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不到一分钟，老人就用精湛的舞技打消了观众的疑虑。无论是基础动作，还是高难度动作，每一个动作他都做得近乎完美，把一个舞蹈家的专业素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古稀之年的金色光环中，所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动作——挑脚、弹腿、旋转——都变成了一种高尚的升华，仿佛他身之所在并非平静海滨，而是巍峩高原；他是在他生命的高原上俯瞰过往之路。
他发现帕帕在探戈百科全书中提出的“引导论”——在探戈中总是男人引导女人——并不完全正确。显而易见——实际上只有他自己注意到——不是老舞蹈家在引导女郎，而是女郎在引导老舞蹈家。帕帕说引导河流进入闪电的最好方式是把河流化为闪电，而非把闪电化为河流，显然她明白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自信能在灼热感和流动性之间做出完美权衡，于是河流和闪电同时出现在他的直觉里，他看见一种白色的光进入另一种白色的光，从而认定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这是一场为老舞蹈家举办的舞会。一次航行的终点。一种古老的只属于远方的告别仪式。
音乐的河流在空中流淌，舞蹈是架在它上面的桥。在疾速变幻的时空里，他依稀看见了一幅画面，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散落着无数色彩缤纷的碎片：圆和弧，老人和女郎，皮鞋和高跟鞋，盘桓的鹰和上涨的潮水，箭在弦上，梦在远方，风消失在风中，真理消失在虚妄之中，月光洒下来，月光回到月亮上……第一个跳探戈的人是否知道自己创造了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跳舞的人或许也知道，但观众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激情是时间的催化剂，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舞会在《一步之遥》的戛然而止中来到了尾声。
观众席上的掌声与喝彩声将他拉回了现实。一开始他们就有所期待，结果远在期待之上，除了几个老艺术家对假面女郎裸露的后背颇有微词之外，大多数人对舞会都十分满意，肯定了探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岛城的发展前景。
舞会结束之后，老人礼貌地亲吻了女郎的手，目送她在年轻舞者的簇拥下出了舞厅，顺手从旁边的衣架上拿起一顶白色宽边圆礼帽戴上，左手解下脖颈上的丝绸手绢，揩拭脸上的汗水，右手轻巧地抹过耳根，把一绺因为疾速旋转脱离了头油管制的鬓发回归原位。
上尉拿起拐杖迎上去，热情地拥抱了老舞蹈家。上尉笑着称呼他为高乔老梅，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两个新朋友。老人脸上洋溢着一种孩童般羞赧的笑容，和他们握手示意。
酒吧间里，小叔和上尉在吧台上谈论着门多萨的红酒生意。他和老人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一老一少对面而坐。他叫了服务员，把另一瓶马尔贝克打开，亲自给老人斟了一杯。
老人名叫胡安·加西亚·罗梅罗，是一位拉普拉塔地区出身的地道的高乔人，也是“高乔人”号的老船长，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高乔老梅。说完他愉快地笑了，似乎很喜欢那个称谓。
当他听老人说他是高乔人时，他的脸上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他对高乔人的感情由来已久。早在当初他翻译《马丁·菲耶罗》时，他就对这个种族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随着幻想的破灭，兴趣也荡然无存，最终他就也没能窥见一个民族的圣经植根于族群意识的隐秘轨迹。
关于高乔的称呼来历，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流浪汉，因为那符合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过他更喜欢另一种说法——gaucho，源于奇楚亚语guacho，意思是孤儿。这种解释未免失于偏颇同时也过于狭隘，但是他觉得更贴切，更符合他对那个古老民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符合他的切身经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个高乔人。何塞·埃尔南德斯用他的文字改变了世界对高乔人的看法，让流浪汉变成了潘帕斯的骑士，而工业化又让他们失去了用武之地。草原上竖起围栏，牧场变成种植园，桀骜的骑士们拒绝成为现实的奴隶，手握长矛，腰系球索，在夕阳中沿着白色河流策马奔腾，最后孑然一身死去。那是他们对待死亡的方式，也是他们对待命运的方式。
窗户留了一条一指宽的缝隙。冷风裹挟着来自西伯利亚的料峭寒流从外面吹进来。他的感冒还没有痊愈，但还禁得住这一点风，他希望保持头脑的清醒来应付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果然，老舞蹈家点上了一根高斯巴雪茄，开始吞云吐雾。
他的父亲是一位技艺精湛同时又野心勃勃的对歌歌手，二十岁出头就抱着他的吉他去了布市，辗转于市中心的小剧场和咖啡馆之间演奏乡村米隆加。在一次圣特尔莫的非裔舞会上，他认识了声名赫赫的黑人埃塞萨，两个人都是天生的诗人，通过一场精彩的米隆加对歌成了朋友。他们立志做城市米隆加的先驱，也确实做到了，最伟大的后继者是塞巴斯蒂安·皮亚纳。
一个人的演出并不顺遂。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加入了一支传统四重奏探戈乐团，在各种娱乐场合演出，有时也应邀到贵族名流家中演奏，甚至还有过一次出国演出，是去乌拉圭。应主办方的请求，他们穿上紧身方格短上衣和宽腿绣花灯笼裤，戴上毡帽，蹬上马靴，披上斗篷，以标准的高乔人的形象出现在索利斯剧院的狂欢舞会上。那是他人生中最成功的演出，也是他记忆最深刻的演出。后来对歌歌手时常跟他讲起当时的情景，狂热的阿根廷音乐人为蒙得维的亚城着迷不已，认为那里简直是高乔人的天堂，一度曾想过留在那里终老，但对家庭和家人的强烈责任感让他最终回到了布市。
他母亲出生在博卡区，是一位女面包师的私生女，和对歌歌手相识三天后就步入婚姻，婚后住在克雷斯波区的公租房里。那里是布市最大的大杂院，是下等人的聚居地。
对歌歌手的收入很难维持家庭的支出，女主人却毫无怨言，反而以丈夫的职业为荣——在那些衣着邋遢蓬头垢面的男人堆里，他笔直的燕尾服和抹着凡士林的长头发成了大杂院唯一的体面。为了维持男人的体面，女人甘愿牺牲自己，不分昼夜地在家里做卷烟工作，结果肺结核很快找上了她，令她终其一生都饱受病痛的折磨。
当他长到和吉他一样高时，他被允许做对歌歌手的跟班，自由出入艺术家客栈、理想咖啡馆和皮加尔夜总会，有时还会跟着乐团到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做露天演出。那都是二十年代的事情。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不再到处游荡。在大杂院里，随便打开哪个电台都能听到班多钮琴演奏和探戈歌手独唱。那时探戈乐就像大西洋的飓风一样席卷了整个阿根廷，所有人都在翩翩起舞，同时又迫切地渴望着新花样的出现。
传统四重奏被打破之后，对歌歌手毅然退出了乐团，回到潘帕斯做起了老本行。幸运的是，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凭感觉而非感觉之外的事物继续做他的米隆加。
回到草原后，他的名声依旧在布市流传。胜利唱片公司认为他的曲目值得被后人反复传唱，希望为他录制唱片，遭到了他的拒绝。他一生都固执己见，认定没有谁的音乐比他的米隆加做得更好，也绝不给任何人超越自己的机会。最终他如愿以偿，把他的才华连同他的吉他一起带进了不见天日的坟墓。
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经常跟着对歌歌手去南方，听高原上的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讲述神枪手和马车夫的故事，幻想着传说中的黄金和蛇颈龙，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奔赴他的探险梦。后来他到布市读书，也确实想过在那里生活，但事实是他做不到——他发现自己无法抬头仰望那片四分五裂的天空，高乔人的天性使他很难在一个像万花筒一样的花花世界里施展抱负。
对歌歌手醉心于艺术，一切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他母亲身上。他们在一位喜爱米隆加的庄园主的帮助下贷款买下了一小片牧场，他母亲一个人包揽了牧场所有的工作。放牧，挤牛奶，剪羊毛，做奶酪，阉割牲畜，与城里人做买卖，所有那一切都是她亲力亲为。那时她的腰里总是别着一把嵌着红宝石的精美匕首，是一位高乔老人送给她的礼物，据说是来自他祖上给一位将军做护卫队队长的赏赐。她用那把利器翦除现实的杂草，把他们的生活打理得干净有序，把他们的家庭打造成潘帕斯的天堂。在她临终之际，她把那把他惦记了多年的匕首留给了他。于是他留在了草原上，开始学着经营家业。
他注意到草原上没有乔木，就从欧洲进了一批松树种子，撒在牧场上，八年后树木长成，他雇用农民采摘松蘑，加工罐头。后来他又开辟了一片马黛茶种植园，同时做茶叶加工。再后来他去了巴塔哥尼亚，在天然牧场养了五万头澳大利亚美利奴绵羊，在河谷地带种了上千亩苹果和葡萄。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还是一个没有退去孩子气的青年人，就已经创下了一份可以令几代人衣食无忧的产业。他大可以停下来享受人生，享受爱情、婚姻，以及其它，但他没那么做，在他内心深处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