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选择

王小川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为什么长城修建在15英寸的等雨线上。

等雨线东南方向的降雨量常年多于15英寸，降水充沛，逐渐发展出了农耕文明。而西北方向的降雨量因为少于15英寸，最终形成了游牧文明。两种文明，因为生活习惯和资源获取方式的不同引发了冲突。

长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修建起来的。

在过去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东西方农业文明的共同敌人。

到了宋代，蒙古大军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一路从中国打到东欧、中东等地区。在西方电影和网络游戏里，我们经常能看到“半兽人”的身影，这个“半兽人”的原型就是当时席卷欧洲的蒙古人。

在摧毁宋朝的同时，蒙古大军也把宋朝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比如铸铁、火药、指南针、风车等技术，传播到了当时相对落后的西欧（后来他们用我们的发明打败了我们，这让我对知识有了新的理解）。

到了15世纪，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因为中国技术的引进，整个欧洲出现了新一轮的社会发展。加上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赞誉，引起了西方的第一次“中国热”。欧洲人为了找到前往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开始了大航海时代，误打误撞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这是一片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的土地，几乎可以支持无限多的人口。欧洲人借此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并在跨大西洋领域内形成了持续数百年的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

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剧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强烈需要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来解释新大陆所带来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

土地已经不再是经济本身的限制因素。限制农耕文明发展的天花板被打破了。蒸汽机的发明、化石能源的发现，使得人可以掌控的动能从原来肌肉的几倍，迅速变成几百倍、几千倍。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释放出了惊人的力量。

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中将人类文明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0，狩猎采集文明；2.0，农耕文明；3.0，科技文明。

第一阶段，狩猎采集文明。

这一阶段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你的社会地位通常由你的血缘关系决定。

过去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有。

否则为什么《狮子王》的主角一定是辛巴，而不能是它的叔叔？毕竟它父亲的王位也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即便在今天，印度依然有着复杂的等级制度。

在这个阶段，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地位提升极为有效的手段。

第二阶段，农耕文明。

这一阶段的核心要素是土地。

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能吃饱饭。马尔萨斯对这个阶段的描述是：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的，而粮食的增长是算术级的。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土地无法支撑，所有的增长成果都会被新增的人口吃掉。

农耕文明的发展是有天花板的，土地稀缺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人口增多了，饭不够吃，就要打仗。过去的战争通常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个人的命运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个人从属的团体。

个人可以通过能力获得功绩，功绩可以通过血缘传给下一代。到了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前所未有地规定除了皇权以外的政治权力都不能传给下一代，必须以个人能力和一代以内的功绩为根据进行分配。财产可以传代，但政治权力不可以。这一制度可以说是绩效考核的雏形。到了汉代，这种组织方式又因为举孝廉制的产生进一步得到巩固。

隋唐时期发展并完善了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得人们可以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在皇权之外，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人们可以不论出身，依靠自身努力获取社会地位的上升通道。

第三阶段，科技文明。

从蒸汽机的发明、电的使用，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类文明从经济短缺进入了富足的状态。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带来新的商品需求和欲望。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人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随之增长，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这种无限强化的正向循环不断进行下去。

经济发展进入了复利增长模式。

社会晋升机制也发生了改变。

科技进步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合所带来的“经济贤能制”，使得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都可以在经济层面上获得一个自由上升的通道，让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得相应的财富。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更宏观的历史格局中，就会发现最终决定我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实有三个：

1．血缘。也就是出身和社会关系。

2．科举制。任人唯贤，根据功绩、学识和能力进行人才选拔和权力分配，比如高考和公务员考试。

3．市场经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和满足市场的需要，你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与之相对应的财富。

我和很多人一样，并没有显赫的出身和家世，也不是大学毕业的。

幸而，我还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选择是无奈的，也是幸运的，它让我回归了问题的本质：持续学习，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利用科技进步和自由市场经济杠杆，为社会、为他人提供价值，从而获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