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和我在工作。她承担剪辑，实际上拉尔夫自己就是剪辑师，不过郁金香可以帮他。她也可以做一些暗房里的工作，尽管拉尔夫也是冲印师。我既不懂冲印，对剪辑也所知甚少。我是负责声效的，把音乐录进去。如果有同期声，我负责整理；如果有旁白，我把声音加进去。如果需要幕后的声音，我会制作出来；如果有讲述者，我往往是那个讲述的人。我有嘹亮宽阔的嗓音。
等我拿到电影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拍完了，大多数用不了的胶片已被剪掉，镜头的顺序基本上按照拉尔夫想要的排好了——至少是粗略地排好了——按照拉尔夫最终的剪辑顺序。拉尔夫几乎就像一支单人乐队，郁金香和我只是提供一些技术性的帮助。脚本和摄影都是拉尔夫筹备的，这是他的片子。不过郁金香和我技术很强，还有拉尔夫粉丝会的小孩肯特帮着跑腿。
郁金香和我不是拉尔夫·帕克粉丝会的成员，叫肯特的那个孩子也算是支单人乐队。我不是想暗示拉尔夫·帕克的电影无人问津。他的处女作《团队这件事》拿到了国家学生电影节的大奖。我的嘹亮宽阔的嗓音也在那部电影里。拉尔夫拍这部电影时还是爱荷华电影摄影工作坊的研究生。
我遇到他是在语言实验室里。不放磁带的空闲时间里，我在给大一新生编辑德语磁带，他就像一个浑身是毛的人拖着脚闯进来。他看起来可能20岁，也可能40岁；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托洛茨基派或阿米什人的农场主；可能是人类或者动物；可能是背着镜头和曝光表从冲洗店里跑出来的贼；可能是在狂暴的打斗之后吃掉摄影师的一只熊，这只熊朝我走来。
那会儿我还在翻译《阿克海特和古诺》。我感觉，仿佛是对上了阿克海特的父亲老萨克。他慢慢走近，身上一股麝香味。成百上千道霓虹色的光从他的镜头上、皮带搭扣上和经过抛光的零件上闪现。
“你是特林佩尔？”他问道。
我想，换作一个聪明人可能就彻底坦白了——承认这些翻译都是骗人的，祈祷让老萨克回到坟墓里。
“Vroog etz?[2]”我问道，只是想试探试探。
“很好。”他咕哝着。他听懂了！他就是老萨克！但他只是说“拉尔夫·帕克”。一只嫩白的手从异常厚实的连指手套里拿出来，把这玩意儿从袖口里朝我推过来，“你说德语，对吗？你也懂磁带？”
“对的。”我小心谨慎地答道。
“你做过配音吗？”他问道，“我在拍片子。”变态，我想，想让我出演他的色情电影。“我需要德语的配音。”他说，“在英语叙述当中时不时插进去几句机智的德语。”
我知道这些拍电影的学生。有一次我路过班尼家，从窗户里看见他们大打出手，有个女孩的胸罩被扯掉，她护着她的胸部。我跑进去帮助那个女孩，结果却把摄影师从滑动轨道上撞了下来，我的脚绊到延长电线，撞倒了一个手里拿着麦克风的人。然后女孩疲惫地说：“嘿，放松点。只不过是拍电影。”她瞧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傻瓜，我今天已经穿了第四套胸罩了。”
“好吧，如果你喜欢摆弄磁带和录音机，”拉尔夫·帕克说，“混音，打乱时间，你知道，声音蒙太奇。只是有一些东西我想做，然后你可以随便玩——想怎么玩都可以。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想法……”
他的话真的如一声惊雷。想想，一个卖橄榄球队徽章的，居然有人说我会有想法！
“嘿，”拉尔夫·帕克看着我说，“你也讲英语的，对吗？”
“你付多少钱？”我问道。他重重地把厚实的手套摔在磁带架上，震得一卷带子像被砸晕的鱼一样落下来。
“付你钱！”他大声道，然后狠狠地耸了一下肩膀，挂在脖子上的变焦镜头抖了一抖。我突然想起老萨克怒发冲冠的场景。
虽然早已年迈，体衰
箭镞深深扎进他的胸膛
那胸膛比古尔克的酒桶还宽还厚萨克大步走向行刺的弓箭手
用他自己的弓弦把弓箭手勒死
又用他厚厚的手掌，如此坚硬
他曾用这手掌拉过一百匹马的缰绳
萨克让箭深入自己的胸膛
又把箭从背上拔出，大声呻吟
箭杆还带着老人黏稠的鲜血
萨克狠狠地杀死了叛徒古尔克——开膛的
一刀！伟大的萨克要感谢格沃夫
赐福面前血的盛宴
就这样，拉尔夫·帕克在语言实验室的听力间雷霆万钧，一群一年级的德语系新生在门后被吓得瑟瑟发抖。他还在大着嗓子滔滔不绝。
“我的天！难道我应该给你付钱？付钱让你经历这么好的事？多么宝贵的机会！瞧，特林佩尔。”——我的不忠实的学生们一阵窃笑，“你应该付我钱，因为我给了你机会！我才刚刚起步，我自己甚至都不拿工资！我卖了1500面可恨的橄榄球赛三角旗，才买得起广角镜头，你却想要一边有宝贵的经历，一边还拿钱！”
“等一等，帕克！”我叫他。他朝门口走去，学生们慌忙散了。
“去你的，桑普—桑普！”他大喊，然后恶狠狠地朝一年级德语系新生说：“我说，去他的！”有一阵，我能感到他们莫名的恐惧，担心他们会催我，出于一时的冲动遵守他的指令。但我追上了他，发现他正在大厅的饮水喷泉那里大口大口地喝水。
“我不知道你卖过橄榄球赛三角旗。”我说道。
后来，帕克对我玩出的音轨很满意，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付钱。“等我可以给自己发工资，桑普—桑普，我就给你算一份工钱。”
拉尔夫·帕克的确说到做到。《团队这件事》获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里有个地方——班尼家里那群醉醺醺的人唱起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3]，那是我的主意。还有爱荷华州大学数学系开会那一部分，德语声音混了进去，字幕写着：首先用正规的法院令逮捕他们，然后开始逮捕很多人，只能进行集体审判，这样他们会非常担心进集中营，就不会再在乎你是否有法院令了，如果这样的话……
这算是部宣传电影。邪恶在于集体针对个人固有的敌意。但这不是一部政治电影，所有团体都一样被歪曲了。敌人可以是任何统一的团体，甚至是教室里频频点头的一群人：“是的，是的，我明白，我同意，是长官！”
每个人都认为《团体这件事》“富有新意”。针对它只有一个重大不满——拉尔夫收到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德国美国学会的一封信，说电影是反德国的，翻出一些陈年旧事说个没完。他们说团体不是只属于德国的概念，而且团体本身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称拉尔夫为“疯子”。信没有任何人的署名，没有真人的署名，只是盖了一个油墨章，上面写着德国美国学会。
“又一个团体，”拉尔夫说，“大概有五百人写了那封信。去他的，桑普—桑普，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
拉尔夫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也是他的电影受到的最主要的批评所在。他的电影总被称为“富有新意”，经常被说是“不做作”，而且总是“很真实”。但比如《纽约时报》却指出它“缺乏某种决心……他不能忠于某一个视角”。《乡村之声》认为，“这些视角总是努力做到个人化，真实和新鲜，但帕克不能真正对待这些问题……对行动进行简单的呈现就让他感到足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足矣。
“去他的！”拉尔夫说，“它们只不过是电影罢了，桑普—桑普。”
事实上，正是因为拉尔夫的电影缺乏“意义”，我却尤为觉得耳目一新。
《团队这件事》是他唯一的宣传片，也是唯一获奖的片子。他的后两部电影我没有参与，我当时打算抛弃我的妻子，连同我的头脑。
拉尔夫走上了漫长的逃亡之旅，从爱荷华到纽约。《软泥》拍的是一支摇滚乐队。软泥当时正在巡演，拉尔夫跟着他们到处跑。给女孩们做采访，拍给彼此剪头发的男人们，拍女孩们组织的大腿摔跤比赛，拍胜者赢得的奖品。电影的高潮是乐队主唱的狗被扩音器意外电死了，因此，乐队取消了整整一周的音乐会。出于同情，粉丝们捐了大约50条狗。“它们都是些很可爱的狗，”主唱说，“但没有一条狗能像‘软泥’一样。”软泥也是那条狗的名字。
第三部电影是关于小小的巡回马戏团。拉尔夫跟着马戏团的同时，不停地一夜留情。有很多胶片拍的是帐篷搭起来又被拆掉，以及对高空秋千的女孩的采访。
“马戏团是不是完蛋了？”
“我的天……怎么会这样想？”
还有一段很长的花絮，是关于饲养大象的饲养员怎样被大象踩到，然后失去了三根手指头。
“你仍然喜欢大象吗？”
“当然，我爱大象。”
“甚至爱那只踩坏你手的大象？”
“尤其爱那只大象。它并不是故意踩我的手。我只是不巧把手放在那里，让它踩到了。它本来就会踩到那里，而且大象也很难过。”
“大象感到很难过？它知道踩到了你的手？”
“它当然知道。我大喊：‘你踩到我的手了！’对，它当然知道了，它很难过。”
接着又有一系列关于大象的片段，努力去表现大象有多难过。我觉得那是拉尔夫拍得最糟糕的片子，我甚至连片名都不记得了。
不过，现在有我回来负责声效，他的电影应该会变好一点——至少在声音方面。我们正在做一部名为《到农场去》的电影，拍的是嬉皮士公社“自由农场”。自由农场的农场主想要所有人利用土地——任何土地。他们认为财产私有权是胡说八道，土地应当免费提供给那些能开发利用土地的人。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来自佛蒙特的一些真正的农场主，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很好。自由派的农场主想要告诉那些真正的农场主，他们没有获得免费的土地就是听凭别人的宰割。两边眼看就要打起来了。而这个地区还有一所小小的自由艺术学院，它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尴尬。拉尔夫每个周末都北上佛蒙特看看有没有真的打起来。他回来的时候就带来整卷整卷的胶片，很多很多盘的磁带。“还在酝酿。”他说。
“等到冬天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也许这些孩子将会饥寒交迫，然后一走了之。”
“那我们就拍这个。”他答道。
“也许不会有冲突。”我提出。
“也许不会有。”拉尔夫说，然后郁金香用手背轻轻碰了碰乳房。
这惹恼了拉尔夫。我去纽约的时候，郁金香已经在为拉尔夫工作。拉尔夫给了她这个机会，是因为她愿意跟他睡觉。哦，那是很久以前了。郁金香对电影剪辑一无所知，但拉尔夫教了她。她学会了之后，就不肯再跟他睡觉了。但拉尔夫没有开除她，因为她已经是个出色的剪辑师了。但有时候拉尔夫会很抓狂。“你跟我睡觉只是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对她抱怨。
“但不跟你睡你就不会给我这份工作。”郁金香泰然自若地反驳。“你难道不喜欢我的成果？”她问他，“我喜欢这份工作。”
他们陷入了互不理解的僵局。
那个叫肯特的跑腿小孩则是另一个故事。
郁金香和我在暗房里一边小口小口地喝咖啡，一边在想甜甜圈怎么还没来。
郁金香目前在修剪拉尔夫的一些剧照，刚从干燥箱上拿下来，在用大的裁纸机剪裁。咔嚓！已经两周没有该死的比姬的一点音信。学校里其他孩子对柯尔姆好吗？他还咬不咬人？
“出什么问题了？”郁金香问道。
“我的鸡鸡，”我答道，“我想是又粘住了。可怕的喝水疗法……”
“去看看大夫，特林佩尔，”她漫不经意地说，“做手术。”
裁纸机咔嚓咔嚓响着，我满脑子都是要把维吉农杀掉的想法。
肯特进来了。“嗨！”嗨你自己吧，肯特。“嗨，你看到新的胶片了吗？他现在动真格了。”
“动什么真格了？肯特。”
“新片子里光线很好。现在那里的天越来越冷了，甚至天气也在催逼他们。总要有人先动起手来。我是说，连摄影机都等不及了。”
“那不意味着这就一定会发生，肯特。”
拉尔夫从外面进来，呼哧带喘，一身寒气。海豹皮的靴子，厚实的手套，爱斯基摩风的雪大衣，虽然现在还只是秋天。要想象拉尔夫在热带气候是什么样子很难，他需要改变他棕熊的形象。也许他可以穿柳条和稻草编的衣服，用芦苇缠上，像个巨大的篮子！
“嗨！”肯特对他说，“我昨晚看了《白色膝盖》。”
“谁的？”拉尔夫问。我们都知道肯特不懂什么。
“你知道。《白色膝盖》，”肯特坚持，“是格朗茨的最新电影。”
“是啊，是啊。”拉尔夫一边应和着，一边解下手套，脱掉靴子，从羊毛大衣里解脱出来。
“是啊，又是一部烂片！”肯特说，“多多少少都是一样的，就像他早期的那些破玩意儿，沉重，你明白吧！”
“对对。”拉尔夫说道，摆脱了大衣自由自在。他左顾右盼。缺了什么东西。
“我今天早上看了你新拍的片子，”肯特对他说。拉尔夫在想，缺了什么？“太棒了，拉尔夫。”肯特告诉他，“连该死的天气……”
“肯特？”拉尔夫问道，“甜甜圈呢？”
“我在等你过来。”肯特说，脸红了。
“两个果酱的，一个奶油泡芙，”拉尔夫说，“郁金香？”
“两个奶油泡芙。”
“桑普—桑普？”
“一个油炸面包圈。”
“要两个奶油泡芙，两个果酱甜甜圈，一个油炸面包圈，肯特。”
当肯特出发去跑腿的时候，拉尔夫问我们：“格朗茨到底是谁？”
“我一点也不懂。”郁金香答道。
“《白色膝盖》，”我说，“天晓得……”
“肯特抽烟吗？”拉尔夫问道。谁也不知道。“好吧，如果他不抽烟，那他应该试试；如果他抽，他应该戒掉。”
肯特回来了。他就像装满秘密和信息的宝藏。
“两个果酱甜甜圈，两个奶油泡芙，一个油炸面包圈。”
“谢谢。”
“谢谢。”
“谢谢，肯特。”
“沃德尔的新片周五晚上上映，在贝波那里。”肯特告诉我们。
“撑不了一星期。”我告诉他，然后看着郁金香：谁是沃德尔？
她回了我一个眼神，仿佛是问贝波又是哪儿？
“是的，对。”拉尔夫说道。
我们看着肯特填满咖啡壶。“别搞得水都进不去，肯特。”郁金香说。
拉尔夫很显然对他的两个果酱甜甜圈很不自在。“红果冻，”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谨慎地戳戳，“我喜欢紫色的。”
“葡萄的，拉尔夫。”我说道。
“是啊，葡萄的。”他说，“这红色的玩意儿没法吃。”
肯特很担心。“我听说马可去海边了，”他告诉我们，“拍暴动。”
“油炸面包圈怎么样？桑普—桑普？”
“做得很好，拉尔夫。”
“两个面包圈，肯特。”拉尔夫说：“你能不能再吃一个，桑普—桑普？”
“不行，”郁金香说，“他已经在发胖了。”
“再来三个油炸面包圈。”拉尔夫一边说，一边戳着讨厌的红色果酱。
“你已经胖得不可救药了，”郁金香对他说，“特林佩尔还有得救。”
“三个油炸面包圈，肯特。”拉尔夫说。
肯特打开门时，某种沉默的争执逃脱了出去。拉尔夫听着肯特笨重的脚步声在人行道上慢慢消失。某种心领神会的特别的东西好像只容我们的耳朵去听。我们总是能听出来。拉尔夫尽可能地避免跟肯特有什么个人交集。我猜想是某种职业性的自我保护吧。
“天哪，桑普—桑普，”他说，把我和郁金香拉到他宽广的臂弯里。“天啊，你真应该看看我昨天晚上遇到的女人。”但他的眼睛在看着郁金香，等她用手背把一侧乳房托起来。她对他的情绪很微妙。她转过身去，朝门的方向走过去，胳膊肘在她身后微微抬起来。
“我看到了！”拉尔夫喊道。但她已经走了，剪辑室的门关上，留下我跟拉尔夫·帕克一起。他虽然（也许正因为）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却是地下电影的先锋。
我们等着油炸面包圈。
注释
[1]原文完整标题为“拉尔夫·帕克电影公司，纽约州克里斯托弗街道109号，邮政编码10014”。
[2]古低地诺尔斯语。特林佩尔误以为对方是老萨克，所以用古低地诺尔斯语与其交谈，进行试探。
[3]1930—1945年的纳粹党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