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所以我们不愿惨淡地度过此生。社会早已发生剧变，我们身处废墟之中，重新构建起新的小天地，重新燃起新的小希望。这工作可不轻松：眼前并不存在通往未来的平坦之路，但我们在障碍中迂回或匍匐前行。无论多少人的生活已然崩塌，我们都得活下去。

这大概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莱的处境了。战争摧毁了她的人生。而她意识到人必须吃一堑，长一智。

一九一七年，克利福德·查泰莱回家休假的那一个月，康斯坦斯嫁给了他。夫妇二人度了一个月的蜜月，然后克利福德回到佛兰德斯[1]：六个月后，他几乎是支离破碎地被船运回了英国。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时年二十三岁，他二十九岁。

他顽强的求生欲令人惊叹。他活了下来，破碎的肢体似乎也逐渐恢复。医生对克利福德进行了整整两年的治疗，然后宣布他已经痊愈，可以回到以往的生活当中了，只是他的下半身——从臀部以下的部分——彻底瘫痪了。

一九二〇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了他祖传的宅邸——勒格比庄园。克利福德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他继承爵位，现在成为克利福德男爵，而康斯坦斯就成了查泰莱夫人。他们住在查泰莱家略为衰败的宅子里，靠着一份不算丰厚的收入，操持起家业，开始了婚姻生活。克利福德有个姐姐，但她已经搬出去生活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近亲。他的长兄战死疆场。克利福德彻底残疾，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有子嗣，他回到烟雾弥漫的中部家园[2]，在此生仅存的日子里尽力维系着查泰莱家族的姓氏。

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他可以坐着轮椅自己到处活动，他有一台巴斯轮椅[3]，上面装着小马达，这样他就可以驾驶着轮椅，在花园里慢慢转悠，还可以到那美丽阴郁的园林中去——这园林让他无比骄傲，但他却假装毫不在意。

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后，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丧失了感受痛苦的能力。他脸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那淡蓝色的双眼明亮有神，甚至有点挑衅的意味，他看上去依旧有些疏离，但和以前一样活泼开朗，在旁人眼中几乎可以算是过得很快活了。他的肩膀宽厚而强壮，双手非常有力。他身穿价格不菲的服装，系着从邦德街[4]买回来的帅气领带。然而，人们依旧能从他的脸上看到戒备的神情，看到身为残疾人士的那一丝怅然若失。

他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劫后余生所残存的一切对他来说是如此珍贵。从他充满渴望的明亮眼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于自己死里逃生是多么骄傲自豪。但他的伤势过于严重，导致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已经消失殆尽，他的某些情感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失去感知的空壳。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面色红润，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姑娘，柔软的褐色头发，身体健壮，动作不紧不慢，精力异常旺盛。她有一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声音轻柔而温和，仿佛才刚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村子。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经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她的母亲在拉斐尔前派[5]如日中天的时期，曾是一位教养良好的费边社[6]成员。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自小生活在艺术家和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接受的并非循规蹈矩的美学教育。父母把她们带到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去感受艺术的气息。而为了培养她们的政治修养，父母也曾带着她们去海牙和柏林参加社会主义大会，在那里，演讲者们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正因如此，这两个女孩从小就不畏惧艺术和政治理想。她们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她们既国际化，又有乡土本色，这种国际化乡土性的艺术品位，与纯粹的社会理想相辅相成。

十五岁的时候，姐妹俩被送到德累斯顿[7]去主修音乐。她们的确非常享受那一段时光。她们自由自在地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和男人们争论与哲学、社会学和艺术相关的问题。巾帼不让须眉——正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显得要比男人更为出色。她们和背着吉他的健美青年一同游走于森林之中，琴弦鸣动。她们唱着流浪鸟[8]之歌，自由自在。“自由！”这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她们在开阔的野外，在清晨的林间，与那些精力充沛、嗓音优美的年轻人为伴，她们可以随心所欲——最重要的是——她们可以畅所欲言。对话才是最为重要的主旋律——尤其是那种热烈的对话交流，爱情不过只是次要的伴奏。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在十八岁浅尝了爱情的滋味。她们与这些青年如此热情洋溢地交谈，如此澎湃地歌唱，如此自由奔放地在树下野营，那自然，这些男人想要发生进一步的联结。女孩们初期摇摆不定，但双方反复探讨过性爱一事，它理应是非常重要的。况且男人们是如此谦卑地渴求。为什么女孩不能像女王般慷慨，把自己作为奖赏，赐予他们呢？

于是，她们把自己赏赐给了那些和自己争论过最敏感、最亲密的话题的年轻人。辩论和探讨的过程是美妙的——做爱和交合只是某种倒退的原始本能，还让人觉得有点没劲。事后，女孩对男孩的爱意减少，反而有点讨厌他，仿佛这男孩侵犯了自己的隐私和内心的自由。因为作为一个女孩，她全部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理应在于获得绝对的、完美的、纯洁的和高贵的自由。倘若无法摆脱迂腐肮脏的交合与从属关系，那女孩的生命意义何在？

无论人们怎么浪漫化，性爱就是一种古老肮脏的交合与从属关系。歌颂性爱的诗人大多是男人。女人一直都知道世上有更美好、更高层次的事物。而如今，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女性美好而纯洁的自由，比任何性爱关系都要美妙得多。唯一不幸的是，男人对此的看法远远落后于女人。他们对于性爱这件事，像狗一样执着。

于是女人不得不屈从。男人就像贪吃的孩子。女人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否则他很可能会像孩子一样变成讨厌鬼，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破坏了这段原本非常美好的关系。但是女人可以在表面屈从于男人的同时，保留心中的自由真我。那些诗人和谈论性事的人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女人可以和男人欢爱而不真正交出自我。她当然可以在不屈从于男人掌控的情况下，让他进入自己。而且，她还可以利用性爱来支配那个男人。因为她只需要在欢爱过程中克制自己，让男人先达到高潮，让他筋疲力尽，而自己先不到达顶点，这样她就可以延长交合的时间，让男人作为工具，帮助自己到达高潮和顶峰。

战争爆发，姐妹俩匆匆赶回国，此时二人都已经有了恋爱经历。她们爱上的，都是和自己特别聊得来的年轻人——也就是那种对彼此有浓厚兴趣并且无话不谈的年轻人。与某个真正聪明的年轻男人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热情洋溢地交谈，能带来如此神奇、如此深刻、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的快感……这是她们在亲身体验之前从未意识到的！“你将拥有可以交心的男人！”——在她们尚未知晓这天堂般的许诺前，诺言就已经成真。

这些生动又启迪心灵的谈话会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如果在此之后，性爱之事必将发生，那就让它水到渠成吧。性爱标志着一个篇章的终结。它本身也有属于自己的快感：那是一种产生于体内的奇妙而令人战栗的快感，是自我坚持到最后的痉挛，就像文章收尾的词一样，令人兴奋，而且很像用来表示段落结束和主题终止的那一行星号。

一九一三年暑假，姐妹俩回到家中时，希尔达二十岁，康妮[9]十八岁，她们的父亲一眼就看出她们已经体验过爱情。

正如法国人所说：已经体验过欢爱。但他自己这方面经验丰富，便顺其自然。至于姐妹俩的母亲，她是个神经脆弱的病人，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只希望自己的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成就自我”。她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彻底做自己：她没有这样的机会。天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女人，她明明有自己的收入，也有自己的想法。她归咎于她的丈夫。但事实上，这是她无法摆脱自己思想或灵魂上某些迂腐观念的枷锁所导致的，这与马尔科姆爵士无关。他只是放任他那充满敌意、高度亢奋的神经质妻子当家做主，而他本人则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活。

于是姐妹俩“自由”了，她们回到德累斯顿，回到了她们的音乐、大学和年轻男伴身边。她们爱各自的年轻男伴，而她俩的年轻男伴也全心全意地爱着她们。年轻男子们所想到、说出和写出的美妙词句，都是为了这两个年轻姑娘而创作的。康妮的男朋友学的是音乐，而希尔达的男朋友学的是技术。但这两个男人一心只想着他们的女朋友，至少在精神上以及心理上非常依恋。而在肉体上，对于两姐妹来说，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从他们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爱情——也就是肉体上的接触——让他们产生了变化。奇妙的是，性爱让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都产生了一种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变化：女人更加容光焕发，比以往稍稍丰满一些，她们青春面孔的棱角变得柔和，脸上流露出的神情时而是渴望，时而是得意；男人则变得更沉静，更为内向，肩膀和臀部的姿势也收敛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招摇，那么自信。

肉体上的性愉悦让姐妹俩几乎屈服于那奇特的男性力量。但她们很快就恢复了理智，把性愉悦当作一种感受，保持了独立自主。而她们的男伴，为了感激女人让他们体验到鱼水之欢，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她们。但随后，他们看起来又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康妮的男人脾气阴晴不定，希尔达的男人则喜欢说风凉话。但男人就是这副德行！忘恩负义，贪得无厌。你不愿意和他们上床，他们因为你不肯而心生怨恨；而等你和他们上了床，他们又会出于别的原因怨恨你，或者这怨恨根本毫无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了什么，无论女人怎样尽力，他们都不会满足。

然而，战争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再次赶回家中。在此之前，她俩五月就已经回过一次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她们的两个德国男伴在一九一四年的圣诞节前相继离世：姐妹俩痛哭一场，她们曾热烈地爱过这两个小伙子，但内心深处也就此将他们遗忘。他们不复存在了。

姐妹俩住在父亲位于肯辛顿[10]的家中——实际上房产归母亲所有，和那帮剑桥的年轻人混在一起，这群人代表着“自由”，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身穿法兰绒裤子与敞着领口的法兰绒衬衫，教养得体却情绪混乱，说话喜欢低声呢喃，与人交往极为敏感。不知为何，希尔达突然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他是剑桥圈子里年长的一员，生活富足，依靠家族关系在政府里谋得一份舒适的工作——他还写些哲思散文。希尔达和丈夫一同住在威斯敏斯特[11]的一所小房子里，打入了政府那些上流社会人士的圈子，这些人不算是顶尖精英，但他们都是——或者将来会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智囊团：他们言之有物，或者说至少听上去是这样。

康妮从事一项和战争相关的工作，和那群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人来往频繁，这帮人固执己见，对任何事物都要文雅地嘲弄一番。她的“朋友”名叫克利福德·查泰莱，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他原本在德国波恩学习采煤技术，刚匆忙赶回国。他之前曾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现在已经当上了一支精锐军团的中尉。他穿上这身军装之后，就更加理直气壮地目空一切。

克利福德·查泰莱的社会地位比康妮更高。康妮来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而他则属于贵族阶级，虽然不是高不可攀的家族，但仍然是贵族。他父亲是准男爵，母亲则是子爵的女儿。

虽然克利福德的出身高于康妮，更“上流社会”，但他自身却没有康妮大气，看上去更为偏狭、胆怯。身处自己狭小的“上层世界”——地主贵族的社会之中，他怡然自得，换到由大批中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外国人所构成的另外的广袤世界之中，他就会感到害羞和紧张。如果一定要实话实说，他只是有点害怕中下阶级的人，以及和他不属于同等阶级的外国人。他虽然受到了特权的充分保护，但仍无力地感觉到自身难保。这听上去令人费解，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

因此，像康斯坦斯·里德这样的姑娘身上特有的那种温和从容的自信，让他着迷。在混乱的外部世界之中，她自信地掌控着自己的人生，而克利福德在这一方面远远比不上她。

不过，他也是个叛逆者——甚至反叛起了自己的阶级。或许“反叛”这个词太过强烈，过于严重。年轻人往往会反对传统，反对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他只是卷入了这股普遍风行的力量之中。父辈们很可笑，他自己那冥顽不灵的老父亲更是如此。政府很可笑，尤其是那观望派[12]的政府。军队很可笑，那群老古板的将军也是如此，那个红脸的基钦纳[13]简直荒唐到极点。就连这场战争也很可笑，它害死了很多人。

事实上，所有一切都有点可笑，或是非常可笑：当然，一切与权威有关的东西，无论是军队、政府，还是大学，在某种程度上都很可笑。至于那些假模假样的统治阶级，也很可笑。克利福德的父亲杰弗里爵士就非常可笑，他砍掉自家的树，把工人从煤矿里薅出来，将他们推上战场；他自己躲在安全的后方，自称爱国分子。但与此同时，他为国家花的钱的确比他从国家那儿得到的要多。

当查泰莱小姐——艾玛——从中部地区来伦敦做护士时，私下调侃杰弗里爵士和他刚愎的爱国主义很可笑。他们的兄长，也就是继承人赫伯特，则公然嘲笑他的父亲，虽然砍倒拉去填战壕的树都是他的。但克利福德只是有点局促地笑了笑。一切都很可笑，的确如此。但当可笑之事靠得太近，自己不也会沦为笑柄吗？至少像康妮那样属于另一个阶级的人，对待某些事情是认真的。他们还有点信仰。

他们对于士兵，对于强制征兵，对于孩子们缺砂糖和太妃糖这些问题，都很认真。当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当局都犯过可笑的错误。但是克利福德并没有将此放在心上。对他来说，当局从一开始就很可笑，倒不是什么太妃糖或者士兵的缘故。

而当局也的确很可笑，他们的表现简直荒谬至极，好一阵子如疯帽匠[14]的茶会般混乱。直到前线事态越发严重，劳合·乔治[15]才出来收拾残局。这已经不是用荒谬可以形容的了，就连那些嘴碎的年轻人都笑不出来了。

一九一六年，赫伯特·查泰莱战死沙场，于是克利福德成了继承人。就连这也让他感到恐惧。作为杰弗里爵士的儿子、勒格比庄园的继承人，这一身份的重要性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永远无法逃避这一责任。然而他也知道，在战火喧嚣的世界看来，这也是荒唐可笑的。现在他是勒格比的继承人，要对这座庄园负责。这难道不是一件既可怕又很了不起，同时也非常荒唐的事吗？

杰弗里爵士一点也忍受不了这种荒唐。他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变得越来越孤僻，无论是劳合·乔治还是别的什么人当政，杰弗里爵士一门心思坚持要拯救他的国家，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不了解真正的英国，又是如此无能，竟然对霍雷肖·博顿利[16]这种人评价颇高。杰弗里爵士支持英国和劳合·乔治，就如同他的祖先们支持英格兰和圣乔治[17]——他一直也弄不清这两个乔治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杰弗里爵士砍倒自家的树木，支持劳合·乔治和英国，英国和劳合·乔治。

他想让克利福德结婚，然后生个继承人。克利福德觉得他父亲已经和时代脱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自己除了躲避一切事情的荒谬，尤其对自身处境的荒诞而畏缩外，又比自己父亲好到哪里去呢？无论他愿不愿意，克利福德最后还是郑重其事地接受了他准男爵的爵位，接管了勒格比庄园。

战争最初带来的狂热已然消失……彻底消亡。太多的死亡和恐惧。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慰，需要锚才能停泊在安全的港湾。男人需要一个妻子。

查泰莱一家兄妹三人，过着奇怪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尽管他们还有其他亲戚，却选择与外界隔离，一起住在勒格比庄园。这种孤立感拉近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尽管他们有爵位和土地，但或许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感到身处劣势、岌岌可危。他们与自己生长的中部工业区彻底隔绝开来。他们的父亲杰弗里爵士沉闷阴郁、固执己见、沉默寡言，他们嘲笑父亲，但也同情理解他，而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也和自己的阶级断绝了来往。

这三人曾说过他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但现在赫伯特已经离开人世，杰弗里爵士想让克利福德结婚。杰弗里爵士几乎没有开口提及此事：他话很少。但他这种沉默而阴郁的坚持，让克利福德很难反抗。

但艾玛坚决不同意！她比克利福德年长十岁，她觉得克利福德结婚就是背弃了他们三兄妹所坚持的原则。

然而，克利福德还是娶了康妮，和她一起度了一个月的蜜月。正值兵荒马乱的一九一七年，他俩仿佛一同站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那般亲密无间。他结婚时还是处男：性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抛开性爱不说，他们二人是如此亲密。康妮对于这种超越了性、超越了男人“满足感”的亲密关系深感狂喜。不管怎么说，克利福德并不像许多男人那样，只追求自己的“满足”。不，这种亲密关系比单纯性的满足更为深刻，更为私密。性爱不过是种偶然，或者是一种附属品，是某种奇怪又过时的感官过程，这笨拙的过程持之不倦，但并非不可或缺。虽然康妮确实想生几个孩子——只是为了巩固她的地位，好与她的大姑子艾玛抗衡。

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年初，克利福德支离破碎地被运回家，从此没了有后代的可能。杰弗里爵士抑郁而终。

注释

[1]欧洲历史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前线。——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英格兰中部各郡统称（Midlands），因分布了许多煤矿，而终日烟雾弥漫。

[3]一种有轮子的躺椅或单人轻便马车，带有可折叠的顶棚，可以打开或关闭，残疾人可使用。它安有三个或四个轮子，可用手拉动或推动。它的名字源于它的发明地——英国巴斯。

[4]位于伦敦西区，南连皮卡迪利大街，北连牛津街。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广受欢迎的购物区，是许多时尚商店的所在地，出售名牌和昂贵的商品。

[5]19世纪中叶出现于英国的画派。一八四八年，英国青年画家罗塞蒂、亨特、米莱斯等人发起并成立了“拉菲尔前派兄弟团”，该画派认为，文艺复兴全盛时期以前的诗歌和艺术尽善尽美，认为真正的（宗教）艺术存在于拉斐尔之前，因而得名“拉菲尔前派”。

[6]英国的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派别，成立于一八八四年，其奉行的思想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的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曾促成英国工党的建立，并积极参加该党活动。

[7]德国东部城市，萨克森州首府，有“文化的代名词”之称。

[8]流浪鸟（Wandervogel）是1896年至1933年德国青年团体发起的反对工业化的运动，他们去乡村徒步旅行，在树林里与大自然交流。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此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民谣在德国社会得到了更广泛的复兴。

[9]康斯坦斯的昵称。

[10]全称肯辛顿—切尔西区，英国首都伦敦下属辖区。

[11]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区，英国政治中心和著名旅游点。白金汉宫、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等都位于该区。

[12]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以阿斯奎斯为首的政府。

[13]即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伯爵，英国军界实力派人物，以镇压苏丹起义、结束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组建三百万大军而闻名。

[14]《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人物。

[15]即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年出任首相，扩大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在担任公职期间，他引入多项改革，为现代福利国家立下基石。

[16]当时的国会议员，1922年因犯有诈骗罪被判处七年监禁。

[17]约260年出生于巴勒斯坦（也有一说圣乔治原籍卡帕多西亚），为罗马骑兵军官，因试图阻止戴克里先皇帝治下对基督徒的迫害，于303年被杀。爱德华三世定其为嘉德骑士的保护圣徒，圣乔治十字成为其军队的重要暗号，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绘画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