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李宏图[1]

西方学术界一直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这不仅因为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限制，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因此，如果说历史是人们在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一种能动性的实践的话，那么，思想观念也就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并与社会和政治等要素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饶有意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观念本身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就需要考察这些思想观念，这也就是欧洲学术界为何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原因。

一

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期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剑桥学派”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被学界称为历史语境主义，同时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命名为“斯金纳式的革命”。[2]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或一个学派，它经历了约30年的时间，并通过三代学人的努力才最终得以形成。

在这一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形成的同时，斯金纳将这一“历史性”的视野开拓为另外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就必须特别关注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3]同为“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波考克教授也说，政治思想史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4]由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同时也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推进了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其体现在概念史研究通过借鉴语言学和解释学等学术资源，打破了原先的“观念单元”，以及从思想家出发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与以往那些思想史研究的反历史性以及所体现的线性演进相比，“概念史”研究则注重从概念内涵的系谱出发，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意图充分辨析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概念所呈现的丰富内涵以及变化，解构既有的理解，重建人们的认知。诚如斯金纳所说：“系谱学可以让我们认知到这些概念在本质上的偶然与争议，并明白我们不可能找出这些概念的本质或自然界限。若状况如此，采取系谱学途径更进一步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在写作时不再用当前习见，但可能是错误的方式，来分析概念。这也让我们不要过于推崇这些概念当前主流的观点，并把焦点放在这些概念从过去的争论、辩论中发展出来的程度。我甚至会主张，这能让我们后退一步，与目前的认知拉开距离，重新想想，目前我们看待重要道德与政治概念的方式，是否足以反映出其丰富的内涵。”[5]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学术界，不单是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欧洲大陆，以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并取得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呈现思想史研究的德国风格。同样，由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界都受到了语言哲学的影响，到了80年代，历史学遂有“语言转向”这样的正式提法。因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也就自然成为呼应这一转向的具体体现。因为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要旨就是借助语言学理论，通过语义学的分析来研究影响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翻译）、扩散，从而揭示概念是社会和政治生活运转的核心。[6]从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对政治和社会中核心概念的研究成为主流。借用一位芬兰学者的话，思想史研究今后要“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7]

当思想史研究在其自身内部展开更新，创造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对社会观念框架下的普通人的心态、观念和情感研究的展开，现有的思想史研究范式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学者开始质疑思想史研究，认为新文化史研究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或者说两者可以合为一体，甚至也可用“社会文化史研究”来取代“思想史研究”这一称谓。由此，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才提出这一问题：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同样，历史学家达恩顿也感叹地表达道：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面对这一冲击，也如拉卡普拉等学者所说，在批判理论、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内容是切题的？同时在思想史内部，社会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导向看来已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思想史特有的问题和方法吗？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吗？[8]面对历史学科内部的学术竞争，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并未放弃，而是选择了坚守和创造。经过20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学者们又惊异地发现，原先辉煌至极的新文化史研究风头渐失，思想史研究重新恢复了它固有的迷人的魅力。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目前在历史学专业各分支学科中，思想史占据主导地位，几乎达到了自鸣得意的状态。[9]

在思想史研究又迎来一波新的高潮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坚持原有的研究范式之外，学术界也在不断开拓创新。其体现为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间转向”，并进行了饶有意义的实践。其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研究，打破原先的以“欧洲”或者“西方”等为整体的结构，更为关注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内部之间的不同特性。探讨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对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影响，希冀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学术传统和学术进路，或者说建构起不同的“话语表达”体系。例如，达里奥·卡斯蒂廖内和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的《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书，就是在“民族国家”的空间和特性下来理解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学术谱系。[10]“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也一再表达，“在探讨‘自由’与‘国家’时，我将关注这些语汇在英语世界的论辩”。[11]也就是说，他将在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中来探讨这些概念的变迁。

思想史研究“空间转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思想史向“国际史”方向拓展，或者进行思想史和全球史的结合，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十分鲜明。面对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势必要求研究者打破原先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框架与思维定式，如英国思想史研究、法国思想史研究等；或者以文化特征为空间范围的研究取向，如西方思想史研究等。而要从基本概念入手，进行一种跨国家和跨文化单元的“空间转向”，考察一些核心概念在不同空间的转移中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误读式地理解，从而增添了新的含义，或者说进行了“再概念化”。一旦引入这样的视角，就会发现，思想史研究值得开拓与重新讨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例如，当我们讨论英国或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与“工人阶级”概念的时候，总是以他们的历史经验来进行理解，但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现实状况告诉人们，应该用“农民工”这一独特群体所形成的经验来阐释“工人”与“工人阶级”概念。可以设想，如果加入了中国的经验，势必会丰富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阶级”概念的内涵。[12]再如，对于欧洲和中国而言，“革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并且从概念史研究的意义上来说，没有比“革命”这个概念既充满歧义又更具有竞争性的概念了。[13]正因为此，我们需要在英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等不同的空间中展开研究，从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各个社会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解和再概念化的。因此，可以说全球性的“空间转向”将会迎来新的思想史研究成果迭出的新时期。在这一方面，国外思想史研究者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对“帝国”的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对“文明”和“野蛮”这两个概念的考察。[14]同样，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史家大卫·阿米蒂奇对《独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也是一则很好的示范，为此，他十分鲜明地表达道：“对于《独立宣言》，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时代的解读。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宣言》就需要全球史的解读。”[15]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新的“全球史”学术取向，也有学者提出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来定义。大卫·阿米蒂奇就是这一提法的首创者。他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中写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国家所界定的个别历史，而朝向历史书写中一种名为“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发展。由此，“国际转向”借由关注比国家更大的地区而出现对空间概念产生兴趣。如此大范围的地区不受国家政治疆界的束缚，借由跨国管道与流通来联系。因此，现在的空间可能是思想史的最后疆界。[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坚持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17]在笔者看来，使用何种称谓来表述并非问题之关键，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正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新“边疆”。

实际上，目前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在朝民族国家化和全球化两种方向发展，前一种是在国家成长的维度下展开，而后一种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观念的跨国传播、接受与流变。而这一转向相比于历史学内部的其他学科而言，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所遇到的困难也许更大。因为如果人们接受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看作一种思想观念性的“话语表达”的话，那么如何将全球化与民族化进行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找到融通的方式，将是异常困难的。正如《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书开篇所说，政治社会既塑造了自身的历史，也书写了自身的历史。在现代世界中，政治社会与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活动的各共同体之间的相契，赋予民族语境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政治思想的角色以及对于它（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因此，在这里，最紧要的问题不在于迥然有别的民族传统对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贡献，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共享的政治思想叙述和诠释，这种共享的叙述和诠释至少可以被视为同一种政治话语。[18]也就是说，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历史书写的视角来看，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和国家单元的立场又将由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将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如此，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在不同民族以及文化范围内的基本概念的比较思想史研究将会是饶有意义的。

二

随着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近年来思想史学界开始对昆廷·斯金纳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这一问题最早是由斯金纳在其早期的成名作中提出的。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9]一书，全书共分两卷，第1卷为《文艺复兴》，第2卷为《宗教改革的时代》。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直到现在仍然被视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其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历史语境”这一研究范式方面都被看作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正是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提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最初，斯金纳应约为企鹅出版社撰写一本关于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概述这样的著作，时间为16～19世纪初。但是，斯金纳考虑到他对一些内容不是特别熟悉，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的思想演进，于是他转向自己非常熟悉的近代早期，具体为13～16世纪，并且以这样的书名来出版。此书出版后在获致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书名中“基础”这一提法上。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使用这样的词很容易和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的“基础主义”混淆，导致人们认为，作者已经为现代国家设定好一种绝对性的衡量标准，或者在历史中存在一种既定的判断现代国家的依据，而这恰恰违背了“剑桥学派”所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的主旨。在批评中，斯金纳认识到了自己本来想模仿其他历史学家著作的标题而使用了这样的词，而没有想到所带来的后果。后来他也坦承用错了一个概念，不应该选用这个词。因此在1999年的意大利文的译著中，这个词被译成“起源”（origin）。[20]其实，在斯金纳看来，他的任务是要描写“国家”这个概念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起源、基础、演变和发展的”，[21]或者说梳理“国家”概念是如何进入现代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的理论仍有待构想，而这个理论基础现已完备。[22]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斯金纳在这本书中是从历史语义学出发研究“现代国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23]

奇怪的是，很多研究者集中对斯金纳所使用的“基础”一词进行批评，但对这一书名中的“现代”以及斯金纳所阐释的“现代性”问题没有给予关注。直到2002年，斯金纳在访谈中还对国家概念进入“现代西方世界”做出说明，并一再使用“现代西方”这样的词语。他说：“我试图确认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过使用这些概念，我们构建了现代（modern）西方宣布为合法化的各种理论，这就是我们在谈及公民的各种义务和国家的各种权利时继续使用的各种理论。我的著作第一卷集中于各种关于公民美德和自治的理论；第二卷集中于专制主义的兴起和与之对立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出现。我试图表明这些是我们现代西方着手构建国家理论的概念基础。”[24]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巴里·亨德斯教授就撰文质疑“现代”这样的用法。[25]

如何理解斯金纳所说的“现代”，其含义是什么？在2003年为纪念此书出版25周年而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政治科学对于成为现代性诞生基础的国家概念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把现代性形成的时间定位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这一时期。而斯金纳这本书的创新之一就是打破了这种一向被认为“现代之诞生”的时间界限，将此时间向前推移。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中世纪的，第1卷的最早时间是1085年；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学界一直关注的诸如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人转到了在思想史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些“小人物”，如巴托雷斯、马西略和但丁等。[26]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其概念本身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等意义上，斯金纳所考察的国家概念在朝向“现代”演进的历史过程中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此书中，通过对思想的历史考察，斯金纳提炼出了标志着国家概念所实现的现代转变，或者说判定“现代国家”特性的四项内容。[27]如果说这是对实体性内容的考察的话，则斯金纳考察了对“国家”概念这一词语的使用，从而将研究转向了概念的历史考察。

在赞誉之后，也有学者开始质疑和批评斯金纳使用“现代”作为书名，现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是对隐含的现代性的追求吗？当我们说欧洲政治思想的现代性，特别是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所指的“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诚如巴里·亨德斯教授所说：什么是政治思想，那么在这里，更应该问什么是现代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思想中的现代内涵是什么，政治思想中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是否斯金纳所说的国家概念的现代转变就是政治思想现代性的形成，两者之间具有等同性。从历史进程来看，显然不完全一致。巴里·亨德斯教授还指出，如果斯金纳认为国家统治的技艺被看作政治思想的现代内容的话，那么如何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如“帝国”的空间中来进行讨论。因为在历史上，不同政治类型的国家，诸如“帝国”或者说“君主制国家”，都成功地发展起了“国家统治的技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斯金纳所指出的这一内容也就值得商榷，至少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空间转向”的视角来重新思考的话，斯金纳一直在谈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世界，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在以西方为历史依据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对这一问题准确地提炼和概括。同样，西方政治思想中的现代性能否作为现代性的标准适用于其他地区，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和非西方的现代性能否等同，也就是说，各种差异性的存在和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因此，当我们在反思斯金纳所表述的“现代”政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自身，如何在断裂和延续之间、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竞争性的不同概念和群体中来理解政治思想的“现代性”，是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中，还是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来考察每个民族和国家对政治的思考，从而提炼与概括出“现代性”的内涵。对此，正如有些思想史家所批评的那样，斯金纳所追溯的国家概念以及对它的定义，几乎完全是从其内部的、国内的或内政的角色来考虑的，很明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未成为政治学或历史分析的重要对象。[28]由此，政治思想现代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思考路径。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简单地质疑斯金纳关于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或者放弃使用现代国家这样的概念，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开启我们的思考。在今天，我们的确要讨论国家的现代性和政治思想的现代性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一反思中来回答什么是现代国家，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对此，同为“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的波考克给予了澄清。他说：我不太关心政治思想成为“现代”的时刻，也不关心不管以什么为题的“基础”。我不曾介入——我觉得斯金纳也没有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我注意到意义发生变化的“现代”这个词被使用的若干历史时刻。[29]斯金纳自己也说道：在写作这本书时，本想有个宏大的计划，之所以放弃原先的计划，是因为认识到，在政治思想中追溯所谓的现代性的兴起，这一想法存在某种内在的问题。[30]所以，在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斯金纳从谱系学的视角来考察主权国家这一问题，而不再是简单地使用“现代国家”或“国家的现代性”这样的表达。[31]

三

回顾“剑桥学派”对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这也体现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取向，就是从思想史的维度来反思现代性的成长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就是着力解释欧洲现代性的要素，以及支撑其现代化的基石。在这一点上，目前学界已经从梳理和研究一些概念入手来展开研究。

在欧洲现代性的成长中，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基础，现代社会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层面上构建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成为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那么如何理解市场？是否如一些思想家所说，这是一种自然和自发而形成的秩序，市场的运行会自动带来公正？这一问题长期伴随着欧洲现代社会的成长，在学术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一书将“市场”置于思想史的维度来考察，“设法解答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及相伴随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种规章和协调是如何被设想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规范的思想史如何影响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对市场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场的甚或批判市场的思想和实践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演进的？这本论文集转换视角，不考虑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问题，而是考虑思想、语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观点，以此来推进有关市场所受影响的争论”。[32]这样的考察在研究主旨上打破了原先的从国家和市场两分的研究方法，将思想观念引入作为另外一种市场形成的力量。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通常人们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远非自发形成，都是植根于一定的思想观念之中，并在其不断的博弈中形成不同的市场模式。因此，对“市场”这一概念的思想史研究，将会为人们展现出这一复杂的演进过程以及多样性的市场特质，进而改变我们对“市场”这一经济空间所持有的简单与偏狭的理解。

在一些欧洲学者看来，从市场出发，自然也涉及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形成市场特性的要素，又是市场安排和运行的制度性保证。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去解答：“商业统治是否比美德统治更有利于发展与保护自由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何种自由？商业、美德与自由是如何与政府形式，包括最重要的，即最清晰地设置了财富—美德二分法的共和主义形式产生联系的？”[33]由此，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共和主义”，直到今天，这一研究热潮仍方兴未艾。在复兴共和主义研究的一批学者中，应当首推“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对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挖掘了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这些研究成果相继反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34]而斯金纳对共和主义的研究不仅在学理上拓展和丰富了关于“自由”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共和转向”，[35]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共和主义类型、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理解。[36]

和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有关，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易斯撰写的《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一书，借鉴法国思想家福柯关于“治理”的理论，作者希望讨论和回答流行于社会之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如何成为建构社会实体性内容的力量；在一个社会中，特别是一个城市中，如何将思想观念化为实践，最终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以及按照这一理念来进行治理，使这个社会建构起自由主义的空间体制。为此，作者并非从思想家的著作文本来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考察，相反，他发挥出高度的想象力，将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研究的“文本”，选择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和曼彻斯特这两座城市进行研究。进行这一考察的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研究“文本”的转换，这对思想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开拓。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通过考察这一思想观念变成一种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治理实践之间的环节，可以更为清晰地知晓，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社会的空间如何在不同的力量博弈中被建构，从而更好地反思人们自身与这一空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得一种自由。因此，对社会空间的研究也是未来“空间转向”考察的重要内容。[37]

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些研究，同时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这些新的学术动态自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介绍三本思想史研究的新书，也可以说是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对思想史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一是在2003年，众多学者齐聚剑桥大学，举行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出版25周年学术研讨会。其实这一次会议不仅是在讨论这本经典性的学术著作，还是在重新反思“剑桥学派”的研究范式。二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一书。阿米蒂奇原在剑桥大学工作，也为“剑桥学派”的传人，他在该书中不仅从国际性视角研究了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思想史的国际转向”这一具有理论方法论标志的话语。三是2014年出版的汇集了众多学者文章的论文集《重思欧洲思想史》，涉及观念史、语境主义、概念史、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和全球思想史等内容。该文集不仅可以看作学者们对思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的集体性反思，而且为未来的思想史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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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页。

[3] 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Regarding Method，Volume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5.

[4]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16页。

[5] 昆廷·斯金纳：《政治价值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14～15页。

[6] 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Regarding Method，Volume 1，p.180.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概念史研究的介绍，详见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和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两书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7]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88页。

[8]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1～2页。

[9] 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3.

[10]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4。

[11] 昆廷·斯金纳：《政治价值的系谱》，第15页。

[12] 在这一研究领域，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的马塞勒·冯·德·林顿（Marcel von de Linden）教授就提出“全球劳工史”（global labour history）这一研究主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工”这一概念进行比较性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主题属于社会史范畴，但也可以看成概念史研究的内容。

[13] 例如，约翰·邓恩就说：“革命”这一概念本身的某种深层特征，使它甚至比绝大多数其他政治认识中的重要现代范畴更不稳定且更具争议。详见特伦斯·鲍尔等《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357页，此处译文有修改。也可参考Terence Ball，James Farr and Russell L.Hanson，eds.，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333。

[14] Uday Singh Mehta，Liberalism and Empire：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Michael Levin，J.S.Mill，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Routledge，2004；David Armitage，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Stephen Howe，ed.，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Routledge，2009；Sankar Muthu，ed.，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2012.

[15] 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14，第7页。

[16] 陈正国主编《思想史》第1辑，201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21页。

[17] 例如，学者史茹提·卡皮拉（Shruti Kapila）提出“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概念，见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18]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3页。

[19] 中文译本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笔者此处侧重讨论的是“现代性”等问题，因此译为“现代”。

[20]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71页。

[21]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71页。

[22]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508页。

[23]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80页。

[24] 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第70页。

[25] 巴里·亨德斯：《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国家”概念》，见清华大学法学院2011年11月国际讨论会论文集，未刊稿。

[26] Annabel Brett，James Tully and 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2.

[27] 对“国家”的现代性内容的具体陈述，详见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结语”部分（第495～508页）。

[28] Annabel Brett，James Tully and 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pp.219-220.

[29] Annabel Brett，James Tully and 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p.41.

[30] Annabel Brett，James Tully and Holly Hamilton-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p.236.

[31] Hent Kalmo and Quentin Skinner，eds.，Sovereignty in Fragment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a Contested Concep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在这本论文集中，开篇即斯金纳所写的题为《主权国家：一种谱系的考察》（The Sovereignty State：A Genealogy）这篇文章。

[32] 马克·贝维尔、弗兰克·特伦特曼主编《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4，第1～2页。

[33] 戴维·伍顿编《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1649～1776》，人民出版社，2014，第344页。

[34] Quentin Skinner，ed.，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Milton and Republic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5] Philip Pettit，Republicanism：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

[36] John Maynor，Republic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Polity，2003；Maurizio Viroli，Republicanism，Hill and Wang，2001；Claude Nicolet，L’idee Republicaine en France（1789～1924），Gallimard，1994.

[37] Patrick Joyce，The Rule of Freedom：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Verso Books，2003.类似对“公共空间”的研究还有James Van Horn Melton，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在这一研究中，除了关注“公共空间”这一主题外，与此相关的另一主题就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社交性”（sociability）问题。从学术上来讲，这些主题都值得我们重视。

[38] Annabel Bretty，James Tully，Holly Hamilton Bleakle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David Armitage，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