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诗、乐、舞三位一体与“诗言志”的提出

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尚书·尧典》中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是音乐和舞蹈互相配合的，也许同时还有相应的口头诗歌。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的“八阕”可能杂有后代人观念，但基本上还是对原始艺术的描述，诗、乐、舞三位一体表现得很清楚。又《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这种乐舞实际也是与诗相配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昔葛天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唐代孔颖达《诗谱序正义》说：“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诗乐舞不分的情况到春秋后期还有很明显的表现，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中，《诗经》的《风》《雅》《颂》均是合乐的，而他观舞《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等，亦均是配乐的。而后《墨子·公孟》篇中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所以，我国古代所讲的“乐”，常常不是单指音乐，而是包括了诗、乐、舞三者在内的。《尚书·尧典》中记载舜的话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的“典乐”，即是包括了诗歌在内的，实际上也还有舞蹈。后来《礼记·乐记》中曾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做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当作‘器’）从之。”说明诗、乐、舞三者都是人的心志之体现，但又各有不同的角度与方式。由于这种以乐为中心、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决定了先秦论乐的内容实际也就是论诗的内容。而且先秦的诗歌理论批评实际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那时的诗和乐是不分的，而乐的地位比诗要高得多。因为乐是和礼联系在一起的，礼乐是治国之本。礼主外，而乐主内。礼是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制订的礼节仪式等规定，而乐则是让人们从内心很自觉地去服从礼的规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心悦诚服地按照礼的规定来实行，做出应该有的行为举止。所以，那时的乐不是简单的艺术，不只是一种美的享受，还是要起到治心的功效的。先秦的乐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儒、道、墨、法等主要学派都有很多的音乐理论著作，我们现在研究他们的文艺思想，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要超过诗论。我们必须把先秦的乐论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部分来看，否则就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状况。

从上述有关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一个基本认识，这就是不管是乐还是诗，都是言志的。“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因为《尚书·舜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赵文子所说是指“赋诗言志”，但它和作诗言志是可以相通的。到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例如《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荀子·乐论》篇亦云：“君子以钟鼓道志。”“道志”亦即言志，《舜典》所说当是对这些论述的一个总结。“志”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杨树达先生《释诗》一文中说：“‘志’字从‘心’，‘’声。”其实，志即是心；心借助语言来体现，即为志。所以汉人释“志”为“心所念虑”（赵岐《孟子·公孙丑》注）、“心意所趣向”（郑玄《礼记·学记》注），是有道理的。志也有情的因素，因为情亦是蕴藏于心的。故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所以，“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

但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时说：“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即是要看看他们的政治态度、理想抱负。《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对郑国六卿说：“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则是要从郑国六卿的赋诗中了解郑国的政治倾向。所谓“赋诗言志”，乃是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论语》中记载孔子两次要观其弟子之志，亦属此种性质。《公冶长》篇云：“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师徒三人之志都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分不开。《先进》篇记载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之各言其志，亦皆是如此。因此，所谓“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当时人们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诗经》的。

然而，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像《庄子》中所谓的“诗以道志”就不是孔子时代“志”的内容所能包括得了的了。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在《楚辞》中有明显的表现。《离骚》中所说的“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然仍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这种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以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九章·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而并非像《论语》中记载孔子师徒那种狭隘之志。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中国古代“诗言志”说的实质，就是把文艺看作是人的心灵的表现，这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是很不同的。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艺术又是模仿现实世界的，虽然这都是不成功的模仿，但毕竟是模仿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明确地把艺术看作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当时对艺术本质认识上的主要差异和各自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