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词的风情与风韵

1．正人君子还是风流浪子？

宋代是个很奇怪的朝代，一方面国力极其孱弱，北宋通常与辽、西夏并称，而且常被辽和西夏暴打，不断向这两个强邻赔款求和，南宋又与金并称宋金，北宋徽、钦二宗先是被金人掳走，南宋后又向金称臣纳贡割地，北宋对辽还只是事之如兄长，南宋对金则不得不事之如君父——对外关系上再也找不到比两宋更窝囊的朝代；另一方面两宋经济繁荣、生活富庶，文化更是昌明发达，在古代即使不能说“绝后”，至少可以称为“空前”。人们提到学术便并称汉宋，提到诗文便并称唐宋，提到绘画便并称宋元——不管提到什么都不能落下宋。军事上与辽、西夏、金对阵受尽了屈辱，文化上与汉、唐、元并称则大出风头。

我们马上要讲到的宋词，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社会土壤中产生的。

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都与宋太祖“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每一方都想把“卧榻之侧”的邻国灭掉，最后，弄成了南北宋腾出自己的地盘让人家鼾睡的局面。宋代一开国就出现了爱国诗，宋代诗人心里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北宋王安石就埋怨“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河北民》），到南宋岳飞提到金朝更是“怒发冲冠”（《满江红·写怀》）。

过去瞧不起的“四夷”，现在成了宋人的强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诗句成了对宋人的一种嘲讽。强邻不仅不属于“王土”，“王土”反而不断割让给强邻。民族的生存长期受到威胁，过去自我中心的“天下”没人敢想，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则开始“抬头”，北宋石介写了一篇《中国论》。这篇看起来气壮如牛的文章，其实就是想寻求一点民族的自尊：虽然我们军事力量没有四夷的强大，但我们的文化要比四夷的文雅。

宋代理学兴起和兴盛，强化固有的生活观念，高扬民族的传统价值，也与凸显民族的优越和文化的优越有关。由于内向，由于焦虑，由于敏感，于是便把伦理道德推向了荒唐的境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极端严峻的伦理标杆，增加了人们精神的紧张，也带来内心的冲突，更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人格分裂。

这种人格分裂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就是诗文与词像是两张面孔。宋人不仅把男女分出贵贱，也把文体分出尊卑，北宋初期尤其如此。在他们眼中，诗文是文体中的“世家大族”，而词只是近世兴起的“暴发户”。既然称词为“诗余”，自然便用诗文来立言传世，而用词来“簸弄风月”。能在白昼阳光底下说的话，他们大都写在诗歌、散文中，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忧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要多伟岸就有多伟岸；夜晚枕边对太太或情人说的悄悄话，他们大多写进词里，看范仲淹的《御街行·秋日怀旧》，要多缠绵就有多缠绵：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欧阳修的情况更为明显，他人诗文中的欧阳修是一派“正人君子”，而《六一居士词》中的欧阳修简直就是“风流浪子”。因此，有人断言不是无赖托名欧阳修，就是政敌故意栽赃欧阳修，《六一居士词》多半不出自六一居士。事实上，北宋文坛上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乐章集》中是天天寻欢作乐的柳永，《鬻海歌》中则是忧国忧民的柳永。

你说哪个柳永更真实呢？这一方面说明人性的复杂，另一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精神结构的分裂。

到了苏轼才开始以诗为词，诗与词所抒发的情感才逐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