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数字经济鸿沟

社会经济、技术和语言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以数字产品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在全球不均衡扩散。从全球视角来看，电子与通信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设施水平和覆盖程度是后发国家参与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互联网使用成本高、缺乏语言优势，以及技术支持薄弱等原因是后发地区的区域性障碍。虽然，在近20年的爆炸性增长过去后，发达国家的数字产品与互联网的扩散已经日渐趋缓，北美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在缩小，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仍在日益扩大，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鸿沟仍然横亘在全球。

一 国家之间数字经济鸿沟

在互联网先行国和后来者之间存在数字鸿沟。英国、韩国和日本已经赶上了美国的互联网的联通水平，而它们与亚、非、拉美等地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从1991年的440万人激增至2014年的2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9%。在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构成上也变化显著，1995年绝大部分是美国（61%）和欧洲（22%）人口，到2014年，亚洲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全球的50%，中国占23%，亚洲其他地区占28%。然而，国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等国家的互联网用户覆盖了90%以上的成人人口，而在希腊、意大利、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一比重不到60%（Harris,2014；Prasad，2015；Campbell，2013）。

互联网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新动态，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日本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大国，韩国是宽带连接的世界领先者，而英国是世界上的数字电视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此外，虽然大多数国家在个人电脑互联网普及率方面落后于美国，但手机作为低价移动终端的大量使用缩小了这一差距。2014年，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2.4亿人，这个数字为世界最高。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的达到81%，而通过便携式笔记本电脑上网的仅有44%（Malkin, 2014；Kennard，1999；Zuckerberg，2013）。从网络贸易的视角来看，全球电子商务零售额占总零售额的比例从1998年的不足1%增长到2014年的9%，零售额超过3000亿美元（Laura，2013）。全球前15家互联网公司的总市值在1995年为170亿美元，在2015年上升为2.4万亿美元，市场地位可见一斑（McNeal，2014）。

2014年1月，全球活跃互联网用户渗透率是42%，2013年同期这个数字是35%（Constine，2014）。而在地域分配上，发达国家或地区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普遍较高，互联网普及率基本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2014年，互联网渗透率大于45%的国家，前5个依次为中国、美国、日本、巴西和俄罗斯，前15个国家网民总数已达16.53亿人。全球网民数量为27.93亿人，其中美国网民数量为2.69亿人，互联网在总人口中普及率达84%，前15个国家总人口渗透率为59%（Fontevecchia，2014）。而在渗透率小于等于45%的国家行列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墨西哥位居前4，前15个国家总人口网络渗透率达23%（Mary Meeker，2015）。比较极端的是，百慕大、巴林和冰岛的互联网用户数几乎等同于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数，而朝鲜和南苏丹能使用上互联网的人数不及其总人口数的 0.1%。韩国平均网速超过 25 Mbps，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紧随其后。中国内地的平均网速只有3.8Mbps，低于全球平均网速的4.5Mbps（World Cocoa Foundation，2014；Rose，2011）。

数字经济鸿沟反映了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社会、经济背景的巨大差距，存在显著的中心边缘秩序（Center-Periphery Order）。一方面，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基础设施，欠发达地区久久不能融入全球的数字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基于技术资本和市场垄断的先天优势，先进国家不断巩固数字经济的核心地位，设置更高、更多的市场壁垒。例如，意大利的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之中较低，但仍然是中国的7倍、墨西哥的9倍（Einhorn et al.，2015）。此外，网络消费的增长成就了一批互联网科技企业，其中全球科技企业前5名分别为苹果、谷歌、阿里巴巴、Facebook、亚马逊，除阿里巴巴之外，都是美国公司。其中的苹果公司是唯一一家连续20年始终位居前五的互联网企业，其公司市值从1995年的39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7636亿美元（Goel and Kramer，2015；Jing and Shen，2014；Layton,2014）。因此，如果没有干预，全球国家间数字经济鸿沟将很难自动消除。

二 国家内部数字经济鸿沟

在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地位、性别、生活水平、地理位置显著影响人们的数字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层面，一个国家内部，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人群中，互联网用户越多，数字经济参与度越高。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全球总体经济情况在好转，各个国家的最低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在提升，因而互联网普及率在国家间的差距在缩小。在各个国家中，数字经济涉入质量并没有趋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差距还在扩大。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虽然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正在不断地接触互联网，增加访问率，但其与更富裕和受更高教育的阶层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应用上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因而他们之间对数字经济的涉入度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年龄阶段层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互联网浏览和网络消费等数字经济行为的活跃程度均明显高于老年人。在墨西哥和土耳其，55～74岁人群的互联网覆盖率低于10%，而墨西哥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40%（Malakata，2014；Stuart，2014）。年轻人通过学校接触互联网在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用户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区位环境也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地理位置影响到互联网的访问和使用，交通发达、经济发达地区对应的数字经济也同样发达。此外，上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语言和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叠加，往往会扩大国家内部的数字经济鸿沟。总体而言，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贫穷、人口老龄化严重、区位环境恶劣的地区，在经济基础好、人群年轻化、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的数字经济较为发达（Fairchild，2014；Mirani，2014）。在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都有很大的数字经济鸿沟。即使在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不断增加和百分比不断提高的今天，数字经济鸿沟在一些国家仍在扩大。数字经济的溢出与扩散不仅是计算机技术发展与应用不均衡的问题，而且是社会不平等持续恶化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群和地区是否被排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之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