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亲切的空气^[1]

愿你前方之路孤险曲折，

定有海阔天空给你接风。^[2]

——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

我在美国拱门国家公园（Arches National Park）徒步时，手机里的App—Mappiness突然来了一条提醒。有些人可能会对手机的响铃感到厌倦，但是我当时没有。因为我终于来到了美丽的野外，终于可以告诉这款App我有多么开心、多么放松和多么思维敏捷了！只不过，我表达情感的方式是点击屏幕罢了—我对着面前橙红色的光滑峭壁，自豪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一条裂痕将一小片地衣从中间分割开，法国蓝的天空点缀着几片纯白的云彩—让设计这款应用的“老大哥”看看这野外的风景吧！在这几个月我与Mappiness的234次互动中，收到提醒次数最多的偏偏是在室内和工作时。这貌似对软件的改进和我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吧。（而且还很不公平，毕竟我出门的频率可是很高的。）Mappiness这款应用的开发，源于多年的大数据分析，它会从成千上万名志愿者那里收集他们的情绪和活动信息，每个信息源在一天的时间内被随机采集两次，然后程序再把这些信息与确切的GPS位置联系起来。软件还会从该位置上获取天气、日照量和其他环境变量。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弄明白：什么使人开心？地点重要，还是不重要？

“老大哥”，或者“大科学家”，其实名叫乔治·麦克伦^[3]（George MacKerron）。他是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一名年轻又很有亲和力的经济学家。据他描述，世界上大多数关于幸福的数据都与人际关系、活动项目和经济行为有关，且大部分都很相似：人们最快乐的时候往往都是在社会中与人相处特别自在的时候，这时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头脑活跃，且通常都做着比自我更宏大的事情。但是，麦克伦还心存些许好奇，对于那些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的人（或者那些没有满足的人），是否有其他因素能让他们的生活发生更大的改变？

为了找到答案，麦克伦在2010年开启了Mappiness计划，一年之内就积累了两万用户和超过100万个数据点（我在几年后加入时，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300万了）。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工作时或病倒在床时最不幸福，而与朋友或爱人在一起时最幸福。此外，一般还能够从天气判断心情（由于大部分用户都在英国居住，因此这点不足为奇）。但是这些数据最大的变量，不是人们与谁在一起或者在做什么（至少对于这款应用的苹果手机用户来说是这样，因为他们一般更年轻、有工作，而且受教育程度较高）。出人意料的是，最大的变量是用户的位置。麦克伦在一篇论文的结论中说：“一般而言，相比于身处城市环境的研究对象，处在完全绿色环境或自然栖息地等环境中的参与者会更加快乐。”（数据剔除了度假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为麦克伦已将其考虑在内了。）

研究参与者在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尤其是海边风景）中的幸福水平差异，要比独自相处和与朋友在一起时的差异大，而与做喜欢的事（比如唱歌或运动）和做其他事的差异类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比如我）93%的时间都被发现在室内或汽车里度过，在外界环境中的时间其实少得可怜。况且，这款应用程序对于“户外”的定义也可以包括站在十字路口或者出门拿快递的情景。我个人的数据其实特别不好看，我被它捕捉到的在外锻炼或放松的时间段只有17个，或者说只有一年全部活动记录的7%。我最多的信息点都是在工作，接下来依次是照顾孩子、乘坐交通工具、做家务和饮食（好吧，至少这个是很有趣的），甚至还有两次走神。

Mappiness揭示了我们远离户外的普遍现象，不仅对现代社会的体系和习惯发出了控诉，还对人类的自我认识敲响了警钟。正如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曾经说过的，我们每天打发日子的方式就是度过一生的方式。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一些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呢？难道我们是被禁锢在生活的基本需要中，离绿色太远而又深受室内活动的吸引吗？尤其是受到那些要插电的设备的吸引。加拿大安大略省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尼斯比特（Elizabeth Nisbet）在一系列令人深受启发的研究中，曾选取150名学生，让他们中的一些沿着运河散步，另一些顺着畅通无阻的地下通道到达校园的下一栋楼^[4]。在他们离开之前，尼斯比特询问他们对于散步过后快乐程度的预测，接着他们完成了关于快乐状况的调查。学生们通常都高估了地下通道对快乐程度的影响，而低估了外界环境带给他们的舒适度。社会科学家将这些错误的预测称为“预测误差”。而不幸的是，这在人们决定如何度过时间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尼斯比特灰心地给出结论：“人们因为长期脱离自然，会低估其对于提升快乐程度的有益作用，从而逃避身边的户外环境。”

因此，我们每天都在做想做的却也会给自己带来烦恼的事，比方说每周看1500次手机^[5]（这个数字毫不夸张，因为研究指出，苹果手机用户看手机的时间平均一天要比安卓手机用户多26分钟^[6]，所以可能和用安卓手机的人结婚是个好主意），却从来不做那些真正会带来乐趣的事。的确，我们很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责任。但是这一切的背后，因为城市化，因为数字化，几代人都在经历大范围的记忆缺失。就英美两国来说，现在的孩子待在室外的时间，比起父母一辈已经少了一半^[7]，而每天盯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多达7个小时，这还不包括在学校的时间。

我们身处自然环境的时间不够，因此我们很难明白大自然会让我们精力充沛。我们也不知道，科学研究发现大自然还能让我们更健康，更有创造力，更能和他人产生共情，更加适应环境和人际关系相处。我们发现，自然，对人类文明非常有益。

此书探索了千百年来诗人和哲学家早就知道的知识背后的科学道理：地点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相信，在通风的地方散步可以使头脑清醒；达尔文、特斯拉和爱因斯坦都会在花园和树林间走动来思考问题；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美国史上最有效率的总统之一，也会在工作之余去田野放松好几个月。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一直拒绝变成徒步者、哲学家约翰·缪尔^①（John Muir） 1901年所说的“疲惫、精神紧张、过于文明的人”^[8]。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警告人们：若没有自然环境，城市中“邪恶的小满足”^[9]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公园设计师、公共健康倡导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改变了我家乡和其他众多城市的景观。

建立在自然观念之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是灵魂和想象的救赎。当工业化迈开脚步要在欧洲扼杀精神的光芒时，诗人撰写的颂歌达到了顶峰。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丁登寺旁》^[10]（Tintern Abbey）中写道—“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②；贝多芬在后院中望着椴树，谱写乐章—“林子、树木、岩石都可给到一个人所需要的共鸣”^[11]。这二位都达到了个体内外世界的融合，为21世纪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探索做出了预示—人脑细胞是环境感知的原因。现代科学研究指出，人类神经系统的建立使我们能够和自然界的很多特征产生共鸣。科学研究的进展正在不断证明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

我成长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环境里，居住在一幢战前建造的公寓中。因此，我特别向往纽约中央公园那郁郁葱葱又富有吸引力的景观。从中学开始，我就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有时骑着一辆生锈的松下牌自行车，有时走路，有时滑旱冰，带着随身听沐浴阳光。我们是生物，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寻找着那片让我们满足的地方。如果有机会，孩子们会在树上的房屋里躲藏，建造堡垒，希望获得安全的空间，但也不想离玩耍的场地太远。成年人努力工作，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建造房屋、布置后院，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为住房花费大笔开销，将住所安置在海边、有高尔夫球场的郊区，或者安静、树木成行的街道。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第一幢城堡能符合“瞭望—庇护”理论^③[12]，让我们既能看得高、望得远，又能得到保护。研究者们告诉我们，这种对生活环境的喜好是共同的，不受文化、地域的限制。

然而直到最近，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才开始重视自然和大脑的关系。“实际上，自然对大脑的影响这个研究课题才刚刚开始，这令人震惊。”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告诉我说。他是2008年的畅销书《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作者。洛夫谈道：“30到50年前就应该开始研究了。”那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日渐稀缺，形势比以往更加严峻了。由于人口统计学和技术的结合，我们知道，现在这一代人与自然的距离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远。与此同时，我们还不断忍受着日益严重的慢性病折磨。而待在室内越久，折磨就越痛苦，比如近视、缺乏维生素D、肥胖、抑郁、孤独和焦虑。

东亚可能是室内综合征最严重的地区了，在一些地区，青少年的近视率超过了90%。从前，科学家们常常将近视归咎于读书，但似乎近视的成因与裸鼢鼠一样不见天日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上多巴胺的分泌，这种神经递质反过来阻碍了眼球发育过程中的伸长。我们现在知道了，大自然会对人的视网膜细胞有利，那么大脑呢？

从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获益匪浅。但是很多专家也在论述，于此期间，我们渐渐变得更加易怒，不爱社交，更加自恋^[13]，更容易分心，认知层面也越发迟缓不敏捷。虽然我们不能将所有缺点都归咎于远离自然，但是我们的抱怨揭示了一些心理韧性降低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少一些敏感，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更为专注且脚踏实地。这些的确是大自然能够帮助我们的，本书提到的很多研究者都可以对此进行证实。

让我去思考自然与大脑关系的，既不是手机应用，也不是约翰·缪尔。对我来说，对这层关系的探索来源于我的丈夫，由于他的工作原因，我们要从一个闲适的田园式小山城搬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繁荣城市。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Boulder）搬走的那个夏夜，天空晴朗，温度适宜。我们站在路边，略微沮丧地看着我们收拾的那么多箱子和家具家电都被送上了阿特拉斯搬家公司（Atlas Van Lines）的卡车。最后装车的是我们的皮划艇，尽管它在河水中遭受了多年岩石的摩擦，颜色依旧和糖豆一样，非常鲜艳，然而没想到它最后的命运却是落在大城市的混凝土停车场中。

我们隔壁的邻居出来了。孩子们拥抱在一起，很快，我们这条小街上的小孩们踩着脚踏板带着狗过来了。我的孩子一个10岁，一个8岁，是孩子们当中年长的，会带着这一帮小伙伴玩，用塑料做的奖杯作为奖励，在灌溉渠里赛船，观察浣熊，爬树，彩绘岩石，在灌木丛中捣乱嬉闹。有些时候孩子们放了学就在外面做游戏，直到家长叫他们回去吃晚饭，具体也不知道他们玩了什么。

天空是桃色的，夏日的火烧云是科罗拉多最美的风景。我确信，在卡车货门关闭的那一刹那，我哭了出来。然后邻居们也开始落泪，我和丈夫就像傻子一样对着鼠尾草吸鼻子。

我在美国西部住了20年，有很多对离开感到遗憾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孩子们的学校和小伙伴们、木房子和山。我们房子旁边的山路满载着愉快的回忆，充满了惊喜，有穿过的小蝎子跟我们告别，有经常变化的野花向我们招手，有我和远足的朋友们在躲开铁人三项比赛运动员后的叽叽喳喳。

即便如此，我还是像很多人一样，从来都是在失去后才知道珍惜。在装着我们所有东西的卡车走远的那天夜里，我没有意识到那片山脉已经成了我的兴奋剂。几乎每天，我都在山中，在山上，或者望着山，常常都是一个人。和博尔德的很多人不一样，我既不是探险者，也不是健身狂，所以我以前散步时并没有物质或精神上的目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都市人，我并不轻易用兴奋剂这样的字眼。我从来没有用过心脏监视器，没有一身短跑装备，也没有下载奥运会教练的歌单。我想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经常是散步。如果没法出去，我会比较不安。我在前行的时候，会想一些自己正在考虑的问题，走得越多，心情越好。有时走着，还能偶然想出几个有文采的句子，或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深刻的想法。

我并非一定要成为山里的精灵。城市中也有许多我喜欢的事物，比如既便宜又分量十足的塔可饼，或者是戴着好看眼镜的聪明人。只是我注意到很多关于我个人情绪、创造力、想象力和效率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这使得我开始思考了。

搬家公司的卡车离世外桃源远去，向首都进发，我们不情愿地跟随着。抵达时，温度是104华氏度^④，我的头发乱成了肥皂包装纸。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是东部海岸，这是披上了西服的马瑙斯^⑤。一大早，我就出去寻找附近的公园，结果发现到那里必须要跑步穿过一条高速公路和桥柱旁的草木丛，而到达后，我只看到“猫咪软糖”的涂鸦。我们的住处离一条河流很近，但同时旁边有一座机场，飞机每分钟都要低空咆哮掠过头顶，噪声特别大。还有雾霾、灰蒙蒙的天，以及燥热。（公平地讲，无论是这里的自然还是人文环境都能把你毁掉：外来入侵的虎蚊和我的大拇指指甲盖一般大，鹿蜱的若虫比雀斑还小。而这两者都会给你带来一生的神经性疾病。华盛顿特区常见的天气现象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或想过的：下击暴流、极地涡旋、四级飓风、高温。）

我渴求山中的环境，而渴求是令人悲痛的事情，因为失败是其本质。几个月的时间慢慢消逝，我明白了，我如果要探索自然可以给予大脑的东西，就必须认识到缺失自然时大脑会有什么损失。我发觉方向错了，有些不知所措，内心压抑。我难以集中注意力，思绪停不下来，没法做出决定，赖床不起。我可能是，至少某种程度上，患上了洛夫所说的自然缺失综合征（Nature deficit disorder）。［《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还没有正式收录这种疾患。］洛夫将这种疾病定义为，人们（尤其是儿童）若在外部自然环境下的时间很少，就会产生身体和精神的不适，比如焦虑和分心。他还新造了一个好记的词“自然神经”（nature neurons），来突出人类神经系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到底是如何断裂的？“自然缺失综合征”的说法背后是否有科学理论支撑？若有，需要多少“自然”才能治愈我们？我们是否需要像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珍·克雷赫德·乔治（Jean Craighead George）书中写的那样住在铁杉树中呢？还是说从窗户里向外张望也可以呢？

如果我要做的不仅是像地球上大多数人一样在新城市生存下去，我就要思考一些问题。人们需要哪种环境？为了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大自然？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试图在神经研究层面考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搬入新家数周之后，我带着这个使命去了日本，去描写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有点尴尬的习俗—森林浴（Shinrin yoku）。在那儿，我开始了解我在家乡能有那种体验背后的科学论据。日本的研究者们不想看到大自然仅存在于俳句里，还想测量它的效应，记录下来，做出图标，并将研究成果交给决策制定者和医疗卫生界。然而，日本人不知道的是，为什么大自然会帮助我们排解诸多让人痛苦的事情，对什么人的效果最佳，自然和大脑、身体之间存在怎样的机制，处于大自然中的时长多少为最佳，以及到底什么才能被称为“自然”。个人而言，我特别喜欢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广义定义—“鸟四处飞的地方”。

全世界有很多科学家都在寻找着答案。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亲临了美国爱达荷州的溪流，同退役女兵泛舟；造访了韩国，那里成年的消防员在树林里拉着手；进入了声波实验室，测量应力恢复度；体验了3D虚拟现实房的跑步机；游览了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市中心，头上戴着脑电图机散步，就像戴着后现代的荆棘王冠一样。我会测量肺部的黑碳颗粒数值、血压、皮质醇和面部的反应，还见到了一些研究者，他们深信大自然的力量存在于分形几何的模型中，或是其特别的声波振动中，或者存在于从树中分散的气溶胶中。这趟旅途简直让我大开眼界。

科学家们会通过测量人们的情绪、幸福感、思考能力（比如记忆、计划、执行、创造、想象以及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和社交能力来量化自然的作用。对此我有时候很怀疑，有时候又很信服。我花一些时间和那些想要康复的人在一起，和想要变聪明的人、寻求最好的教育子女方式的人在一起（这些孩子都爱探索、活跃、充满好奇心，所有素质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强），也同那些和我一样，试图在这疯狂的世界中保持自我的人在一起。这本书的背后是我为时两年的研究，通过研究，我开始成为更好的自己，越来越意识到在我的感受背后令人意外的科学道理。虽然“幸福”听上去非常空泛，但它是真实存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幸福感可以延长寿命。

为了让本书更有条理、更加有用，我将其分为五个章节。先向读者介绍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尝试揭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需要自然，并跟踪了许多研究。第一章将我们带到日本，研究者们使用亲生命效应作为理论框架，通过量化自然在减少压力和改善精神状况方面的作用，得出我们处于大自然时有“家”的感觉的结论。第二章将我们带回犹他州。令美国的神经科学家更感兴趣的是：自然如何能够帮助人类大脑从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恢复更为敏锐的认知。第三章则讲了关于时间量的问题，我探索了短暂身处自然的直接效果，或我们主要的嗅觉、听觉、视觉三种感官对“附近自然”的感受。随后我观察了当人们继续逗留在自然界中，直到接近芬兰学者给出的建议最佳时间量——每个月五小时，此时大脑和身体的变化。在第四章，我更加深入地、时间更长地潜入大自然中，这时大脑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很意外的反应。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神经科学家大卫·斯特雷耶（David Strayer）在此时说：“意义深远的事情发生了。”第五章，我们关注的是大部分人生活的环境、城市。

整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对于构建更好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启发，能让人人都受益。别担心，我不是叫你们把手机扔到瀑布里。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俨然成了电子化的时空，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认识到从室内到室外的极大转变，以及该转变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这样才能期待去缓解和掌控这种变化。

我搬到城市居住只是世界性人口和地理变化的缩影。智人在2008年左右正式成了城市化的物种。同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发布报告，全世界城市居住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居住人口。去年，美国城市发展的速度比郊区快，这是百年来的首次。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现代最大规模的迁徙中。人类将活动转移至城市的过程中，用于满足我们心理需求的规划、资源和基础设施却少得惊人。

2013年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拆除市区最后的公园之一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格济公园（Taksim Gezi）^[14]，随后演变成警方和示威者的冲突，造成 8人死亡，几千名群众受伤。该地区有超过200万棵树被砍伐，以便修建新的机场和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取代公园的是新的购物中心和豪华公寓。推土机进入公园，推平了城市中的森林，这时民众挡住了路，称如果要砍这最后的树，除非从他们的尸体上碾轧过去。“除非他们把公园让给我们，否则我们是不会离开的。”一名24岁的民众说。（在截稿之前，公园里的树还没有被砍掉，但其命运仍不确定。）

格济公园成为大自然对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性的标志，也成为民主的标志，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一直都很明白。“广阔的自由感是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共享的，这是公园所能给予的最确切和最有价值的满足。”^[15]他这样写道。

然而我们还是把自然视作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究竟可以帮助我们多少，无论在个人还是政治层面。这就是我们这本书最终的愿景—找到我们被自然启动的神经元背后的科学道理，并将其分享给大众。没有这一层认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接受人类大脑与自然世界的深层次联系。

在我把那张峭壁和地衣的照片发到Mappiness上后不久，我看到壮观的格林河与科罗拉多河交汇。当临此景，我格外开心，因为认识的两个好友在大学期间用车轮内胎和木板做了一只小筏，用旧衣服打结，将它推下了格林河，直接乘舟来到了两河的交汇点。他们当时带了几罐花生黄油和几个水瓶。这一段的水流很平缓，他们玩得格外开心。他们本来打算出游三周，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就被护林员叫上了岸。所幸，当时还没有日后那些许可证、火盆和简易厕所之类的琐碎要求。但是这两个赤膊的男孩子少带了一件救生衣。他们真的倒了大霉，被这位护林员带到了县里的法官面前，罚了款，责令他们购买了一件救生衣，然后把他们送回了河里（比关进监狱好多了）。这两个人就是我姐妹的丈夫。在我庞大的家庭中，这件事情是叔叔们总会说起的糗事。但是很多年前，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好像还很真实。两个大学生相伴在野外，享受着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可以过几周远离人烟的生活，还不用去见法官。这二人到现在都几乎没有长白头发。这就是上一代人的情况。

现在孩子们和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大幅减少了对自然的探索。这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也很少有痕迹留下。“我们是在自然中进化的，与自然脱节非常奇怪。”尼斯比特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对我们缺少的事物毫无察觉。我们可能会养宠物，可能偶尔会去海滩，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我想探寻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确缺失了很重要的事物，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它？

作为频繁报道环境的记者，我经常要写一些不良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从阻燃剂进入人体组织，写到空气污染对大脑发展的阻碍作用。思考我们周围的环境如何帮助我们预防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是一个愉快且深受启发的过程，还将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拉近了距离：“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苏格兰前卫生大臣在20世纪中期社会学家阿龙·安东诺维斯基（Aaron Antonovsky）的启发下，曾将获得这种健康的过程称为“健康本源学”（salutogenesis）。安东诺维斯基曾经发问：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疯狂，究竟还有什么驱使我们前进？

我用发胶抹平了我的城市头发，吞下几片维生素D。我认为我在寻找的答案是有意义的。

注释

[1]题目“亲切的空气”源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初版于1836年的作品《论自然》（Nature），原文大意：人健康时，空气也会异常热忱友好。

[2]题记引自爱德华·艾比的小说《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8]）的前言部分。

[3]关于麦克伦，有研究引用道：值得一提的是，麦克伦控制了很多变量，比如天气、陪伴等。他还可以只观察大多数人都不工作的周末和国家法定假日来考量假期的效应。换句话说，人们在自然中体验的快乐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上班。每个人都不工作，所以竞争环境更加公平了。每个人都下班了，所以操场上的人变多了。参见George Mackerron and Susana Mourato, “Happiness Is Greater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23, no. 5 (Oct. 2013): p. 992。

[4]尼斯比特沮丧地得出结论，“错误地低估周围自然的情感性影响阻碍了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快乐道路”：Elizabeth K. Nisbet and John M. Zelenski, “Underestimating Nearby Nature Affective Forecasting Errors Obscure the Happy Path to Sustainabi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2, no. 9 (2011): pp. 1101–6.

[5]“每周看1500次手机”基于英国一家营销公司Tecmark的调查研究，详见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783677/How-YOU-look-phone-The-average-user-picks-device-1-500timesday.html。作者于2015年5月26日获取相关信息。。作者于2015年5月26日获取相关信息。

[6]“苹果手机用户VS安卓手机用户”（iPhone users vs. Android users）基于益博睿（Experian）的市场调查研究，详见http://www.experian.com/blogs/marketing-forward/2013/05/28/americans-spend-58-minutes-a-day-on-their-smartphones/ 。 作者于2015年5月27日获取相关信息。 。 作者于2015年5月27日获取相关信息。

[7]关于孩子们很少待在户外的问题：仅1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会有户外活动。详见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民调结果：http://www.nature.org/newsfeatures/kids-in-nature/kids-in-nature-poll.xml..

[8]“疲惫、精神紧张、过于文明的人”： 参见John Muir, Our National Park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01), p. 1。

[9]“邪恶的小满足” ：参见Mose Velsor (Walt Whitman), “Manly Health and Training, with Off-Hand Hints Toward Their Conditions,” ed. Zachary Turpin, Walt Whitman Quarterly Review 33 (2016): p. 289。

[10]华兹华斯的诗句参见《序曲》（The Prelude），1805年版。（然经译者考证，该段应为华兹华斯《丁登寺旁》的诗句。）

[11]“贝多芬的树”这段引言来自1808年贝多芬写给特蕾塞·玛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的信，摘引自埃里克·韦纳的《天才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Genius），详见Eric Wiener,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p. 235。

[12]更多关于人类选择生存环境的“瞭望—庇护理论”参见Jay Appleton,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London: John Wiley, 1975) and Gordon Orians, Snakes, Sunrises and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13]“我们渐渐变得更加易怒，不爱社交，更加自恋”：参见Clifford Nass, including Roy Pea et al., “Media Us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Media Multitask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Among 8-to-12- Year-Old Girl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8, no. 2 (2012): p. 327 ff。关于自然缺失症，参见 Richard Louv, Last Child in the Woods（New York: Workman Publishing, 2005）。

[14]关于格济公园事件详见Sebnem Arsu and Ceylan Yeginsu, “Turkish Leader Offers Referendum on Park at Center of Protests,”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6/13/world/europe/taksim-square-protestsistanbul-turkey.html?_r=0 。作者于2015年7月27日获取相关信息。 。作者于2015年7月27日获取相关信息。

[15]奥姆斯特德的引言参见 Witold Rybczynski, A Clearing in the Distan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Kindle定位数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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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缪尔（1838—1914）：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译者注

②引自《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

③著名英国地理学家阿普尔顿（Appleton）的瞭望-庇护理论（Prospect and Refuge Theory）认为，人和动物具有类似的从环境中感受愉悦的本能。人类最初选择生存的环境，是为了便于瞭望与庇护的，也就是为了便于躲藏和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对环境的愉悦感是从景观特征的自发性感知出发的。

④40摄氏度。

⑤巴西亚马孙河州首府，植被丰富，被称为“亚马孙河心脏”“森林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