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年来，“考古”成为一个热词，从电视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考古大会》到现场直播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各大刊物上的考古栏目到自媒体的考古公众号，考古工作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国家层面上，中央政治局曾经两次就我国考古工作的进展进行集体学习，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考古工作发展的政策。为什么“考古”会这么热呢？

2021年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100周年，100多年前，“考古”也曾经广受关注。先是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莫高窟文书以及大西北沙漠中汉代简牍的发现，然后是庆阳水洞沟、北京周口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再后是安阳殷墟的发掘。在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传统的金石学迅速让位于现代考古学。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学术也在发生深刻转型，科学成为占主流的认识世界的途径，中国学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中国考古学则成为时代转型的先驱。从由国外学者主导到中国自己的学者全面主持工作，中国现代考古学逐渐走向独立自主。这一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代表科学开始融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开启全面追赶西方发展的征程。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发展的新格局日渐清晰，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发展画卷徐徐展开。这是一幅怎样的壮丽画卷呢？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学术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一方面，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是“无人区”，我们需要自己去探索；另一方面，我们面临西方与我们脱钩的威胁。依附是走不通的发展道路。最近几年，世界格局加速变化，西方的霸权受到空前的质疑，也许到了需要考虑西方体系崩溃的时候了。这个体系不仅仅是指政治体系，也是文化体系，包括话语霸权。无论这件事是否会发生，我们都需要有所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我们需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我们也确实可以走自己的路了。独立自强，发展中国自身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了新的时代精神。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呢？这不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去做的事情，肯定不容易，但是只有去做，才有可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这样一个大背景与考古学有什么关系呢？与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呢？学术总是有其时代性的，它需要反映时代精神，如此才可能创造其自身的意义。现代考古学本身的出现本身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每一次转型与时代发展也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首先提到这个大背景，强调其中包含的时代精神。由此，这里想写的，是对考古学的新理解，而不是国内外既有基础知识的汇编，尽管其中会涉及许多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方法，以及成功的实践。

当前有关考古学的介绍性著作并不少，有国内学者写作的《考古学导论》这样的教材，也有翻译国外学者的教材，其中的经典之作就是科林·伦福儒与保罗·巴恩合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复旦大学的陈淳先生将其翻译成了中文。这部教材包罗万象，不大像一部有关考古学基础教材，而像一本有关考古学的小型百科全书，适合参考，并不怎么适合阅读。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考古学的经典定义，考古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文史哲和艺术都属于人文科学，这也就意味着考古学是存在社会、历史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别的，两位西方学者的作品可能的确很不错，但是就像我们很难长时间吃西餐一样，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有些陌生，因为我们不熟悉其中所涉及的考古材料、文化背景、历史价值等。相比而言，作为教材的《考古学导论》有非常强的考试目的，不仅是为了期末考试，还要服务于考研，并不是以提高读者的人文修养为宗旨。还略有遗憾的是，这些教材没有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的进展，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体系。除了教材之外，与考古学相关的著作就更多了，这些著作基本不会介绍考古学的基本原理，偶有涉及，如克莱因的《考古的故事》，也不系统。因此，很有必要写一本有关考古学基础理论方法与实践的书服务于对考古学有兴趣的读者，其中也包括正在学习考古学的学生。

在许多人的眼中，考古就是探险、发掘，是一群兴趣独特、爱冒险的人从事的活动。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考古学这样一门学科了。现代考古学经历一两百年的发展，其渊源还要更加古老，它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并有了成熟的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物质遗存。我们需要去调查、发掘，从而发现物质遗存；更需要去分析研究物质遗存，了解它们与过去的联系；再后就是保护与利用。这也就是当代考古学的三大任务。从纵向上看，在考古学发展的早期相对更侧重去发现物质遗存，一些有兴趣的人满世界寻找古代物质遗存，主要是与古文明相关的遗存。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就把自己训练成了第一代考古学家。后来，考古学发展越来越强调去探究物质遗存所代表的人类行为，探究它在文化系统中的作用……现在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深入。当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际上，横向上也存在类似的区分：对有志于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来说，部分人可能特别喜欢田野考古，去野外调查发掘，他们喜欢这种在野外闯荡的生活，喜欢那种发现的惊喜，这些人大多在考古专业机构工作；一部分人更多留在室内，他们分析研究材料，发展理论方法，进行整合研究，这些人更多分布在大学之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机构工作的，他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让物质遗存更好地服务人们的文化需求。

当代考古学其实并不仅仅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其触角已经深入当代社会，比如有工业考古、垃圾考古等。简言之，考古学已经扩展成为一门研究物质遗存的学科，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的物质遗存。更进一步，考古学成为一门研究物的学科。我不禁想起一个我们的传统词语“格物”，格物致知，通过研究物而得到知识，进而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更好地生活。当然，格物是一个比考古学广泛得多的概念，不过其中如何去“格”物，对于我们研究考古学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科学是格物的一种主要途径。明朝的王阳明年少时与朋友一起格竹子，格了几天几夜，结果生病了。他们如果掌握了科学这个途径，估计会成为植物学家。事实上，科学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来格竹子，他们无疑更关注竹子所产生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东坡从竹子那里获得精神熏陶，中国历代文人画竹、咏竹，大多是人文意义上来理解竹子的。我们把竹子扩充到所有的物（包括物质遗存），其研究的途径都包括科学与人文两条路径，这也是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基本分野。

对于许多人而言，考古学是一门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之所以熟悉，因为在影视、流行书籍中会接触到，印象更深刻的恐怕是旅行参观，我们每到一地，必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还会去看看名胜古迹。比如说西安旅行，不可能不去看兵马俑，自然还会登上西安的古城墙，还可能去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半坡遗址博物馆、碑林博物馆等。最近西安在历史博物馆之外，还建成了专门的考古博物馆，展览考古新发现。但是，考古学又以冷僻而闻名，在公众的眼中，考古学就是一门产生许多考古发现的学科，至于这门学科是怎么来的，何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乃至考古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与公众有什么关系，都不是很清楚。围绕这些问题，我确定了本书的构架。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绪论、考古学怎么来的、考古学何以可能、考古学在干什么以及考古学与公众。

教科书的绪论往往上来就是学科的性质、任务、意义等抽象且宏大的主题，然而，这些主题往往众说纷纭，永远悬而未决。因此，这里我想从具体的经验开始，由具体再到抽象。无论多么精细的科学描述，都无法取代直接体验。考古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来自直接体验与观察，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融合了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之后，才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体系。从我个人切身的体验开始，通过具体的人与事来建立读者对考古学的感性认识无疑是合适的，我相信，能够打动人的还是人本身。大多数人对考古学产生印象都来自考古发现，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个人体验更可能让大家产生共鸣。我没有选择那些历史上的伟大发现，因为相关介绍读物不少，还因为对此我没有直接的体验。在后文讲述考古学怎么来的时候，也会提及。另外一个视角就是通过介绍考古学家本身来了解考古学，这里选取了若干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从他们的经历与成就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但就像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那里有那么几个熟人或是有所了解的人，那么融入这个地方就会方便许多。以这样的方式开篇的确与众不同，但也在情理之中。

按照我们认识事物的情理，第二个部分介绍考古学是怎么来的。考古学源于古物收藏，至于说人为什么要收藏古物，这是很难解释的，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甚至不同人的目的可能都有所不同。有件事，我们必须解释，那就是为什么收藏变成了考古学，而考古学却不以收藏为目的，甚至坚决反对学者进行个人收藏。我们这里所说的考古学，又叫作现代（或称近代，英文名都是modern）考古学或科学考古学，其核心就是科学。理解考古学怎么来的，关键就在于理解科学是怎么影响到古物收藏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已是考古学史研究的专门领域。19世纪中后期，现代考古学的雏形已经形成，进入20世纪之后，考古学经历了更显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所侧重研究的问题、依赖的理论方法都有所不同。可能让人困惑的是，这些所谓的“阶段”如今化身为不同的研究范式，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研究之中。在这个部分，我们还需要介绍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历程：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本身便有极为发达的金石学（对应于西方的古物学）。在进入现代考古学过程中，我们有不小的成绩，也有深刻的教训。这个意义，也就是“古今中西”问题，已经超越了考古学，是一个可以统括百年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基本命题。

第三个部分的主题是“考古学何以可能”，重点要回答考古学为什么能成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的理论、方法与材料，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从考古材料、方法与理论三个角度展开。之所以先从考古材料开始，是因为它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实物遗存，非常具体。物质遗存也是问题的来源。换句话说，考古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弄清楚物质遗存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含义。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发展相应的理论、方法，才有可能。也正因为困难，使得考古学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像是在从事侦探工作，在蛛丝马迹中寻找事情的真相。许多时候，这项工作比当代的侦探工作还要困难，因为考古学家都生活在现在，离所研究的社会有几千乃至上百万年时间距离，我们很难想象一万年前人们的生活，于古人只是日常生活的活动，在现在看来都是那么陌生。更何况古人的活动不一定都会留下物质遗存，留下来的物质遗存不一定都能保存到现在，保存到现在的也不一定能够被我们发现，被我们发现的还不一定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层层累积的不确定性，足以让不少人望而却步，甚至对考古学本身都产生了怀疑。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这个部分首先会讨论考古材料是怎么形成的，我会通过一些案例来讨论古人的行为以什么模式编码及表现为物质遗存后的形态特征；还会讨论这些物质遗存可能经历怎样的自然与改造过程。这些过程并不是黑箱，其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物质遗存到考古材料，好像只是名称变换了，实际上改变的是知识体系。考古学就是这个知识体系，我们不可能把盗掘出土的不知道来源的东西或是传世的物件当作考古材料，因为它们失去了原初的空间关系，包括物品的剖面与平面关系。考古学的知识体系由其理论与方法构成，这是过去超过200年发展（从温克尔曼关注庞贝古城雕塑的位置关系算起）的成就。当代考古学的方法已经形成众多的维度，按照工作地点，可以分为田野方法、实验室方法、分析方法、应用方法等。考古学家早已不是那个戴着太阳帽、皮肤黝黑的形象了，他们可能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也可能跟一般的白领一样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案。可能更出乎大家想象的是，考古学家中还有一批人成了理论家，他们像哲学家一样，坐在沙发上玄想（所以有沙发考古学家的说法）。历史上，没有理论的地质学长期不能为物理、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所认同，直到它有了板块构造、大陆漂移假说等理论之后。没有理论的考古学就只能算是一种获取材料的方法，而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考古学理论是我的重点研究方向，自然我会在这个部分加以说明的。

第四个部分重点讨论考古学是干什么的，即它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一般地说，考古学的任务有三项：一是要发现与揭示（包括调查与发掘）物质遗存，二是要分析与研究考古材料，三是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从物质遗存到考古材料再到文化遗产都是同一批东西，但在不同的研究环节有不同的名称。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名称，是因为研究的投入方向不同。第一项任务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就是田野考古，通过调查发掘来发现物质遗存，将其变成考古材料。具体如何去操作，既有相应的操作规程，也要有相当多的个人经验。前者有我们看到的规整的探方格子、各种各样的专门术语，后者如我们看到的车马坑，木头部分其实早已化为尘土，需要技术工人有很好的手感才能将其剔选出来，这通常要求多年的实践经验。田野考古可能是考古工作中最具有浪漫色彩的工作，从西北沙漠发掘楼兰古墓到南海水下揭露古代沉船，从青藏高原探寻人类最早的足迹到太湖之滨揭示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国都城。这些工作想一想都充满了诗意，当然，它也是烦琐、复杂的，把一件件物品揭露出来，照相、记录、测量……还有充满挑战的陌生环境。

就第二项任务分析与研究考古材料而言，分析其实也是研究的一个部分，当代考古学拥有众多的分析方法，除由考古学本身发展出来的外，大量是与相关学科交叉协作发展而来的。在分析之外，还有诸如直接历史、民族考古、背景关联（或称情境）等帮助理解考古材料意义的方法。其实，分析和研究考古材料说不上是任务，只能说是过程，真正的任务（目标）有四项：构建时空框架、重建古代生活、解释文化变迁、理解文化意义。层层深入，一层比一层困难。我将其分为四个章节分别加以讨论。当代考古学家分析与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四项目标，当然，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具体到一个个体，他所研究的范围可能只是某个区域、某个时段或是某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只是看某一项研究的时候，往往会感觉考古学研究有点如同盲人摸象，但是将所有研究都整合起来看时，还是可以看出不同的目标层次。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方法与材料，当这样的研究实践较为成熟的时候，就构成了研究范式。就好比我们处理某类工作，日渐熟练之后，就会形成某种操作模式。

第三项任务通常不在考古学研究的正式名单上，但事实上许多考古学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就是这个方面的。当考古材料进入到社会实践领域就成了文化遗产，这是从英文cultural heritage翻译过来的名称，其实我们一直有个类似的名称，叫作“文物”。文物并不限于物品，还包括遗址，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可能因为要与国际接轨，所以文化遗产的说法日渐流行起来。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技术，更是社会管理；利用不仅仅是展示，更需要沟通。这项任务让考古学有了应用领域，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例，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惊人的，不只是在遗址周边，整个临潼、西安乃至于整个中国都受益于它的知名度。考古学是一门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文学科。文物的利用还有更深层次的价值，作为文化的直接载体，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当然，文物不会自己讲话，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我们把这项工作称为“为往圣继绝学”，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要“为万世开太平”。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这个部分留出来一章专门以中华文明探源为例来探讨考古学的价值。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学术界与公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参与研究的学科有数十个之多，考古学是其中的轴心。中华文明探源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特点与学术成绩，百年现代中国考古学帮助我们认识到远在“三皇五帝时代”之前，中国还有更久远的历史，200多万年前人类祖先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1万年多前，这里诞生了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东侧乃至太平洋地区农业时代的历史。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五帝时代”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传说，尽管目前的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精度并不足以准确识别古史传说中的族群，但是大体的脉络，即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多年的社会演化，是可以与“五帝时代”对应上的。作为中国考古学具有代表性的实践，中华文明探源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不同层次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在回答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例子了。

最后一部分是考古学与公众。当前“公众考古”（或称公共考古）已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热门领域，它之所以会如此，绝不仅仅因为中国如今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教育程度提高了，更因为公众有了参与到考古学中来的途径。参观博物馆、遗址公园等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有意义的部分是在互联网上。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走在世界的前列，微信公众号、B站、今日头条、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形式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到考古讨论的门槛，不少爱好者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解读文物或是考古发现，并且不断提出问题。考古学的专业领域能够获得及时的反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参与，公众就有更高的积极性，也大大丰富了欣赏考古学的途径。这个部分将侧重讨论公众如何参与及欣赏考古学，也正因为有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的参与，所以才有可能形成“公共性”，或者称为“人民性”，让考古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利益，这无疑是最大程度上的共赢。

全书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架构，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的特点，二是我自己在考古学研究上的思考。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这套丛书的读者，这套书之所以如此有生命力，原因不外是品质与个性。邀请合适的作者，给予作者以自由来阐述自己对学科的理解，超越教材，以更亲近、更有个性的方式进行表达，这就是“是什么”这套丛书的基本特点。当北大出版社提出让我来写《考古学是什么》的时候，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责任的压力。不揣浅陋，我迅速答应了，不仅因为我欣赏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考古学，增加知识修养，何乐而不为呢？

我感到压力，有时间上的，也有学术上的。当时我刚刚拿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按道理说，我没有时间写这样一本书，也没有计划写这样一本书。后来我注意到，为了项目研究需要，我可能需要写这样一本书。要了解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前提是必须梳理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即需要弄清楚在哪些方面才有可能形成中国特色，在哪些方面才需要中国话语。写作这本书，完全可以成为我的课题研究的一部分，相得益彰，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以上的架构。我曾经写过《学习考古》《思考考古》《考古学研究指要》等与考古学教育相关的著作，其中不乏理论思考，但是都没有系统地回到学科的基础理论层面上。宛如武侠小说中，修习武林神功的人，一般都会回到诸如《易筋经》这样的基础功夫上来。我需要做类似的功夫修炼，这也正是在考古学研究上的考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主要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写作。

以上的这些想法，是不是合适，还有赖读者的法眼。我在几本书的序言中都写到，写作如同邂逅，在合适的时间与地方，遇到合适的人，遇到合适的话题，自然有许多可谈的。邂逅北大出版社，邂逅这样一个课题，邂逅这样一个时代，我在心底里感到幸运。于研究者而言，著作是存在的方式，是因为我想从中得到什么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就好像在欣赏一片美丽的风景，浑然忘却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也希望与读者分享这样的感觉。考古学就是这样一片风景，或许不那么壮阔，或许不那么令人激动，但是伫立在它的面前，和风拂面，悠远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