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现代产业工人的代表，已经成为当前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不过调查也显示，目前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仍然偏低，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为2864元，虽然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与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水平基本接近，但远低于同期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水平。同时，农民工就业空间仍然狭小，就业岗位具有高流动性和高风险性，56.6%的外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就业。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以制造业为主，中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是建筑业与制造业并重，西部地区农民工就业以建筑业为主。此外，农民工在就业中仍普遍存在加班、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覆盖不足、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劳动权益受损现象。如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比重高达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仍有0.8%的外出农民工存在工资被拖欠问题，以建筑业最为严重，建筑业中工资被拖欠农民工比重高达1.4%；劳动合同签订比例不高，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8%。同时，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有所提升，但整体参保率依然不高，仅有16.7%的农民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也仅为17.6%[1]。同时，还出现了工伤职业病多发及劳动争议案件持续增多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揭示，目前城镇农民工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已经成为外出劳动力实现持久性迁移的重要阻碍。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而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则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基础。在此，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只是简单地把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户籍从农业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这只是第一步（实现身份转换），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提供身份（户口）转换后的就业保障（包括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保障）。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体现在工作条件、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劳动权益等方面）才能保障外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外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须全面提高城镇的就业创业保障水平和农民工就业质量，而如何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推进农业转换人口市民化进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韩俊，2013；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3）。工作搜寻-匹配理论认为，工作转换提供了一个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搜寻者和就业需求方都是异质的且均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初次匹配无法实现均衡，只有经历一系列的工作匹配、离职和新工作匹配，才能实现均衡。因此，工作转换也成为从业者提升就业质量（职位晋升和工资上涨）的最快和最有效的一种方式（Perticara，2004）。国外大量实证研究也显示，工作转换与工资和工作满意度等就业质量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工作转换甚至可以解释职业生涯早期整个工资增长的三分之一（Topel & Ward，1992）。而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工作转换率较高，2014年LinkedIn发布的《中国职场人士跳槽报告》显示[2]，就业者平均在职时间不足3年（为34个月），而职位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仅为两年（24个月）。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工作转换更为普遍。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3]，调查样本中近2/3的农民工有换工作的经历，而1/4是在过去7个月内变换了工作，一半的农民工是在过去两年内变换过工作。而且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较短，上一份工作与下一份工作之间的间隔时间只有半年。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出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部分学者将工作转换归结为农民工群体提高工资收入的主要方式（蔡昉等，2005；刘林平等，2006），同时，这种频繁的工作流动，也是农民工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具体行动，即“用脚投票”（简新华等，2005；梁雄军等，2007）。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不同于初次非农就业转换（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转换）可显著提升工资收入，再次的工作变换和职业流动无助于提升工资待遇（严善平，2006；刘士杰，2011），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多为水平变动（李强，1999；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2012）。

综上所述，工作转换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结论并不统一，特别是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和经济地位的获得方式存在很大差别。吴愈晓（2011）依据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把城市就业者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者，他的研究认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以增加人力资本（教育、培训及工作经验等）作为晋升渠道，而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则以工作转换作为增加劳动报酬的途径。吴愈晓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农民工，但由于农民工基本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们很可能选择将职业流动作为增加就业报酬的渠道。而农民工群体内部也不是均质的，农民工群体内部可能出现经济分层现象，虽然农民工大部分滞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低、条件差，没有保障，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仍有少量农民工通过投资经商、自营职业等形式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李春玲，2006）。

农民工非农职业转换频繁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农民工能否通过工作转换提升其薪酬待遇，保障就业权利，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融入城市，也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城市农民工工作转换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同时不考虑农民首次外出打工的“一次流动”，而考察已经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再次变换工作的过程，或者叫非农工作转换，也可以叫“二次流动”或“再次流动”，考察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二次流动的有效性。本文将区分受雇就业农民工与自营就业农民工，考察工作转换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同时考虑不同的工作转换模式（区分工作转换的不同原因、行业内转换与行业间转换、城市内转换与跨城市转换）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同时进一步讨论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及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差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