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马克思交往理论

一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伴随着马克思理论创造和实践斗争的一生。梳理、揭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是准确理解、科学归纳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初步萌芽

1.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中的“交往”探索

马克思在1873年就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人”“我”等作为研究主题，而且其思想对马克思提出交往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威尔、赫斯和施蒂纳。鲍威尔的意识哲学将自我意识看作自我发展、自我批判和扬弃的过程，“批判性”彰显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革命性内涵，这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推动作用。鲍威尔还把宗教看作自我意识的异化，“宗教异化”思想对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有启发作用。赫斯提升了交往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交往就是人的本质，“人与人的交往绝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1]提出了生产力发展与交往的关系问题，指出交往需要中介，还提出“货币是彼此异化的人、外化的人的产物”，[2]导致异化交往，而个人真正的本质与权利在于产品交换、贸易与协作，行动的目的在于自由；等等，都对马克思提出交往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施蒂纳认为，真正的交往与社会关系，是“双方相互的关系，是行动、个人之间的交易”，[3]尽管他将交往排斥于社会之外，但他开辟了用交往来表征人类社会状态的新思路，对马克思构建交往理论起到了启发作用。但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无论是在其博士论文中，还是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生涯中，或是在创办《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的过程中都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最终与其分道扬镳，在扬弃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中开始萌生出自己的交往思维取向。

2.马克思交往理论思想要点的初步揭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开始把人与人交往关系的视角转向经济领域，确立交往理论的唯物论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点探讨了从劳动到异化劳动的转换及交往异化问题，及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从而指明了社会交往关系发展变化的出发点，开始从劳动实践中考察交往关系的运动过程。尤其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粗具雏形”。[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四种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一是工人同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结果的异化；二是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即类本质向生存手段的异化；四是人同人的异化，即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马克思在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录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了“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概念。他指出，异化劳动导致交往的异化，交往主体的工具化和交往的物化是交往异化的两种表现形式。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创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考察了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尤其是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和失误之处，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意识，将抽象王国中的人变成现实中的人，将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马克思交往理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交往”范畴达70多次，而且此时的他还没有形成生产关系的概念，而是使用交往关系的概念，在其中，马克思阐述了交往与生产、交往与生产力、交往与人的发展、交往与共产主义、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及其与历史更替的关系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创立。

1.交往与生产、生产力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认为生产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生产力也只有在交往中才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交往对生产和生产力都有制约作用。另外，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5]马克思依分工不同区分和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四种交往形式，即部落所有制交往形式、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交往形式、封建所有制交往形式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交往形式。自然分工产生交往的最初萌芽，各国之间的战争是经常性的交往形式。最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动因。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之间是相互适应的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交往关系与形式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进而被新的交往关系与形式所代替，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

2.交往形式的划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形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划分。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交往形式有家庭或血缘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家庭交往尤其是夫妻交往维持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最初、最基本的交往形式。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精神交往则是与精神生产相关联的交往关系，在二者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6]物质交往包括农业生产交往、工业生产交往、商业贸易交往等，而精神交往则有政治交往、法律交往、道德交往、宗教交往等。二是从交往主体看，有个人交往、民族交往、国家交往等。三是从交往的规模看，有共同体内部交往、行会内部交往、城乡交往、区域间交往和世界性普遍交往。

3.普遍交往与共产主义及人的自由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随着大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共产主义只有作为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8]普遍交往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应用展开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将交往理论应用于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实践形态和交往关系的分析，探讨资本与交往之间的关系，揭示资本运作中的交往模式及其内在本质以及资本支配交往的内在逻辑，使其交往理论得到具体应用和全面展开。

1.劳动价值发展与交往

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会生产使用价值。”[9]劳动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二重性是历史形成的，是人们交往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而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1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考察了劳动价值二重性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各个民族、社会和地区孤立、封闭发展，劳动者受到内部狭隘关系的束缚，劳动的使用价值占据优势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交换，“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11]生产活动与交往的范围也局限在狭隘的人群和地域内。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抽象劳动获得了独立发展，劳动的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普遍的存在，使人们的生产劳动和交往活动扩大化发展。

2.人类交往形式的三种形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人类交往形式的三种形态，一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形态。这是古代社会的交往形态，那种“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形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表征了古代社会形态的具体特征和交往样式。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形态。这是资本主义交往关系的典型形态，“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的生产关系”。[12]物的依赖关系使现代资本社会的一切交往形式商品化，变成唯一的交换关系，并力求摧毁“一切地方限制”，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13]三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交往形态，这是未来理想社会的交往形态。这种新的交往关系不仅会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每个人也被“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造就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

3.资本与交往

商品交换是资本生成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和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5]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交往形式。“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16]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的中心，构成了交往的中介。资本不仅是一种权力，人们仅凭资本的权力而成为交往的主体，而且是一种关系，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交往关系结构，资本关系怎样，其交往形式也就怎样，它是一切交往活动所赖以运转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规律是制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7]“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8]因此，“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19]因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不平等交往。资本主义社会是全面的交往化社会，也是全面交往的物化、异化的社会。

4.交往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通过对原始农村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发现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在人类历史演进道路上并非遵循着统一的发展模式，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欧洲典型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而土地公有制、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相统一的独特生产方式则在东方社会得以保留下来。究其原因，则是东方社会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村社制度内外封闭，其内部实行农工结合，自给自足，限制个人自由，缺乏内部交往，因而难以自我突破发展限制；其外部又互相隔绝，难以彼此交往以互相影响，互相推动。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乏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0]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内在的交往局限的分析，指出了东方各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可能性。

5.交往与社会有机体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解剖与分析，揭示了社会中各种要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运动的机制与规律。他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21]社会有机体囊括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也正是这多方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有机体并推动其发展变化。在社会有机体中，某一方面的交往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交往的变化，交往就是社会有机体一切器官相互联结的中介。

（四）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深化发展

马克思晚年毕其心血继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在《人类学笔记》、《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历史学笔记》中进一步将“交往”作为探讨古代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思维逻辑，对交往理论进行了深化发展。

1.古代社会交往关系与社会发展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童年”的上古时期格外关注，他于1880年底至1881年3月初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在读书笔记中大量摘录了摩尔根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并做了批注。透过这些批注，可以清晰地揭示出，古代社会发展的交往尺度。在蒙昧期的低级阶段，人类开始进化出音节清晰的语言，从而开始了相互交往的历程。在蒙昧期中高级阶段，火的使用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获取食物的技能开始提高，人类生产生活开始不受气候和地域限制，交往活动范围开始扩大。从野蛮期的中级阶段开始，人类开始学会种植和驯养动物，开始了定居生活，相互交往成为一种日常活动。在野蛮期的高级阶段，人类开始使用铁器，并发明文字，从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人类交往有了全新的领域和方式。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与交往是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历史发展进步的。

马克思强调，血缘亲属关系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原始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主要包括基于血亲和姻亲的血亲交往、两性交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两性分工与社会地位的不同。与这种交往关系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氏族公社。血缘亲属关系之外的外婚制使联姻范围不断扩大，使不同氏族和部落之间结成密切的交往关系，使交往往往以氏族为单位进行，形成氏族或部落之间的联盟。马克思改造了摩尔根形式，分析阐述了原始社会的四种家庭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和父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及其交往关系。人类从原始血缘家庭向专偶制家庭的发展既是原始社会交往的结果，非血缘氏族之间的联姻，产生了肉体上及智力上更强健的人种，又促进了氏族内外交往及生产发展。

2.殖民交往与土地所有制的变迁

在马克思的建议下，马·柯瓦列夫斯基写作并于1879年出版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并亲自将该书送给马克思。马克思在阅读该书时，作了详细的摘录，作了许多批注和评语，阐述了殖民交往与土地所有制变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论点。

马克思是基本认可柯瓦列夫斯基的论证逻辑的。柯瓦列夫斯基认为，所有制的发展过程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原始的无条件集体占有时期，二是分化为氏族或家庭财产时期，三是私有财产的扩大化时期。古代印加人的土地所有制得以维持，是因为公社内部有能够维持其系统稳定的有效规则，这是公社内部成员必须遵守的交往规则，它注重内部交往，反对外部交往。伴随着不同部落、群体，乃至不同民族间日益增多的强力甚至暴力交往，美洲红种人的土地所有制不断调整而多样化。

西班牙的暴力入侵，更促使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公社所有制土崩瓦解。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首先实现的是瓜分制度。“根据瓜分制度，整个墨西哥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被划分为八十个区。”[22]这种制度把土著人变为奴隶。但经过长期的反抗，教皇于1531年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印第安人为奴，瓜分制度又被监护地制度代之。西班牙殖民者对公社土地具有实际管辖权，从而掠夺了公社的土地所有权，导致原始氏族公社解体。

柯瓦列夫斯基分析了印度原始经济关系从氏族到家庭，再到农村公社的五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赞同这五个阶段的原始公社发展的过程划分，他在摘录和笔记中认为公社演化的一般形式是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农村公社的形成体现出土地从大范围的共同占有逐渐向个体家庭私人所有的发展，也就是社会基础从以血缘为基础进行联合走向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交往过程。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后进行立法，对农民的“公社地产和私有地产”进行直接掠夺，各省土地很大一部分很快转入少数拥有游资并愿意把它投入土地的城市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消失了，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公社土地按区分割，削弱了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原则，产生了“以失掉自己土地的公社所有者和小农所有者为一方，以英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对立”。[23]公社所有者失去了他们的旧世界，但并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因为公社所有者已分裂成为“原子”，彼此利害冲突加剧，这就是马克思用且摘且评的方式所描述的殖民地人民在公社瓦解之后的命运。马克思反对暴力交往，反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交往方式，认为古老国家的发展应遵从自身的历史特点自然发展。

3.内外部充分交往与社会跨越

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于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写信，请求他谈谈对俄国社会发展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马克思于1881年2～3月给查苏利奇复信过程中拟了四个草稿，正式稿于1881年3月8日完成，马克思在复信和四个草稿中详细阐述了通过内外部的充分交往实现俄国社会的跨越发展问题。

马克思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而稳定的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和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影响，即使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完全独立自由地发展，俄国也不可能通过西欧的两种途径即内部的“圈地”运动和外部的掠夺扩张来生成资本主义。它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独立地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历史发展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而实现自身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此，从内部交往看，俄国农业公社需要俄国社会革命的发展来打破自身固有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因为革命是一种激进的暴力交往方式，它能够以其独特的暴力特征而迅速地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而达成一种新的交往秩序。

不仅要有俄国国内革命来挽救俄国公社，而且必须有外部的欧洲革命的引导和支持。“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4]俄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明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25]马克思认为，通过与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充分交往，吸收、利用其一切积极成果，从而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俄国社会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卡峡谷”而实现历史的跨越，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4.交往形态扩展与世界历史生成

马克思晚年倾注大量心血对阅读过的史学书籍做了大量摘录和评论，分为四个笔记本，写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统称为《历史学笔记》，其内容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上半叶。这部篇幅浩大的手稿反映了晚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格外关注和持续研究，它详细说明了交往在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反映了交往形态扩展在推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中的作用，深刻地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交往线索。

《历史学笔记》反映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交往的主体不再是古代社会的氏族和个人，交往主体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更多地体现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乃至文明圈与文明圈之间的交往，从个人交往走向社会交往，从民族国家内部交往走向世界性交往。国际战争、国际贸易和宗教传播成为新的交往形式。战争是《历史学笔记》中反映的近18个世纪国际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交往暴力化最典型的体现。它作为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既改变和破坏现有社会秩序和关系，又重建和整合新的社会秩序和关系，推动和促进新的社会形态与制度形成。《历史学笔记》中详细论述了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三十年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历史学笔记》还关注到一系列的航海探险活动，如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绕非洲航行、麦哲伦环游世界等，从而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闭塞和隔绝的状态，使得欧、亚、非、美四大洲开始直接交往，跨越洲界的贸易出现了。国际贸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宗教也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交往形式，促进了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文化交流，三十年战争就被称为“宗教战争”。

随着世界贸易的扩展，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人类在纵横两向上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整个世界开始从分散走向统一，形成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人类从孤立、分散的地域史、民族史走向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交往成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推动力。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正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剖析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他超越了晚年之前的历史视野，“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全面、完整的说明，是对人类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史以及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的萌芽、展开直至最终形成的一种全景式的概括和合乎理性的论证”。[26]

二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交往”的著作，但在其各种论述和著作中都体现和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交往理论思想，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交往”就达70多次。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梳理、提炼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思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揭示了交往与生产、社会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与机制，挖掘和梳理这些理论思想对于社会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一）交往与生产发展

马克思认为，交往与生产之间是互为前提、互相决定的。他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7]

1.交往状况决定生产的发展

人们一开始就是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8]生产劳动具有社会性，“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9]“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0]

交往制约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只有交往才能保存既有生产力。“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持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1]交往还创造了一种扩大的生产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32]“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3]“交往的扩大又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活动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4]

2.物质生产决定交往形式

生产创造出交往的材料，马克思在批评一种“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的看法时说：“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可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35]人的交往存在着物质生产基础，它“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是呈现出‘历史’”。[36]“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37]物质生产的性质，决定了交往的性质，“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38]生产者“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交往形式”。[39]物质生产决定并促进交往形式的改变。“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40]“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41]

（二）交往与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交往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替无一不是在人们的交往及交往扩大中完成的。交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机变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42]

1.交往促进社会形态更替

交往是社会制度与形态演变的动力。马克思说：“现有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43]“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4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所有制角度把人类社会演进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无产阶级占有制五个阶段，并阐述了交往在演进过程中的作用。随着同外界交往（战争或交易）的扩大，部落间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发展了古代公社所有制。随着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征服，特别是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战争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它破坏古老的文明，“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45]封建社会末期，商人所促成的通商的扩大以及交通道路的开辟，引起了各城市在生产上的新分工，导致了超出社会范围的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46]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7]从而形成了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世界性普遍交往“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48]这又为“无产阶级占有制”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交往促进民族社会跨越

交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与发展。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9]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民族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交往是促进这种跨越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指出了这种跨越发展实现的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征服达到所有制的直接移植。“在那些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这种发展是非常迅速的。”[50]欧洲移民的到来使北美一下子跨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如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后获得了最完美的封建组织形式。印度也是如此，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完成了两个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51]这种所有制的移植甚至比在征服国的发展还要顺利。“如果在另一种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的长期统治。”[52]二是通过国际交往使不发达国家跨越自己的社会形态而直接引起和采用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53]这也就是说国际交往引起不发达国家提前发生矛盾运动而实现社会的跨越。

3.交往促进世界历史生成

由于交往的扩展，人们不断地突破原来地域与民族的限制，而走向其他区域和民族，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世界范围的新航线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民族历史日益发展为世界历史。“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54]“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国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5]

（三）交往与人的发展

人是交往性的存在物，人的发展离不开其他人的发展，是在与其他人的不断交往中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56]

1.交往确证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体现在社会之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7]“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道主义。……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认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内容的本质为根据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58]可见，交往使人的社会性本质不断得到确证和展示。

2.交往促进人的发展

交往决定人的发展及其程度。“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59]“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60]历史积累的交往条件决定人的发展及其性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61]由于人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制约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62]“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绝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63]

被迫交往制约人的个性，真正的交往解放人的个性。以物为媒介的交往是一种“被迫交往”，使个人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而“更不自由”，“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64]只要个人的交往不是自主交往，交往的力量就会制约个性的发挥，个性的解放只有通过自主交往才能得到实现。“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65]自主交往的集体“是个人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66]“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7]

3.普遍交往实现人的自由

只有交往扩大为普遍交往，人的发展才能从片面走向全面，最终获得自由。一个人的全部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这并不决定于施蒂纳，而是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68]人只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69]普遍交往形成人类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0]“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71]在个人的独特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72]当人们在未来理想社会中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原来——笔者注）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现在——笔者注）则成了目的……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73]

三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逻辑特质

马克思将其交往理论植根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及历史过程之中，成就其不同于其他交往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特质品性。通过其物质生产根基，确立其交往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点；又通过其社会属性使其交往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向现实的人回归；最后，在历史的逻辑中，马克思交往理论展示出其价值指向。

（一）生产基础

马克思所说的交往，首先指的是，也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主要侧重的是物质交往和经济交往，在探讨近代以后的社会状况的时候，马克思也主要讲的是产品交换、国际贸易、国际战争等这些交往方式。他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交往现象的出发点，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交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关系，构成人类其他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基础。人首先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存在的。

马克思把交往分成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大类别。在他看来，交往首先是物质交往，物质交往具有本原性和基础性。这是由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中的始基地位决定的。人们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间接地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同时，物质生产是以个人之间的物质交往为前提的，而物质交往的方式又是由物质生产本身决定的。马克思最看重的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强调的是物质经济利益在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交往同样决定精神交往，尽管精神交往对物质生产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也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衍生物。他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74]马克思不仅把一切交往奠定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还把物质交往理解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从而建构了其交往理论的唯物史观。他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5]

马克思把交往理论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正是其交往理论区别于其他交往理论的根本之处。马克思所说的交往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十分宽泛的关系，包括所有制和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涵盖了贸易、商业、交通、运输和社会交往，甚至战争，其中物质交往是第一性和基础性的。而交往理论的另一位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则将交往基本上局限于语言交往、精神交往范畴。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上的交往理论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凸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而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交往理论注重的是人与人在话语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凸显的是主体间的精神沟通，以及在相互承认语言有效性前提下的话语交流。哈贝马斯力图以交往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最根本的行为，即以语言为媒介，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为核心，以确立统一有效的社会规范为最终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补充作用。但二者的立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基础上，把交往与物质生产看作是相互统一的，即交往是物质生产的前提，物质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言语行为的基础地位，他把生产劳动和交往看作两个互不隶属的东西，认为生产劳动是工具性行为，与交往性行为是相对抗的关系。正是二者的立论基础的根本区别，导致这两种交往理论在交往的动力与历史发展方面的差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不断积累和进步是交往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在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上的交往形式发生变更，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方式及精神交往都随之发生变更。“普遍交往”和理想“共同体”的实现，归根到底都有赖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力不是交往和交往形式发展的基础，相反，只有实现生产关系、交往结构的更迭，构建一种新的组织框架和社会一体化形式，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学习机制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往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交往的历史发展上，马克思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来把握个人的历史，哈贝马斯则从个体人的心理形成史来推演社会发展过程；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入手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构建其社会形态理论，哈贝马斯则从人对世界和社会规范的认知方式入手，把人们的世界观的理性化过程及人际间的社会结合方式与理性程度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根本标准，认为皮亚杰的发生学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

（二）社会属性

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他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76]交往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相关性，逻辑地包含了社会性于自身之中。无论是直接交往还是间接交往，人都是社会性的。交往是主体社会关系系统的实现。在交往中，主体创造社会，社会又产生、制约主体。交往个体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任何社会关系都通过个体交往体现出来。从根源上说，交往是一种真正的人类机能，是个体企求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需要。人不仅与自然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还必须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协作行动。从过程来看，交往不仅是生产活动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形式，而且从这种活动的结果对人的意义来看，还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蕴含着人对自然的价值关系，而这种价值关系又是以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为中介的。交往的社会属性还统一于人的本质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交往的产物，交往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唯有在人与人之间才发生交往，才存在关系。动物虽有交往，但其交往不具有社会性。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社会属性立足于“现实的人”，它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又向现实的人回归。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77]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78]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是处于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人，这样就把现实的人与物质生产统一起来了。可见，这种现实的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9]离开物质生产的人就不是现实的人。“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人，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0]现实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时时处于与他人交往关系中的人。

（三）历史逻辑

马克思赋予交往以历史性，将交往关系与历史发展和一定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状态下，交往的内容、形式与手段都会不同，交往与交往形式的发展是一种与人类历史发展同步的现象。交往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动物联合体、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再到世界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交往范围由狭隘走向广泛，交往手段由单一走向复杂，交往形式由简单走向多样。

马克思更是以交往为线索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晚年的两大笔记中，一是《人类学笔记》，二是《历史学笔记》。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探讨的是人类史前的社会状态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探索历史逻辑的第一次深化，而在《历史学笔记》中探讨的是世界各国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中叶的交往状态及历史发展过程，是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历史逻辑的第二次深化。探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逻辑应将马克思晚年的这两大笔记与马克思《资本论》及整个研究计划结合起来考察。这两大笔记作为其晚年成果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自然延伸，与其《资本论》具有逻辑的一致性。《人类学笔记》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史前的原始社会状况，《历史学笔记》则研究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资本论》则着重研究的是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马克思所处时期的社会状态及发展趋势。三者相互补充和贯通，共同形成整个人类社会交往演进的发展历程，完整揭示人类社会发展逻辑与规律。马克思在中年写作《资本论》的基础上，晚年曾明确提出要撰写《资本论》续篇，马克思对完整的《资本论》体系的构想是：资本—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续篇就是要完成后半部分，即“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部分。由此可见，马克思晚年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倾注大量心血和时间研究和阅读大量的历史著作，完成《历史学笔记》，其实正是在为完成《资本论》续篇做准备和进行审慎的历史沉思。《历史学笔记》梳理了世界各国从公元前1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着重摘录了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形成、衰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萌芽和产生的历史，在时间上恰好与《资本论》第一卷相互衔接，可以说是一部“前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国内统一市场如何扩展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史笔记，是《资本论》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基础。马克思力图经由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等环节达到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的展开，从而建构一种空间上覆盖世界各国、时间上包括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和各种形态的全球史观。[81]尽管马克思生前未能完成其研究计划，但是他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揭示交往变迁直至经由世界市场到达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进而描绘和构想人类社会发展美好前景的思路和价值取向已经清晰而完整地呈现。

四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时代。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卷入了全球普遍交往的过程之中。马克思交往理论能够成为当今全球化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时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社会的存在状况、发展机理，尤其是科学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演进方向、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路径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价值。

（一）指明当代全球化的演进方向

“全球化”虽已成为学术界、商业界、传媒界及其他各界广泛使用的概念，但对它却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和定义。对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作不同的考察和理解。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认为是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全球性的自由流动；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化；从文化角度看，全球化被看作是全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从技术或工具角度看，全球化被认为是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地域限制而进行的信息自由传递，或利用交通工具克服空间阻隔而进行的自由交往活动。当代全球化已经超越单个方面的意义，是一个系统过程，是人类现代社会所蕴含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多层面的社会关系的宏观拓展形态，是世界范围内的多重交往关系与结构的系统过程。可见，全球化与交往密不可分，离开了交往，全球化之“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交往是当代全球化的内在特征，是全球化得以生成的联结体、发生点和增长点。全球化正是国家、民族及团体与个人跨越区域和国界的无数交往活动的汇集体。

全球化的交往境况凸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价值，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交往理论所预见的交往发展趋势的正确性。当代全球化所展示的交往突破国家、民族和区域界限，在世界范围展开的多种多样的交往关系与活动正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进程中揭示的交往内在规律的必然指向。按照马克思交往理论，当代全球化必然伴随、经历和走向普遍交往。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是人类走向未来美好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由此观之，当代全球化必然经历一个交往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普遍交往既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状态、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不断实现的趋向，永远没有完成态和最终态。全球化普遍交往既指国家、民族、团体与个人不断走向世界，又指世界性的物质、精神和信息因素对国家、民族、团体与个人的不断覆盖，更是二者交互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当代全球化发展必然走向将所有国家、民族、团体及个人推向纵横交错的、全方位普遍交往的发展状态与过程。

当代全球化的内在趋势是走向一体化。全球化境况下，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内外交往的关系之中，而且内外交往的发展状况决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程度。就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82]内部的交往促进内部的整合和一体化，与外部的交往促进内外部的碰撞与融合，逐步走向内外一体化。全球化必然伴随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与冲突，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全球化共性不断渗入本土化的个性之中，本土化个性中的落后因素或不适宜全球化的因素不断泯灭，本土化不断消减而融合全球化，或者本土化中的积极、强势因子借势全球化的浪潮而成为全球因素走向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无疑仍然是走向世界一体化。尽管这一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其间不乏种种挫折和倒退，走向世界的一体化潮流依旧滚滚向前。世界一体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村庄，即通常所说的“地球村”，“地球村”充分发展，从而走向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共同体”。

当代全球化开启和迈向“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世界历史形成前的历史是国别史、民族史和地域史，人们处在特定地域的闭关自守状态，地域分散、空间狭小、相互孤立而独自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有限，交往程度较低。而世界历史的状态则是人们打破了地域性的存在状态，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而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状态。当代全球化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交往具有世界性质”[83]的时代，是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由相互隔绝、孤立、封闭逐渐走向相互交往、联系、开放的过程，是世界突破地域化由局部走向整体化的过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84]马克思认为人类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85]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世界历史”越来越深入发展的过程，它使人类开启和迈向“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和新未来。马克思交往理论指明了当代全球化的光明前景，启示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

（二）指引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不仅是制约落后国家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所谓现代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古代帝王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和状态。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看，也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领域或方面追赶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或状态。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快速现代化是事关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社会跨越发展、世界市场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道路的揭示等方面的论述都为落后国家选择和确立现代化发展的理念、道路与方向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引。

落后国家应选择市场化改革的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体系构想的后半部分“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其对人类社会交往与发展历程及规律的一体化揭示，尤其是其晚年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交往与世界历史生成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旨趣正在于追求一种从现代社会的国际贸易发展为统一的世界市场，进而生成世界历史，走向国家消亡，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达致人类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的发展道路与理想。人类的现代化历程正是肇始于市场的，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也都是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机制是现代社会的灵魂、标识与动力。落后国家现代化，市场是必由之路。世界上的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追赶现代化潮流，就必须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选定市场化发展路径，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现代市场经济涉及一整套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相互一致与协调的体制机制与制度体系。当今世界上落后国家大多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其内在的体制机制与市场机制极不兼容，改革阻力大，难度也大，常常陷入“改革—倒退—再改革—再倒退”的窘境，发展非常缓慢。因此，落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尤其需要的是政治高层的清醒认识和坚定意志。

落后国家现代化应奉行开放发展战略。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交往才能真正进行。故步自封，不与外界交往，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一个国家的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对内开放就是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各行业、各领域之间形成开放对流机制，打破条块分割，破除一切形式的垄断，建立一体化的市场体制机制，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与环境，激发人的创新精神与潜力，促进现代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外开放就是向世界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形成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融入世界市场和世界一体化潮流。开放发展要勇于自我革命，抛弃自身落后的思想、文化及生产方式，拥抱先进、发达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及生产方式。落后国家只有奉行开放发展才能以畅通的渠道快速引入先进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及产业技术，融入先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和进步。

落后国家应通过内外充分交往实现跨越发展。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内外交往状况直接影响其社会形态更替发展情况。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孤立封闭状态，缺乏与外界交往时，其社会发展就以一种自然形态的方式进行，不会出现社会发展的超越现象。当一个民族国家进入区域性、世界性的交往之后，其原有的自然形态就会被打破和扬弃，而产生社会发展的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比如，原始社会原生形态的“直接公有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国家内外交往的差异，发生了很多偏差和改变，发展出多种形式——典型的东方形式、斯拉夫形式、古代形式和日耳曼人隐蔽对立的形式；日耳曼民族通过“战争交往”征服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从农村公社超越奴隶制而直接建立起封建社会；北美洲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处于氏族公社阶段，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也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受到国际生产、国际分工及世界历史性共同活动的影响，由于世界性交往带来的竞争，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不得不及早克服在内外交往中呈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86]为“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7]避免“一切可怕的波折”[88]，而直接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这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而常规的现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是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通过内外充分交往，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达到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快速赶超，走上现代化的快捷路径的。

（三）指示和谐社会的构建路径

和谐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构建和谐社会应是人类的理想目标与追求。这里的和谐社会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和谐，即和谐世界，二是就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社会而言的和谐，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今天人类已经步入普遍交往和“地球村”时代，我们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局势来构建和谐社会，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世界眼光，致力于顺应世界潮流与发展趋势来推动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按照马克思交往理论，当今和谐世界就应建立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公平、开放的世界贸易规则体系，打破一切贸易壁垒，打破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人类共同体。进而，在世界一体的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国际组织与运行机制，有效协调和解决全球问题。只有这样，和谐世界才会有根本性的保证。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和谐社会则应在这样的和谐世界的前提下来构建，与之协调一致。在今天，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融入世界潮流，与之兼容共蓄，才会有自己的稳定与和谐；反之，如果闭关自锁，忽视世界潮流，自绝于国际社会之外，国家或地区就会陷入停滞、贫穷和落后，社会就不会有长久的、真正的和谐与安宁。

在普遍交往的境况下，应重新认识和检视社会和谐状态，形成新的社会和谐观。要认清社会和谐在关于社会“同一”、“矛盾”、“稳定”和“利益”方面的一些误区，树立起“异质共生”、“限度控制”、“动态平衡”、“互利共享”和“秩序结构”等当代社会的新理念、新思维，寻求社会和谐的理性建构与路径选择。判断当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是否和谐，都应首先检视其是否与前述的全球化演进方向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相一致，这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性前提。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生产、社会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结构与关系、关于社会状态与交往互动的内在规律、关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趋势的揭示都为我们今天探讨和谐社会建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当然，毕竟马克思生活并创立交往理论所基于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150多年。这150多年来，世界经历了更加深刻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交往理论本身也必须实现时代化，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只有探寻当今时代的新精神、新话语，实现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化，以新时代的哲学话语嫁接交往理论，分析和架构社会和谐，并使之体现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及人际关系之中，实现其内在结构与体制机制的再造，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才找到了现实的路径，具有了现实的可能。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化路径中，在交往与社会和谐的内在关联中，探寻面向未来的社会和谐构造与新状态，提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社会和谐发展新构想，才能为当代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可持续的保证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