这一时期风格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论文。

单部作品研究是福克纳研究的一大部分，《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最受论者们的重视。伊夫琳·司各特在小说出版同年自费印刷的小册子《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On William Faulkner’s“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是有籍可考的最早评论。此后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如毛瑞斯·考恩垂为小说法文版作的序言较早肯定了福克纳的地位。小说的基督教寓意在卡沃·克林斯的《〈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的对称性》（“The Pairing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and As I lay Dying”，1957）中得到探讨，这篇文章揭示的小说情节与圣经典故间的关系启发了以后众多的论者。巴巴拉·科洛斯的《〈喧哗与骚动〉：献祭模式》（“The Sound and the Fury：The Pattern of Sacrifice”，1960）也提出昆丁是一个殉道者的观点。克林斯在《〈喧哗与骚动〉中的内在独白》（“The interior Monologue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1952）一文中率先将弗洛伊德的影响引入福克纳的意识流研究，虽然在当时受到质疑，但马利维斯认为“这值得考虑”，日后米尔盖特的考证为文章提供了佐证。小说的象征意义也得到了论者的重视，查尔斯·皮维和路易丝·道纳论述了“花”“影子”这些客观对应物在小说中的意义。作品的虚无主义主题、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凯蒂形象的意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讨论的。

关于《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1930）的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颇多，罗纳德·萨瑟兰的《〈我弥留之际〉：福克纳的微观世界》（“As I Lay Dying：A Faulkner Microcosm”，1966），约翰·西蒙的《你在笑什么，达尔？》（“What are You Laughing at，Darl”，1963）均致力于此。卡文·柯林斯的《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的对称性》以及玛丽·迪克森的《〈我弥留之际〉与〈荒原〉的关系》（“As I Lay Dying and The Waste Land：Some Relationships”，1964）则在现代主义神话的背景下考察了小说的神话结构。

《八月之光》（Light in the August，1932）是福克纳创作盛年的转折之作，小说奇怪的结构向来引人注意。罗伯特·斯勒贝在《八月之光中的神话与仪式》（“Myth and Ritual in Light in the August”，1960）中认为小说实际上依照了包括基督教和其他异教神话元素在内的结构。小说视角和相关的考据工作则引起了克里斯丁·莫里森、米尔盖特和维克里的兴趣。相比之下，布鲁克斯对小说乡土意义的评价则更切中作品在福克纳创作生涯中由现代主义向乡土文学回归的转向意义。

《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1936）是《喧哗与骚动》之后福克纳的创作巅峰。米尔盖特、布鲁克斯、维克里三位大家围绕小说的论证尤为精彩。米尔盖特无孔不入地考证出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福克纳吸收了很多编辑的意见，这些来源复杂的元素被他一条条梳理出来。布鲁克斯认定萨德本实则美国式的悲剧人物，南方只是作为背景存在而已。这种让美国来承担南方的阴郁的企图遭到维克里针锋相对的否定，她认定萨德本就是南方的畸胎。罗伯特·诺克斯的《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William Faulkner’s Absalom，Absalom！”，1959）是对米尔盖特考证风格的深入，罗伯特·佐勒的《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散文风格》（“Faulkner’s Prose Style in Absalom，Absalom！”，1959）以及厄斯·杜索尔·林德的《〈押沙龙，押沙龙！〉的构思与意义》（“The Design and Meaning of Absalom，Absalom！”，1955）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小说的艺术形式。

在相对“次要”的作品中，《圣殿》（Sanctuary，1931）的争议最多，多是围绕小说的道德水准展开。具体可见奥布里·威廉斯的《福克纳笔下清白的谭波尔》（“William Faulkner’s‘Temple’of Innocence”，1960）以及詹姆斯·塞弗的《谭波尔·德雷克纠缠的性欲》（“The tangled Sexuality of Temple Drake”，1962）。《没有被征服的》（The Unvanquished，1938）被忽视多年，但米尔盖特却将它与其他作品联系，以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与《沙多里斯》（Sartoris，1929）和《村子》（The Hamlet，1940）有同源关系，是福克纳创作精神发展的三部曲之一。《野棕榈》（The Wild Palms，1939）在长期被人指责为“结构随意”之后，终于有W.T.朱克斯的《福克纳〈野棕榈〉中的对位》（“Counterpoint in Faulkner’s The Wild Palms”，1961）以及W.R.摩西的《〈野棕榈〉的整体性问题》（“The Unity of The Wild Palms”，1956）等论文出现，论证了福克纳这部小说具有精心构思的艺术结构。

《村子》与《去吧，摩西》（Go Down，Moses，1942）是福克纳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获得的关注也更多。珀西·亚当《在福克纳的三部曲中作为结构与主题的幽默》（“Humor As Structure and Theme in Faulkner’s trilogy”，1964）敏锐地感受到福克纳在《村子》中向幽默传统的回归。约瑟夫·哥尔德与威廉·帕莫分别在《斯诺普斯主义的常态：福克纳〈村子〉的普遍主题》（“The‘Normality’of Snopesism：Universal Themes in Faulkner’s The Hamlet”，1962）、《斯诺普斯的庸俗世界》（“The Mechanistic World of Snopes”，1967）中分析了弗莱姆的物质主义。《去吧，摩西》一直被视作短篇小说的结合，持这一论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克斯。不过米尔盖特继续从版本和相关资料入手，断言作品确实是写作意图完整的小说。詹姆斯·迈拉德则从小说与圣经节奏的内在一致性得出了与米尔盖特相似的结论。《熊》是该书中最受关注的一篇，神话、视角、语言风格都不乏论者。亚历山大·科恩的《福克纳〈熊〉中的评论与象征》（“Myth and Symbol in Criticism of Faulkner’s ‘The Bear’”，1963），托马斯·伍特贝克的《福克纳的视角与艾克·麦卡斯林的年表》（“Faulkner’s Ponit of View and the Chronicle of Ike McCaslin”，1962）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此外福克纳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坟墓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1948）、《故事集》（Collected stories，1950）、《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m，1951）等，也都得到专门的研究，但限于作品自身的影响，成就不大。

在专著与论文之外，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一大亮点是资料索引和传记整理工作的成就。

1957年普林斯顿版的《福克纳目录》（William Faulkner：A Check List，1957）是最早的索引资料，作者詹姆斯·马利维斯列出了福克纳公开发表的各种作品和相关研究资料。罗伯特·丹尼尔的《福克纳作品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Faulkner，1942）则补充了大量未发表的早期作品的版本。另外，福克纳本人也曾亲自收集了自己的创作，这部珍贵手稿现存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里克·霍夫曼和维克里合编的《威廉·福克纳：二十年评论》（William Faulkner：Two Decades of Criticism，1951）和《威廉·福克纳：三十年评论》（William Faulkner：Three Decades of Criticism，1960），这两部相隔十年的评论集开创了每十年总结一次福克纳评论研究的传统，至2002年已出到《六十年评论》。其间主编更迭，但文集的体例大致稳定，一般由十年间的评论方法、评论热点、作品研究、形式研究等几大块组成。除了第一部罗列了太多没有价值的评论之外，后来的续集皆能去粗取精，勾勒一个时代的福克纳研究进展。《三十年评论》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同时期罗伯特·沃伦的《福克纳评论集》（Faulkn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67）相比之下也显得不够准确，特别是后者把福克纳归入重农派，似乎非福克纳本人所愿意。佩兰·洛威尔的《福克纳作品在美国的批评接受》（“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William Faulkner’s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1956）和O.B.爱默生的《福克纳在美国的文学声誉》（“William Faulkner’s Literary Reputation in Amercia”，1962）摘引了大量评论原文，是对福克纳早期研究史比较好的描述。

资料整理的另一个亮点是访谈类资料汇编。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四部福克纳访谈录全部诞生于这个时期。分别是马尔科姆·考利的《福克纳-考利档案：通信与回忆》（The Faulkner-Cowley File：Letters and Memories，1944—1962，1966），约瑟夫·丰特与罗伯特·阿什利比安合编的《福克纳在西点》（Faulkner at the West point，1964），弗里德里克·格温、约瑟夫·布罗特纳版《福克纳在大学》（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1959），以及詹姆斯·马利维斯与米尔盖特编写的《园中之狮》（Lion in the Garden，1968）。另外，福克纳著作版本的校勘也完成于这个时期。詹姆斯·马利维斯在《福克纳的文本：介绍与注释》（“The Text of Faulkner’s Books：An Introduction and Some Notes”，1963）一文中介绍了福克纳小说各个版本的可靠性和价值。卡沃·克林斯则在《新奥尔良素描》（New Orleans Sketches，1968）和《早期散文与诗歌》（Early Prose and Poetry，1962）中汇编了福克纳学徒时代的各种作品，为研究福克纳早期创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传记是福克纳研究的传统领域。《我的兄弟比尔》（My Brother Bill，1963）和《密西西比的福克纳一家》（The Faulkners of Mississippi，1967）是福克纳的两位亲人约翰和玛瑞的手笔，虽然文学性不高，但其中许多生活细节和不载于公开文献的回忆是研究福克纳早期生活的重要辅助资料。约瑟夫·布罗特纳的《福克纳传》（Faulkner：A Biography，1969），是公认最好的版本，其细节之准确、评述之精妙使之获得了“官方传记”的美誉。[6]还有一些对福克纳某一人生阶段考察的传记也有趣味性。比如布罗特纳后来又写过《福克纳在好莱坞》（“Faulkner in Hollywood”，1961），评述这位作家在好莱坞写剧本的经历。米尔盖特则与戈登·史蒂芬合编了《福克纳与皇家空军》（“Faulkner and the Royal Air Force”，1964），详细记录了福克纳在加拿大接受空军培训的过程，随后意犹未尽的米尔盖特还补写了《福克纳在多伦多：补充传记》（“Faulkner in Toronto：A Further note”，1968）。家族与家乡作为融入福克纳的乡土创作中的元素，也受到传记研究者的青睐。唐纳德·杜克罗斯的《悲伤的孩子：福克纳上校的生平、作品及影响》（“Son of Sorrow：The Life，Works，and Influence of Colonel William C.Faulkner”，1962），仔细描述了福克纳的曾祖传奇性的一生对作家的影响。《奥克斯福是福克纳小说中的原型吗？》（“Is Oxford the Original of Jefferson in William Faulkner’s Novels？”，1962）是G·T·巴克利研究奥克斯福和杰弗生之间相似之处的论文。詹姆斯·韦伯和维格弗·格林的专著《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of Oxford，1965）则饶有趣味地讲述了福克纳在镇上的趣事。福克纳的中学同学约翰·卡伦也写了一本《福克纳乡野上的旧时光》（Old Times in the Faulkner Country，1961）。这些回忆性的文献都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福克纳研究的第一个时期正值新批评盛行，作者的思想、创作主题、作品形式、艺术风格在专著、论文、传记、访谈、考据等不同形式的研究下得到深入发掘。特别是适合新批评发挥的形式与风格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体验福克纳古怪文本中诗情画意的可靠解读。这时期已出现了很多代表性的研究者和批评思路，比如布鲁克斯和米尔盖特的综合研究、乔治·科恩的神话研究、沃伦·贝克的风格研究、查尔斯·安德森的道德观研究、布洛克纳的传记资料研究等，他们的研究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传记、资料与版本的整理工作在这个时期的完成则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同时也出现了像马利维斯这样的版本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