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嘉道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漫步在嘉道之际的文苑诗海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代士人无比浓烈的救世热情，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炽热旺盛的政治参与精神，以古方出新意的变革呼唤，起衰世而入盛世的补天情结。当然，也有先觉者独清独醒的孤独，前行者“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以及不见用于世的种种痛苦与自我慰藉。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与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独异的风韵和色彩。文学像一只被政治参与热情与人生自信同时鼓荡起的方舟，责无旁贷地负载起嘉道士人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

一、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

动荡的时代和士风的高涨，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在构筑人生理想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倾斜，他们并不安于在纵恣诗酒、白头苦吟中打发一生。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十分推重两个历史人物，一是汉代盛世而出危言的贾谊，一是南宋衰世而倡王霸的陈亮。他们议论风生、言关天下社稷、为帝王之师的潇洒风采，令人神往，而无形中被奉为追寻效仿的楷模。在嘉道士人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的认同中，其对立功的渴望，远远超出立言、立德。他们以“国士”而不以“诗人”自期，以为“儒者当建树功德，而文士卑不足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中陶铸与造就的嘉道文学精神，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和自作主宰意识的扩张。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霸天下者于士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已经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机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

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这一点仅从他们对诗文表现题材的分类与价值评判中即可窥知。管同在《送李海颿为永州府知府序》中将古文辞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穷而后工”、“得乎山川之助者”为文士之文，“穷则见诸文也，而达则见诸政也”为圣贤之文，主张以全力为圣贤之文，而以余力为文士之文。梅曾亮在《送陈作甫叙》中以为，文有世禄之文与豪杰之文，“模山记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者为世禄之文，“开张王霸，指陈要最”者为豪杰之文，而推豪杰之文为尊，世禄之文为卑。张际亮《答潘彦辅书》把汉以下诗分为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力倡“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的志士之诗。对隐含着注目人间、拯时救世价值取向的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士人文学宗尚与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经术、治术文章合一，立言而为帝王百姓之师，这种人生目标，对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讲，比吟咏性情、描摹风月更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嘉道士人把诗文创作视为畅抒理想、倡言建策、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和排遣社会参与冲动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不能出将入相、亲挽狂澜的情况下，企求在议论时政、抒写感慨、作人间清议、写书生忧患中，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龚自珍“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张际亮“著书恸哭敢忧时”（《沔阳郭外守风阻涨，慨然口号》），汤鹏“非争墨客词流技”、“微词褒贬挟风雷”（《后慷慨篇》）的诗句，都不啻为一种自励、一种号召，包蕴着旺健的入世精神。

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弊，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作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正是一种心力强健、充满自信的表现，它蕴含着尊重个人意志、个人感受、个人情感，尊重心灵自由、独立思考和自我理性判断的思想呼唤，心力强健和个人自信心的建立，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己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长短言自序》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作者的内在凭借，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作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尊情之外，真与伪，也是嘉道士人使用频率极高的批评词汇。真者，得天趣天籁，读其作，知其人、其世，知其心迹；伪者，揖首于古人与成法，饰其外，伤其内，害其神，蔽其真。真者，是心力强健、蕴藉深厚、充满自信的表现；而伪者，是泯灭本真、摧戮性灵、丧失自信心的结果。嘉道士人之崇真黜伪，意在恃崇真而一无遮拦地泄发幽苦怨愤、忠义慷慨之气，借黜伪而讨伐扫荡拟古复古之俗学浮声。崇真黜伪促使他们将目光超越纵横交错的流派门户间的庭阶畛域，而理直气壮地树立起“率性任情”的创作旗帜。姚莹自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复方彦闻书》）龚自珍为汤鹏诗集作序，以“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为诗的最高境界，都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自作主宰的气度和风范，传达出一代士人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渴望。

“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在盛衰交替的历史瞬间，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龚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抒写了他对新的文学精神的憧憬与向往。

不屑为孱弱纤细、平庸世俗之声，取原于经史子集，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磅礴浩汹，放言无忌，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这不正是一代士人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的形象化写照吗？道济天下的志向，敞开通达的心灵，使嘉道之际士人充满着蓬勃朝气。他们奔走海内，联络声气，广结同志，或形交，或神契，不论师承、出身、地域，以砥砺志节相标榜，以道义文章相吸引。尽管其艺术造诣有别，审美情趣不同，而彼此间以诚相见，互相推重，互相勖勉，共同促进嘉道之际文学冲破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忌，终使嘉道士人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

二、惊秋救弊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

与清代初期清淳雅正的文学风貌相比，嘉道文学所显示的最鲜明、最基本的总体特征是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这一总体特征在惊秋救弊、忧民自怜两大文学主题中得到展示。

当嘉道士人渐次恢复了“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时，清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现状，使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风士风转换与文学精神确认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在严峻的现实危机面前，顿时化作阵阵忧愤悲慨之雾，弥漫于纸上笔端。他们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穷形尽相、痛快淋漓的衰世披露，为封建末世留下有形的存照，为天朝上国撞响夕阳西下的警钟。这类旨在撩开天朝盛世帷幕，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富有形象性与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并谋求解救方策的作品，其主题可称之为惊秋救弊。惊秋救弊主要表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代士人的敏感心灵与思想锋芒。它的存在，使嘉道之际文学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制性。

清王朝曾有过国力强盛的历史。19世纪初，这一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开始走向江河日下的颓败之境。危机如同凛然秋气，逼近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统治者尚沉醉于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中时，留心古今的知识群体，已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嗅到萧瑟秋气的逼近和山雨欲来的气息。漕运、盐务、河工，被清人通称为三大政。漕、盐、河三政均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经济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因循旧例，经营管理不善，三大政至嘉道之际弊端丛生，成为国家财政难以堵塞的三大漏卮。漕运包括征粮、运粮、入仓等多项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官吏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最终导致粮价飞涨，使运抵京师的漕米为当地价格的十数倍。盐务如同漕运一样，由于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盐官得盐商之贿赂，给予盐商以种种方便，盐商一方面哄抬盐价，一方面逃避缴税，使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国库盐税收入大减。至于黄河治理，更是困扰清政府的大事。由于黄河常年失修，河底淤泥日高，嘉道之际数十年间，河堤几乎年年溃决。政府每年拨巨款治河，但多被官吏贪污挥霍。薛福成《庸庵笔记》追记道光年间南河总督衙门滥用治河经费及其奢侈之举道：“每岁经费银数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宴席而言，厨工常以数十猪之背肉，为豚脯一碗，余肉皆委之沟渠；又驱活鹅数十只奔走于热铁之上，取其掌食之，而全鹅皆弃。至于食驼峰、猴脑，以河鲤之鲜血作羹，无不取其精美，极尽奢华。宴席之外，车马、服饰、交游莫不挥金如土，“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有携京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如此暴殄天物、挥霍钱财，国家虽岁糜巨币以治河，河何可言治！

与漕、盐、河弊政同为士人忧者是鸦片的泛滥。在鸦片贸易日益扩大，成为漕、盐、河之后国家财政的又一大漏卮的时候，魏源比较明清两代政事之得失，痛心而言：“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病漕、病鹾、病河、病烟、病吏、病民，财物匮乏，人才出于无用之途，清王朝已是多病缠身，国事危如积卵，怎可再高枕无忧，讳疾忌医，作优游不急之言？

生计日蹙，漏卮不塞，天下多事，固然使人触目惊心；而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奉职为官者，无有为进取气象，中央行政权威，处处受到挑战，诸种政府机制的无能和国家机器的腐朽现象，更令天下人失望。将明哲保身、不思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奉职心态与贪赃枉法、有罪不惩、有冤不伸、铺张粉饰、欺上罔下的官僚行为，归咎于高度集中而走向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代士人的共识。

造成吏治腐败、政府官员无所作为的根源何在？龚自珍四篇《明良论》揭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俸禄过低，志向为贫困所累；二是上以犬马役仆相待，志向磨灭殆尽；三是用人唯论资格，志向无所施用；四是权限芥微，束缚沉重，志向无从实行。姚莹著《通论》，痛斥“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之士，是“坐视大厦之欹而不敢易其栋梁者”。士气摧荡至此，并非国家幸事。国家一旦有难，则普天之下，无有挺身而出、拯道济溺、备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以其特有的扑朔迷离、雄诡杂出的文字，揭示霸天下者摧残士气之用心：“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一人号令，万众臣服，不允许有独立思考，不允许于号令之外有所作为，这正是封建政治走向僵化、走向极端专制的标志。霸天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而霸天下者一旦失却王霸之气，进入“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的困顿之境，则于何处可求有廉耻之心、凛然气节之臣？霸天下者可谓是咎由自取。

嘉道士人在凭借理性的目光揭发社会弊端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还以饱蘸情感的笔触，勾画出对这个没有黄钟大吕、没有勃勃生机之没落世界的估评与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龚自珍《杂诗》）；“天地有沧桑，知几以为宝。不见秋风吹，群物已枯槁。万变亦寻常，消弭苦不早。摵摵无时终，耿耿向谁道”（汤鹏《秋怀九十一首》）；“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龚自珍《秋心三首》）；“秋气已西来，元蝉鸣未休。笑彼不知时，讵识中多忧”（潘德舆《寓感五十首》）；纷纷纭纭的咏秋诗句，传达出一代士人对人间秋事降临的悲切。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承平依旧的景象，抒写了深沉的感慨。龚氏以四时更替为喻，以为初秋时节，人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无睹于秋象，无闻于秋声，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这正是人们承平日久，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愤交集、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写道：“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以准确隽永的语言，表露出一代士人叶落知秋时节最难将息的忧愤心境。

在嘉道士人中，龚自珍善于以旁出泛涌的文思，雄诡杂出的语言，扑朔迷离的隐喻，表述他对形势时运的洞悉与评断。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演绎为治世、衰世、乱世，而以人才的盛衰境遇，作为三世推移的标志。衰世介于治、乱之间，其外表类似治世，但有才者却因无以自存而纷纷生背异悖悍之心，此距乱世已不远矣。龚氏以瑰丽神秘著称的《尊隐》将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会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如果说，龚自珍以衰世和昏时暗喻他对社会时局的总体评价，其意象稍显晦涩朦胧的话，姚莹的“艰难之天下”说，则将一代士人的社会总体感受表述得直截了当。姚莹在《复管异之书》中，同样把天下分为三种类型，称之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其论“艰难之天下”道：“及乎承平日久，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其“艰难之天下”所列举的种种杂症，不正是清王朝嘉道之际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吗？而“开创”、“承平”、“艰难”之说，又何尝不是治世、衰世、乱世与早时、午时、昏时喻义的直接破译！

“昏时”与“艰难之天下”的社会总体评价，无疑仍是依据盛衰、治乱、王霸的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纵向坐标上进行的。在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密，而又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农业国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尚未惊醒东方帝国强盛之梦的鸦片战争前夕，摆脱昏时的梦魇，重睹宜君宜王之景象，由艰难之天下，重新步入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似乎是无可选择、顺理成章的现实演进道路。一代知识群体危言耸听，筹谋策划，大都出于对封建盛世、仁政王道芳菲重现的渴望与坚信。这种渴望与坚信，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蒙上了一层虚幻与乐观色彩。无数个补天情结，构成了梦幻的大网，使富有理性和现实深度的社会批判，在转向社会救弊改革方案的探寻时，突然变得充满浪漫气息。对兴衰治乱历史循环论的迷误，过分相信封建肌体的再生性与重建能力，再加上知识群体目光视野不出中土华夏范围及思想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时虽然显得勇猛无畏，深刻有力，但在讨论变革途径时，却变得书生气十足，甚至迂腐浅薄。批判意识的深邃宽广与革新意识的平庸纤细，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这恐怕是光绪年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散乱的、自发的、由补天情结所支配的救弊改革骚动。支撑着改革热情和自救信念的是对帝国盛世再现的憧憬与渴望。以“国士”、“医国手”自期的知识群体，无不希望通过对旧有政体和思想文化体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来消除危机，应付世变。他们根据最深切的自我感受，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武库中，寻求着救世的灵丹。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恰恰在这充满空想与梦幻色彩的寻求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希望通过读经、注经，把经籍中的普遍原则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办法来振兴政治、文化；或鼓动重新高扬性理主义的旗帜，“兴起人之善气，遏抑人之淫心”，从而改善道德、风俗；或主张培士气，重人才，简政放权，发挥士及师儒的辅政作用；或强调以农为本，解决好河、漕、盐诸政，缓和经济危机；甚至建议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连篇累牍的政论之文中，仁政得施，王道实行，帝王得道多助，臣者惟德是辅，弊绝风清，朝野声气相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固末盛，物阜财丰，成为众笔所重重描绘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盛世强国之梦，不久便彻底破灭。步入封建末世的东方帝国，已是老态龙钟，再也没有雄风重振的机会。

鸦片战争之前，封建帝国在封闭状态下的虚假繁荣与强盛，使清政府与全社会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危机的存在。知识群体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革新呼吁，常被视作杞人忧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封建王朝盛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也因此趋于紊乱以至于中断，这就使一代知识群体所开具的种种“以古方出新意”的救国之方，失去施用之所。

不为世人理解的救世热情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使一代志士深为叹息。鲁一同在《复潘四农书》中，曾以医者、病者作比，揭示了救世者与政府、社会之间的隔膜。病者于病情并不自知，却讳疾忌医；医者虽有救国奇方，却无法为病者所接受、所理解：“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病者、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不信任而造成的紧张，使医者无从措手而病者愈趋沉重。作为医者之一，鲁一同和呼吁救弊改革的知识群体一样，一方面表现出救国救世、舍我其谁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不见用世的惆怅与无奈。自信使他认为：“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试，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无奈又使他承认：“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龃龉，不易措手。”（鲁一同《通甫类稿》）魏源是以海运代漕运的积极主张者。在道光初年海运一度实行后，他曾兴奋地称赞此事是“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魏源《海运全案跋》）。但随后他就发现，救弊之事并不如此简单和值得乐观。鸦片战争后两年，他在谈论黄河治理问题时，慨然叹道：“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筹河篇》）步入颓败之境的清帝国，杂症并出，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方一药所能奏效。从救世的自信走向救世的无奈，虽给一代士人带来失望的痛苦，但也带有几分历史发展的必然。满足于“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不足以应付世变，解救残局。

在嘉道之际文学中，与惊秋救弊表现主题构成掎角之势的是忧民自怜主题。同惊秋救弊主题类似，忧民自怜是一种组合性主题。其中，“忧民”重在表现一代士人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恻隐之怀；“自怜”则重在抒写一代士人感士不遇的牢愁和对自我人格高洁、完满境界的内在追求。与惊秋救弊主题着眼于时代风云的追寻和现实课题的思索相比，忧民自怜主题表现出更多的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接；惊秋救弊主题表现了历史转型期文学独特的情感风貌，而忧民自怜主题则与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人道精神遥相呼应，两大主题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交融的层面，它们在一代士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和谐统一。

民生民瘼，是邦国盛衰的显性标志，是“军国”、“政治”与“天下事”中的大宗。对民生民瘼寄予同情关注，以富有恻隐之心、合于讽喻之旨的笔触，揭示生民病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士人参与社会政治、实现兼济之志的重要方式。嘉道士人秉承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精神，在揭露衰世之象、谋求绸缪之策的同时，对苍生忧乐、黎元困顿别具只眼，萦萦于怀。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的诗文作品中，每每将世情民隐、百姓病痛形诸笔端。在不胜枚举的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诗文中，蕴藏着嘉道士人忧时悯世的情怀和民胞物与的仁爱之心，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风人之旨的追寻。嘉道士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中，还常常转化为“自责”的意绪。同情、讽喻、自责，形成忧民主题的三大情结。

士阶层的自怜意绪，也是传统诗文中常见的表现主题。自怜主题既包蕴着士阶层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又承载着其追求过程中自然伴随的种种失意与惆怅；自怜既具有士阶层对自我形象、自我行为的爱怜、赞美和心灵自慰的意义，同时也蕴藏着愤世嫉俗、斥奸刺邪的批判锋芒。自怜主题带有最为浓郁的自我色彩，是读者借以窥知创作主体心灵宇宙的重要窗口。在嘉道文学的自怜主题中，对谗谄蔽明、方正不容世象的感愤牢骚和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品格的自我期待，唤醒我们对古典文学长河中冰清玉洁、独清独醒高士形象的记忆；而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哀怨感伤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执拗狂放，则又把我们拉回到山雨欲来、衰象层出的特定时代。这里，我们试图借用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之说，概括嘉道文学中的自怜意绪。

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剑”与“箫”是两个经常对举的词语。其《漫感》诗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丑奴儿令》词云：“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可见龚自珍平生对一箫一剑、箫心剑名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珍惜。“剑气箫心”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充溢着敢忧敢愤、敢有作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思想意志，它既有悱恻情思、眷眷爱心、“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的一面，又有“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平均篇》）、放言无忌、狂狷不羁的一面。敢爱敢恨，培植情根，即为箫心；敢作敢为，锋芒毕露，即为剑气。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亦狂亦侠亦温文”的诗句，正是“剑气箫心”品格的注脚。“剑气箫心”又表现为经世抱负和不遇情怀。其《又忏心一首》诗云：“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经世的幽光，济民的狂想，汹涌而来，缠绵而去，来须挥剑者，为报国之雄心，去可付箫者，为不遇之哀怨。“剑气箫心”还是一种审美追求。龚自珍《湘月》词云：“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箫怨多感慨之词，似《骚》而近儒；剑狂多不平之语，似《庄》而近仙、侠。感慨之词，忆之缠绵；不平之语，触之峥嵘。

“剑气箫心”之说所涵括的独立不移的人格理想，不屈不挠的救世意志，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可以用来概括嘉道士人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种种追求。在学风士风转换的呼唤，新的文学精神的陶铸及惊秋救弊、忧国忧民的诗文创作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剑气箫心的回荡与搏动。盛衰交替的历史氛围，以天下为己任、拯衰救溺的承担精神与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造就了嘉道士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以一言蔽之，可称为剑气箫心。创造的渴望与艰难，拯衰的躁动与蹉跎，都被涵括在剑气箫心之中。嘉道士人引以为自豪者在此，后代继踵者奉为风范者亦在此。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甚至连他们托古改制的策略，歌哭无端的狂放，都被继承下来。一代士人剑气箫心的风采，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身上重现，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嘉道之际形成的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则为中国近代文学做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