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煤矿工人的身体与健康

导言：历史和比较视阈下的煤炭开采、健康、伤残和身体

〔英〕亚瑟·麦基弗[1] 著 郝静萍 译

工作能够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人们生病、伤残和死亡。在历史上，健康和安全问题是公共健康的重要方面，这种情况在全球很多国家一直都是如此，而因工受伤、死亡和健康欠佳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疾病、伤残和贫困的重要原因。[2]彼得·多尔曼（Peter Dorman）恰如其分地形容，工人们“每天为了生计而进行风险交换”。[3]这一点在煤炭开采中更为明显——在全球范围，这一行业与非常高的职业死亡、患病和致残人数相联系。今天，全球有大约3000万人从事采矿工作，其中采煤工人占1/3。

表1 2008年全球十大煤炭开采国

表1 2008年全球十大煤炭开采国-续表

呼吸功能障碍在煤炭开采社区广为流行，与工作中的粉尘吸入有关。国际劳工组织（ILO）指出，在20世纪末，全世界有250万矿工诊断患有与粉尘相关的呼吸疾病，其中包括尘肺病——由于长期引入过量粉尘而引起的肺部阻塞和纤维症。[4]考虑到大量漏报和误诊，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明显被低估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在开展运动改善采矿状况，同时颁行了公约和实施准则（第一部于1931年颁布）。国际劳工组织指出：

煤矿工人面临着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在没有自然光或通风的空气下工作，取走材料让地球出现空隙，并尽量保证周围地层不会立即产生反应。考虑到暴露于风险中的人数，尽管许多国家做出努力，世界上煤矿工人的死亡、受伤和患病人数表明，采矿在大多数国家仍是最具有危险性的职业。虽然其劳动力只占全球劳动力的1%，却导致约占8%的工作死亡事故。尽管没有关于受伤的可靠数据，但其数字是惊人的，同样因患有尘肺病、听力损伤和受到震动影响等致残性职业病的工人人数也值得注意。[5]

在工业化过程中，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印度和南非等国家的煤炭开采对健康的影响最为严重。[6]不过，如果我们将西方几乎不受管制的工业化时代（1780～1880年）与今天的印度相比较，事故率在比例上就更为相似。例如，在英国，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煤炭开采事故死亡率是每年大约1000例，每开采百万吨煤死亡人数约为6人，与约一个世纪后的印度大致相当。[7]

使用童工进行煤炭开采在19世纪初的英国（直到1842年才遭到禁止）和19世纪的美国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今天在许多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仍是一个问题。在无营业执照、很少受到管制的小型煤矿中，健康问题尤为严重，与更大的煤矿相比，这里的工作更为危险，事故率高好几倍。这种职业死亡率模式是大多数煤炭生产国的特征。例如，蒂姆·赖特（Tim Wright）表明，在近代中国，煤炭开采的危险性要比制造业高10倍。[8]仅在1890年代和20世纪初，就有大约10万中国矿工在事故中丧生，不过有数据显示，从20世纪中叶开始，死亡率稳步下降。实际上，中国煤炭开采的环境状况波动范围很大，并受到变幻莫测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最大的煤矿都为外国所有（其中英国公司规模最大，比如开滦煤矿雇用了4万人），安全记录不良。1942年，处于日本占领和控制之下的一座煤矿（本溪湖煤矿）发生了世界上有记录的最严重的矿难，死亡矿工多达1800人。[9]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年），情况显著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以来，中国采矿业中的慢性职业病和工业事故率仍然相对较高，但事故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在最大的国有企业中尤其明显，如表2所显示：

表2 1949～2009年中国煤矿百万吨事故死亡率

在像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安全标准低和煤矿工人尘肺病程度高等历史上就存在的问题由于将经济需求置于健康之上、流动劳动力的脆弱性（他们中许多人在呼吸障碍问题恶化后会回到农村）和独立工会的软弱而变得更为严重。与西方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显严重；对许多人来说，需要从留在农村忍受贫困和饥饿还是到其他地方从事缺乏安全和健康的工作两者之间做出选择。[10]

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矿难事故的死亡案例（比如甲烷气体爆炸）和历史学家约翰·本森（John Benson）描述为“持续性的一点一点死亡”的个人事故最为普遍。[11]由于国家干预（常常是在发生重大灾难面临激烈的公共改革运动和来自采矿社区和工会的压力的情况下）对采矿工作的风险和危险进行管理和控制，事故率有所下降。但是在20世纪，矿工的慢性职业病造成的死亡和残疾人数不断上升，超过了创伤事故，特别是与矽肺病、煤炭工人尘肺病、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这里也牵涉到增加机械化设备（煤炭切割机、钻头和传送带）所产生的更为严重的粉尘问题。这种慢慢渗入的呼吸性障碍常常被称为“黑肺病”或“矿工肺病”。[12]沉重的体力工作磨炼了矿工强壮的身体，并使其头脑适应风险和危险，但毫不为奇的是，过早衰老的沉重负担和因为吸入粉尘而导致的身体残疾是采煤社区的特征。矿工的身体上带着这一杀戮的伤痕。南威尔士矿工伯特·库姆斯（Bert Coombes）于1939年在其自传里提到，“受打击”是“工作的一部分”。[13]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人阶级社区中，采矿社区的致残比例最高——其中包括截瘫和尘肺病患者。[14]在发达的西方的采煤社区，长期存在这样的呼吸障碍，尽管煤炭开采减少并在英国等国家几乎完全消失（最后一个深井煤矿凯灵利煤矿于2015年12月关闭，不过还存在一些露天采矿的煤矿）。英国颁布新法案承认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这样的疾病为“职业病”后，1998～2004年因为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而提出索赔的案例有将近50万起。这是欧洲针对雇主的最大集体诉讼。[15]目前，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工业化国家正面临着尘肺病的大规模流行问题。

专辑收录论文

本专辑与其所依据的研讨会的理念是，跨国历史比较能够有助于增进对煤炭开采工作和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解。正如斯蒂芬·伯杰（Stefan Berger）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历史不只是年代表，那么试图解释和诠释在特定的地方或时间发生的事情就需要与在此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事情或者同一时间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16]

该领域的研究已开始从对国家的关注转为跨国维度的比较工作，包括在“工业危险制度”、职业和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纺织品、石棉与矽肺病方面的重要工作。[17]但是，煤炭开采中的职业健康和“工业危险制度”在迅速发展的跨国文献中看起来相对受到忽视。[18]

这就是说，这样的跨国比较史学需要保持对国家和地方特征的敏感度，此次研讨会的许多论文和大部分讨论都围绕共性和差异、相似点和特性之间的矛盾展开。各国政治和经济背景悬殊（包括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以及福利体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包括手工、机械化以及地下或露天采矿），文化和特征不同（包括工作健康文化和政治文化），还需要记住其规模不同。例如，2012年中国有13.6亿人口，劳动力有7.67亿，煤炭工人有800万～1000万（约为英国煤炭生产高峰时期雇佣煤矿工人人数的10倍）。与通过井下采矿进行煤炭开采而非露天采矿的国家相比，其劳动力比例也更大。

本专辑有五篇论文重点关注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煤炭作为能源和燃料，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来说毫无疑问非常关键，对其后进行工业化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19]这些论文都围绕着20世纪工业经济成熟的背景下工业化对工人身体的影响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并展开讨论。马克·克劳利的论文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煤矿职业健康和安全的影响，研究了国家和工会在此方面的作用，认为生产率和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战争紧急状态下从未得到解决。实际上，在战争时期的英国，与参战的其他地方一样，矿山、工厂、造船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的职业健康都要服从于全面战争的经济和军事需要。[20]本·柯蒂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英国煤炭业国有化的战后时期。其论文对南威尔士工会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的批判性考察，该煤矿的危险性众所周知，其呼吸性障碍程度在英国最高。柯蒂斯认为，全国煤矿工人工会（NUM）南威尔士分支在保护矿工身体和支持残疾者方面特别积极也比较成功，因此有效运作，“不只是工会”。其论文对文献中关于工会在煤炭开采职业健康和安全以及伤残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长期争论作出了贡献。[21]在索菲·罗兰的论文中，我们的重点转向煤炭社区所体现的身份，通过系统地展开个人口头叙述来探索幽默和健康的主题。它将不断发展的情绪历史学领域带入对于工人身体的研究中，通过对肯特煤田前英国矿工的访谈，探讨“失去、社区和健康欠佳的概念”。罗兰颇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对去工业化的研究中有必要更多地关注身体，并提出其观点，认为工业生产的遗留问题仍然存在并铭刻在煤田社区的去工业化身体中。基思·格尔达特的稿件与此非常吻合，他根据自己1985～1992年在（英国）北威尔士做煤矿工人期间在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个人经历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观点。他的关注重点是粉尘、柴油油烟和伤残问题以及采矿工作对身体的影响如何通过男性身份和幽默进行叙述和排解。格尔达特还探讨了煤矿工人如何经历劳资关系变化的背景和1984～1985年矿工罢工之后失去权力的情况，以及此种情况、煤矿关闭及限制工业化加剧的大背景对他所在的采矿社区的身体情况如何造成有害影响。以英国为重点的这部分论文的最后一篇是亚瑟·麦基弗的论文，该论文分析了口述史方法在煤炭开采、职业健康和伤残研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它重新讨论了麦基弗和罗纳德·约翰斯顿（Ronald Johnston）为之前的呼吸性疾病史研究《矿工肺病》（Miners’ Lung，2007）所进行的访谈，将那些见证人置于更为严格的叙述分析中。据其证明，身体是矿工记忆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这样的个人回忆，我们能够超越流行病学的“身体很重要”的观点而更接近生活经验，并批判性地反思矿工构成和建构其患病和伤残叙述的方式。[22]

本期《医疗社会史研究》关于煤炭开采社区中的工作、健康和身体的研究视角系列还包括其他三篇论文。它们对日本、德国和美国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伯纳德·托曼通过探索从前工业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矽肺病和炭末沉着病（anthracosis，“黑肺病”）的医疗知识和常识的发展，细致剖析了日本的尘肺病历史。内生性研究、国际影响和工会的政治运动在1955年和1960年矽肺病和尘肺病法案制定中的作用也都得到了讨论。但是，托曼也通过一系列证据表明，由于大型企业的权力、国家的共谋和日本工会的软弱（与此时英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来的20年中这些法案几乎未起到作用。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尘肺病继续受到严重误诊，也很少得到报告，托曼将这种情况称为“持久隐形”。1978年法律再一次改革，此后一系列诉讼成功起诉私营煤炭公司索赔之后，日本与煤炭开采相关的呼吸性障碍和死亡程度才真正变成“为社会所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出现在主要采煤地区筑丰（Chikuho）的煤炭业几乎崩溃之后。

丹尼尔·特拉巴尔斯基在其研究德国的论文中对与矽肺病或尘肺病相关的不同知识体系（医疗、法律和常民）的产生、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有思想性、反思性和理论性的分析。其研究置于从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战后几十年德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大背景之下。他对这样的专业和常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进行论述，让我们思考职业健康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以及如何影响到不同地方的工业危险制度的政治和法律变化行为。与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德国的历史也是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医疗知识竞争，双方都有效地利用“专家”支持其解释。粉尘记录系统化统计分析在德国煤矿中经过10年时间的积累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于实现关键性突破，迎来关于呼吸性疾病知识的一种新共识。这与英国尘肺病研究机构（Pneumoconiosis Research Unit）和职业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像阿尔奇·科克伦（Archie Cochrane）和后来的迈克尔·雅克布森（Michael Jacobsen）这样的社会医学先驱者所进行的颇有影响力的研究可以相提并论。

这些案例研究的最后一篇是艾莎·博登海默对最近美国阿巴拉契亚中部地区黑肺病重现的研究，此次疾病发作形式更为严重，影响的矿工更为年轻。这就提醒我们，甚至在监管结构先进的发达国家，尘肺病发病率长期下降的趋势也会逆转。博登海默对1969年《煤矿法案》（Coal Act）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专业的剖析，该法案承认了黑肺病，本可以保护矿工避免工作中的伤害性粉尘吸入。博登海默通过运用包括口述史访谈在内的一系列定性资料来源，考察了矿工健康恶化的原因，即该行业收缩、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大型企业的剥削性力量与失业增加、职业不稳定和去工业化急剧上升背景下工人失去力量而其工会的谈判地位下降的影响。与20世纪60年代由活动家所领导的黑肺病运动相比，21世纪的阿巴拉契亚采矿社区相对沉默，随着采矿公司对法律的一再藐视，其表现是博登海默所称的“沉默文化”。结果死亡率和呼吸性障碍程度上升，黑肺病在美国这些采煤社区再度暴发。

这些论文谈及一系列重要问题，当然绝非全面。我们需要对更多国家做更多比较性跨国历史研究工作。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地区，工作场所压力流行病占据了头条，因为经济已从对手工业劳动的依赖转向服务业和创造性工作。工作压力也成为重工业的一个特征，其中包括鼎盛时期的采煤业，正如维基·朗（Vicky Long）所称。鉴于构成西方长期收缩期间煤炭业特征的矿下工作的危险性和高强度性，我们的注意力从矿下工作的压力、焦虑和心理健康问题转移到关于煤炭开采者的身体和此工作对身体所造成的明显损伤的关注。这些受到忽视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期论文表明，煤炭开采社区中的那些人的健康和福利受到一系列复杂过程的破坏，但其核心是在生产主义工作文化中矿主所施加的经常性经济暴力，这种情况在私有化和国有煤矿中普遍存在，不分国界。这些论文也详细探讨了职业健康和安全政治，医疗、国家和工会等关键角色的作用，以及职业性疾病对煤矿工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些文章也证明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在此类研究中的有效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强调以口述史为基础的定性方法的可能性，这种方法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和矿工本人叙述其工作对其身体影响的方式。[23]在许多发达国家，地下煤矿开采已成为过去，这些事情也成为历史故事；但是，工业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前矿工及其家人的身体和头脑中仍然存在，困扰着这些社区。[24]在发展中国家，关于危险、粉尘、伤残和过早死亡的这些问题对于那些还在如此危险而不健康的生产环境中工作的矿工来说，仍然非常现实。这种情况亟待解决。特别是矽肺病和黑肺病，它们仍然是全球采矿社区的主要问题。我们希望本期论文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围绕采矿工作和身体进行进一步讨论，促进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和创新性研究（包括深入展开口述史研究方法），促成有效的政治行动以改变这种现状并改善采矿社区的健康和福利状况。

［亚瑟·麦基弗（Arthur McIvor），英国思克莱德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苏格兰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郝静萍，静萍翻译咨询（烟台）有限公司学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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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与作者探讨，请发电子邮件至a.mcivor@strath.ac.uk。

[2] 参见Jody Heymann，ed.，Global Inequalities at Work：Work’s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New York，2003。

[3] Peter Dorman，Markets and Mortality：Economics，Dangerous Work and the Value of Human Life，Cambridge，1996，p.1.

[4] “Major Issues in Miners’ Health，”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Vol.106（November 1，1998），p.538.

[5] 参见http：//www.ilo.org/safework/areasofwork/hazardous-work/WCMS_124598/lang-en/index.htm。

[6] 关于印度的情况，参见Dhiraj K.Nite，“Slaughter Mining and ‘Yielding Collier’：The Politics of Safety in Jharia Coalfields，1895-1950，” in K.Lahiri-Dutt，ed.，The Coal Nation：Histories，Cultures and Ecologies of Coal in India，Aldershot，2014，pp.105-128；S.C.Joshi and G.Bhattacharya，eds.，Mining and Environment in India，Nainital，1988。关于中国的情况，参见Tim Wright，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1895-1937，Cambridge，1984；Tim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London，2012。关于南非的情况，参见Dhiraj K.Nite and Paul Stewart，Mining Faces：An Oral History of Gold and Coal Mineworkers in South Africa 1951-2011，Johannesburg，2012。

[7] Arthur McIvor，A History of Work in Britain，1880-1950，Basingstoke，2001，pp.117-119；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p.163.

[8] Tim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oal Industry，pp.158-179.

[9] Tim Wright，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1895-1937，pp.172-174.

[10] Delia Davin，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Basingstoke，1999，p.4.类似的例子可参考T.Nichols and E.Kahveci，“The Condition of Mine Labour in Turkey：Injuries to Miners in Zonguldak，1942-90，”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1，No.2（April 1995）。

[11] John Benson，British Coal Min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1980，p.43.

[12] 关于“黑肺病”的历史，参见Arthur McIvor and Ronald Johnston，Miners’ Lung：A History of Dust Disease in British Coal Mining，Aldershot，2007；Alan Derickson，Black Lung：Anatomy of a Public Health Disaster，New York，1998。

[13] Bert Coombes，These Poor Hands，London，1939.并可参考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The Road to Wigan Pier（London，1937）中对煤矿工人回忆的描述。

[14] 社会学家费迪南德·茨威格（Ferdinand Zweig）在他1948年的作品Men in the Pits（London，1948）第6页中评论道：“你不会再在别的地方看到像煤矿村这么多的残疾人了。”亦参见“the Disability and Industrial Society：A Comparative Cultural History of British Coalfields，1780-1948”，http：//www.dis-ind-soc.org.uk/en/index.htm。

[15] McIvor and Johnston，Miners’ Lung：A History of Dust Disease in British Coal Mining，pp.134-136，229.

[16] Stefan Berger，“Comparative History，” in S.Berger，H.Feldner and K.Passmore，Writing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2nd ed.，2010，p.187.亦参见S.Berger，A.Croll and N.LaPorte，eds.，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oalfield Societies，Aldershot，2005。

[17] Paul-Andre Rosental，Silicosis：A World History，Baltimore，2017；Christopher Sellers and Joseph Melling，eds.，Dangerous Trade：Histories of Industrial Hazard Across a Globalizing World，Philadephia，2012；Jock McCulloch and Geoffrey Tweedale，Defending the Indefensible：The Global Asbestos Industry and It’s Fight for Survival，Oxford，2008；Janet Greenlees，When the Air Became Importan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ew England and Lancashire Textile Industries，New Jersey，2019.

[18] 例如，在塞勒斯（Sellers）和梅灵（Melling）的作品Dangerous Trade中，只有一章是关于煤矿开采的，与西班牙水银矿有关（Alfredo Menendez-Navarro）。

[19] 关于煤矿对人类影响的重要概述，参见Barbara Freese，Coal：A Human History，London，2006。

[20] 关于这一时期煤矿粉尘防治的更广泛的讨论，参见Eric Geerkens，“Silica or Coal？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ust Prevention in the Collieries in Western Economies，ca.1930-1980，” in Paul-Andre Rosental，ed.，Silicosis：A World History。关于战时工作对人体影响的调查，参见Juliette Pattinson，Arthur McIvor and Linsey Robb，Men in Reserve，Manchester，2017，chapters 4 and 5。

[21] 例如，参见Dave Lyddon，“Trade Unions and the History of Health and Safety in British Min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Issue 35（2014），pp.157-179。

[22] 关于近年来对口述史研究基础上的南非矿工研究的批判反思，参见Nite and Stewart，Mining Faces；Dhiraj K.Nite，“Sharing Life-history and Other Memory：the Mining Persons in South Africa，1951-2011，”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Vol.66，No.1（January 2014），pp.122-141；Dhiraj K.Nite and Paul Stewart，“Consenting to Labour Appropriation？：The Mineworker in South African Gold and Coalmines，1951-2011，”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52，No.2（2017），pp.142-156。

[23] 更广泛的概述，参见Arthur McIvor，“Working-class Studies，Oral History and Industrial Illness，” in Michele Fazio，Christie Launius，and Tim Strangleman，eds.，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Working Class Studies，London，2019。关于以口述史为基础的煤炭开采社区研究，参见Alessandro Portelli，A.，They Say in Harlan County：An Oral History，New York，2011。

[24] 关于后工业时代工业生产的健康遗产，参见Arthur McIvor，“Deindustrialization Embodied：Work，Health and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c.1950，” in S.High，L.MacKinnon and A.Perchard，eds.，The Deindustrialized World，Vancouver，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