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狂王
——十九世纪德国
在今天谈起路德维希二世或许是一种时代错误。对于这位被巴伐利亚传说遮蔽的童贞王、作为音乐家瓦格纳的赞助人而闻名的患有厌人症的狂王，十九世纪末已有诸多艺术家怀着热烈的思慕之情献上无数礼赞。魏尔伦[1]与格奥尔格[2]曾在诗中吟咏，比昂松[3]和邓南遮[4]意图在戏剧里重现，莫里斯·巴雷斯[5]在小说里言及，阿波利奈尔[6]也常在奇妙的短篇里派他作为主人公出场。科克托[7]与达利自始至终都没有舍弃对他的关心。在日本，众所周知，鸥外的小说《泡沫记》[8]的背景便是发生在这位病弱之王身上的扑朔迷离的自杀事件。悲剧之王登场的通俗小说、通俗电影也不胜枚举。
然而于我而言，路德维希二世与希特勒类似，他们都在德意志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是浪漫主义中最为衰弱的形式的体现者之一。在王失衡的人格里，可以辨认出二十世纪艺术与权力间尖锐危机意识的深远回响。直截了当地讲，路德维希二世不仅作为艺术家是赝品，作为王和权力者同样是赝品。作为交换，他委身于一个时代对疯狂的预感。这一点也正是我对王的兴趣所在。敏锐的十九世纪末艺术家们数不胜数的致敬，也可以证明他们在这位王的人格中，发现了尚未明确却强烈吸引他们的事物。用疯狂来补偿一个始终无法被满足的全能，这样一个灵魂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们凭借自己的直觉如是思考。
“您知道，巴伐利亚年轻的王想会见我。今天我被领到王面前侍奉。啊，王如此高贵优美，情感丰沛又才华横溢。我惧怕王那如同诸神缥缈的梦一般的生命会因俗世纷扰而消失破灭。王爱我，以他深切亲密的感情和初恋般的热烈。他对我无所不知，像理解他自己的灵魂般理解我。我在王身旁驻留，工作和休息。他盼望我演奏我自己的作品，为此他情愿惠赠我所必要的一切。王的视线有魔法般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我只愿王能永远安康。可我恐怕这是难以轻信的奇迹。”
瓦格纳把这封感激涕零的书信从慕尼黑寄给旧友维勒的妻子伊丽莎（Eliza Wille）时（1864年），路德维希二世终于年满十九岁，在数周前刚刚即位。如瓦格纳的笔墨所传达的那样，照片上年轻的王高挑挺拔，忧郁暗淡的眼中闪耀着燃烧的瞳仁。王拥有罗马式的清新美貌。这副容貌里也有某种懦弱，某种令看到他的人感到不安的奇妙的脆弱。“诸神缥缈的梦”就是在说明这种感触吧。这位年轻的神是否拥有太多迎上现实的狂风便会破碎的梦？音乐家的灼灼慧眼早已洞穿多年以后王的悲剧。
然而还有一种说法，声称致使路德维希二世疯狂的正是瓦格纳。这无疑是极端的意见，但也并非毫无依据。如马克斯·诺尔道[9]的主张，瓦格纳主义是神经症和退化的表现，那么年轻的王敏感的精神从瓦格纳主义那里充分吸收了危险的毒素，也并非不可思议。关于这位拜罗伊特[10]魔术师的音乐里蕴蓄的危险毒素，尼采不也曾说过“瓦格纳使人患病”吗？（《尼采反瓦格纳》）尼采在这里只是一味批评作为剧场之人的瓦格纳和言行举止酷似演员的瓦格纳，从这个层面来讲，路德维希二世说不定确乎是在瓦格纳的影响下痼疾恶化的。换言之，依尼采所言，在诸多艺术形式中将剧场艺术视为翘楚的这种信仰，正是瓦格纳主义的颓废和危险性，这点也和路德维希二世的情况吻合。自十六岁在慕尼黑的剧场听过《罗恩格林》[11]而深受感动时起，直至晚年，孤独的王只知晓奇观（spectacle）的快乐，而不知其他快乐。他的人生本身就像一场歌剧，装饰着闪烁和夸张的事物。如此说来，王在领地的四面八方修建的那些使他声名远扬的奢华城堡，也不过是剧场而已——是他可以自己饰演自己的剧场。王乘上天鹅拖曳的小舟，热烈盼望着自己可以化身为英雄罗恩格林。城是舞台的背景装置，对他而言舞台背景始终是必要的。被瓦格纳煽动而勃发的剧场趣味就这样渐渐侵蚀王的精神，催化王的自闭症宿疾，就像海伦基姆湖宫（Schloss Herrenchiemsee）“镜厅”里的镜子游戏一般，无止境地割裂着属于王的世界景象。
依我看来，路德维希二世与尼采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前者出生于1845年，后者出生于1844年，他们都有孤独的癖好、天真烂漫的感情以及对性的羞耻心。他们一生都不曾与女性深入交往。并且他们在青春期都被瓦格纳的诅咒附体，几乎将瓦格纳奉为神明，为此耗尽爱与热情，最终疏远这位音乐家。施行瓦格纳情结的切断手术，对他们两人而言一定伴随着近乎自杀的受虐般的苦痛与快感。无须赘言，巴伐利亚的狂王与热爱命运[12]的哲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世界观都有很大不同。首先，前者是易沉溺于感性之士，后者是依赖智识的人。然而这于我而言无足轻重。不如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的抛物线描绘着相似的轨迹，都从彻底的孤独和对外界的厌恶出发，最终幽闭在孤独里，独自表演并发狂而死。据茨威格所言，“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角戏：在他的一生这短暂的场景里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13]尼采与头痛、胃痉挛、痉挛性呕吐以及失眠做斗争，在没有任何舞台装置的房间里，他只为他自己写作，向着破灭毅然前进。我想或许将尼采这个有机体的齿轮装置稍作修改，他就会变成巴伐利亚的狂王。
就像让－雅克·卢梭为宣传社会契约思想而利用了十八世纪巴黎社交界的贵妇人们，理查德·瓦格纳为了完成歌剧三部曲，利用了名声显赫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末裔年轻的王。这件事在历史上已成定说。那么王收到了怎样的还礼呢——与瓦格纳之名紧密相连，在十九世纪艺术史和思想史上傲然屹立，地位无可动摇。倘若未能与瓦格纳联系在一起，王的个人悲剧恐怕很快就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