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科技战争正在爆发，创新之敌已浮出水面

新思想不仅是旧思想的敌人，而且也经常以极其不可接受的形式出现。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

要想树敌，最快的办法就是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开创性著作中提出：“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力量。”他的大部分学术论著主要阐述了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熊彼特认为，创新即创造一些偏离常规的新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开发和推广人员为此将承担巨大压力。

他指出，创新可能“被社会排斥，最终遭到物理性防御或直接攻击，而在原始文化中，这种攻击来得更为凶猛”。

事实上，技术落败才是常态

对新技术的抵制常被视为一种暂时现象，且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被技术进步化解，但熊彼特敏锐地意识到现有技术的力量，并承认“习惯一旦建立，就会像铁路路基一样牢固，不需持续更新和有意识地再生，便可以逐渐植根于潜意识层”。这个比喻为深入分析围绕新技术采用引发的争论，奠定了基础。

本书分析了人们对创新的激烈反应的根源，并特别关注了新技术支持者和现有产业之间的冲突。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大部分新技术都能经受住社会紧张关系（Social Tension）及演替抵制的威胁，但事实上，技术失败才是常态。在我们为某些改变世界的技术欢欣鼓舞时，却忽略了那些因技术原因或非技术原因夭折的技术，淡忘了随之产生的社会紧张关系。我们读到的多是改变世界的发明，而不是没有改变世界的发明，但在成功与失败之间，还有一个广阔且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

以手机为例。1983 年，手机初次登上美国商业舞台。虽然当时人们认为手机有致癌风险，并在早期型号上贴有警示标签，欧洲一些报纸也建议“未成年人需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在拨号和发送短信时，手机应与身体保持一定距离”，但手机仍迅速占领了市场，监管机构也出台了促进手机推广的政策。时至今日，手机已成为银行、健康、教育、证券和社交等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对移动通信益处的认知大大超过对其风险的认知。

在手机亮相的同一年，欧洲研究人员证明，基因及其功能可以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这让世界各地的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成为可能。转基因作物具有抵抗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以及耐受极端气候变化等优势。然而，这一农业生物技术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结果是，争议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国际条约，以管制转基因作物的贸易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相关遗传物质的交换。

2013 年，世界粮食奖被授予马克·冯·蒙塔谷（Marc Van Montagu）、玛丽—戴尔·奇尔顿（Mary-Dell Chilton）和罗伯特·T.福瑞里（Robert T. Fraley)，以表彰他们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但此举受到了生物技术及全球大型农业公司反对者的批评。

一个名为“占领世界粮食奖”的团体组织了游行，谴责颁奖委员会表彰与农业产业化相关的个人，尤其是其中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rporation）的代表。游行者代表的是一种有利于农业生态的、与农业产业化不同的农业发展方向。

同年，首届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Queen Elizabeth Prize for Engineering）颁给了互联网的早期开拓者们，高达 100 万英镑的奖金给了那些对全人类有益的突破性创新的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温顿·瑟夫（Vinton Cerf）和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率先开发了互联网基本架构标准；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创建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大大扩展了互联网在文件传输和电子邮件外的应用；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与一位同学合作，共同开发了马赛克（Mosaic）浏览器，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普及。

这些开创性工程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创造了依靠旧技术不可能实现的新产业。今天，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使用互联网，正如铁路是早期工业时代的命脉一样，网络已成为当今数字社会的必要条件。当时，这些开创性工程被顺利采用，后来却成为公众争议的主要根源，如信息获取、财产权、隐私、间谍活动和道德价值观等问题。

公众争议是文明进化的共同特征。在希腊神话中，神祇的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奥林匹斯山上，工匠和艺术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除了自己的宫殿，还有工作车间。他的作品技艺精湛，有阿喀琉斯的盔甲、宙斯的神盾、阿伽门农的面具、阿佛洛狄忒的传奇腰带、厄洛斯的弓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战车、赫拉克勒斯的青铜盾以及赫尔墨斯的翼盔和飞鞋。

赫菲斯托斯还发明了金属机器帮他干活，以及可以自行在奥林匹斯山来回运动的金轮三脚桌。当然，奥林匹斯山上所有宫殿里的宝座都是他的杰作。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的火种也来自他的锻造炉。为了平衡赫菲斯托斯的力量，希腊神话把他描绘成不完美的神祇。因此，赫菲斯托斯成了唯一身体残疾的神。

没有永恒的争议，只有更多的利益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第一次想写这本书。那时，我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担任行政秘书。担任这一职位时，我参与了众多事务。同时，我还负责监督、启动并促成《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该议定书专门用于规范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贸易行为。谈判过程充满争议，各国在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分歧。

作为谈判过程的管理者，我观察到各个国家在认识新技术的风险与收益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我把它们归纳如下：

◎在美国，产品被证明有风险前是安全的；

◎在法国，产品被证明安全前是有风险的；

◎在英国，即使证明安全，产品也是有风险的；

◎在印度，即使证明有风险，产品也是安全的；

◎在加拿大，产品既不安全，也没有风险；

◎在日本，产品要么安全，要么有风险；

◎在巴西，产品既是安全的，又是有风险的；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产品是有风险的，即使并不存在。

外交官们审慎考虑后，却提出了颇为滑稽的结论，这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因此才有了现在这本书。虽然技术争议历来有许多共同特征，但当今的争论却各有其鲜明特点。首先，明显加快的技术创新步伐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势必造成技术应用速度的减缓。其次，技术发展趋势的全球性以及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加重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新技术及其相关的商业模式造成了越发严峻的社会紧张关系。最后，现代技术争议产生于公众对公共及私人机构越发不信任的时代。

上述因素加剧了人们的普遍忧虑。这些忧虑来自人类在应对诸如满足自身需求、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如气候变化）等巨大挑战时，留下的令人失望的记录。

本书认为，创新的必要性与维持社会连续性、秩序和稳定性的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催生出技术争议。这些紧张关系来自科学、技术和工程指数级增长的合力。在理解社会对创新反应的根源方面，本书探讨了技术演替的作用。

转型创新引发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公众争议和政策挑战的主要根源。

一方面，如果没有在适应能力方面形成多样化机制，社会就不能进化并对变化作出反应，如可持续发展的案例所示；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社会就不能发挥其作用。

管理变革与连续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政府最关键的职能之一。

新技术引发创新与现状间的紧张关系，其持续时间往往长达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例如：

◎关于人造黄油的争论今天仍然可以在加拿大及其他一些国家听到；

◎基因工程和智能电网等新技术引起了各种争论；

◎引入可再生能源（如风能）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也引起了世界各地公众的关注。

关于新技术的争议大都围绕道德价值观、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展开。但它们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不为人知的社会经济因素。本书论证了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技术争议，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作用。书中展示了新技术如何出现、生根，并建立利于自身立足的新制度生态的过程。新技术从出现到中断，接着是占优，然后保持现状。

社会经济的演进往往与技术和制度的持续调整有关。与经典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不同，它建立在“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概念之上。前者认为，创新来自变异，其生存只能通过选择市场环境加以保证。而后者赋予了变异体更大的权限，使它能够塑造环境以适应自身需求。制度和技术密不可分，没有无技术元素的制度，也没有无制度元素的技术。

现有技术秩序和野心勃勃的新技术相冲突，从而引发争议。大多数技术争议都由不确定的风险和收益驱动，再以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它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

首先，人们对短期风险和长期利益分配的看法影响着他们对新技术的担忧强度。其次，如果人们认为风险会在短期内发生，而收益只能在长期中获得，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反对新技术；当人们认为创新只让小部分人受益，而风险则将广泛分布时，技术紧张关系也会大大加剧。最后，威胁要改变文化身份的创新易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同时，经济和政治上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社会也会有更强烈的技术争议。

很大程度上，社会经济变革的过程是社会学习的脚注，对新技术的公开议论就是对新观念的议论。理解这一点的官员能更好地把握社会经济变化的动态并组织政府机构。同制度学习一样，社会学习也将引发人们对科学和创新的关注。

技术争议主要是关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而不一定是风险本身的影响。从它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领导者代表公众作为风险承担者，他的使命是绘制新路径，同时维持社会连续性、秩序和稳定性。在各个层面上，领导者处理创新和连续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命运。在此，领导者承担着应对不确定性、采纳最好的可行性建议的首要责任。正因如此，科学咨询机构日益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公众对科技事务的参与正成为民主话语的核心部分。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紧张气氛的所有来源。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既依靠技术评估，也有赖于公众参与。因此，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正成为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伴随着人们的科学素养不断提高，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扩大人们获取科学和技术信息方面的作用，公众参与也显得更加重要。

身处科技狂潮，暗流正涌动

本书汲取了近 600 年技术史，认为创新的必要性与维护社会连续性、秩序和稳定性的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今最大的政策挑战之一，同时还揭示了现代技术争议使公众产生了对公共和私人机构的不信任。

本书第 1 章提供理解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关系的框架。

它概述了如果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就无法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并强调了不确定性和现状作为技术争议的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它还展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如何在技术变革激进期发挥加速器或减速器的作用。

本书第 2～ 8 章借助一些历史事例，介绍了创新因挑战旧秩序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这些事例包括人造黄油、农业机械化、电力、机械制冷、录制音乐、转基因作物以及转基因鲑鱼。这几个章节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例证，说明了不同的社会体系会如何对新技术作出反应，以及这些技术如何与社会制度共同进化。

更具体地说，这些章节试图归纳出社会对创新的显著反应：妖魔化新技术，通过看似合法的措施（如法律）限制其使用，以及彻底禁止新技术的努力。除此之外，这些章节还展示了创新的倡导者如何通过改变政治和政策环境来应对社会变革。换句话来说，这些章节展示了技术创新和制度调整是如何共同进化的。

本书第 9 章介绍了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主要结论和见解，并给出了管理紧张关系的政策选择。

本章强调，作为广泛治理的一部分，科学和创新建议在管理技术和社会制度共同进化中的作用。本章强调了为有效管理技术变革过程以及相关制度调整，重新安排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它同时指出了对技术管理和创新治理采取更明智、更主动的方法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挑战加剧，政府可能减少对某些技术的支持。这并非因为该技术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政府不太可能借助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理由来获得公众支持。这是真正的风险所在。核电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本书使用的技术案例最初都遭到社会的激烈反对，而后被广泛接受。

当然，对于那些被禁止或被限制使用的有害产品和技术，本书案例并不能减少公众对它们的担忧。从烟草、滴滴涕（DDT）到白炽灯泡，现实生活中有大量此类产品和技术，且其中大多数已被广泛研究过。它们逐步被淘汰，往往是现有行业共同努力的结果。通过利用科学知识，人们对证据有效性和政策行动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已经得到学术支持，贯穿了终止产品到终止相关政策的过程。

综上所述，除非存在大量等同的案例，新技术或现有技术的风险应该在独立的基础上进行评估，而不是一概而论。本书不针对某一特定产品的安全或风险作出判断，而是试图从案例研究中吸取教训，并建言如何应对新技术催生出的社会紧张关系。

本书中详述的许多经验教训都超越了技术创新的范围，而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创新。社会对新技术的反应为此书提供了丰富的启发和内容来源，我们因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文化的进化动态。

注： 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风险沟通做过如下定义：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中的法规和措施等。——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注解皆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