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界已有研究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适应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籍贯的移民进入城市后，通过各自的民间信仰来达到身份认同，并据此建立社交网络。同时，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形成特定的城市社会空间。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信仰领域

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的传播、与社会结构及地域社会变迁的关系等方面。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开始关注民间信仰，开启了民俗学、人类学角度的调查。其中最值一提的是顾颉刚先生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广东城隍庙、天后信仰等的研究，从民俗角度研究民间信仰的历程就此拉开帷幕。(7)1936年，费孝通先生又在《江村经济》中探讨了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论述了灶王、刘皇等信仰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8)

西方学界自19世纪末开始以民族志、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方法研究普通民众的信仰、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巫术活动，例如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等。在此基础上，西方对民间的信仰研究逐渐走向文化范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所著《农民社会与文化——一种考察文明的人类学方法》（英文，1956年）一书，在划分精英阶层与“农民社群”的大小传统文化理论基础上，认为应将中国的宗教分为“平民信仰”和“士族信仰”。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讲到“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又“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律崇拜”，(9)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民间的信仰不属于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1969年，欧大年教授开始对台湾慈惠堂“拜鸾”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突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10)

受西方社会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热的影响，中国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变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看法，自此研究方法和学理框架、研究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赵世瑜（1992）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华北庙会以及女性信仰展开研究，分析了庙会的娱乐功能、经济功能以及女性这一特定群体的信仰活动。(11)侯杰、范丽珠从社会史角度讨论了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认为儒家经典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脱节是中国民间宗教发达的原因，民间宗教帮助普通民众解决日常琐事的困扰，因此属于一种低次元的社会文化。(12)这种文化实际上几乎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等同，“没有核心权威，没有专门的僧侣，没有言简意赅的信条，没有至高无上的礼仪，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遵奉的原则”(13)。社会史角度展开的关于民间宗教的研究更关注“人”本身及其心理、社会行为，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民众，包括手工工匠、小商人、城市下层贫民，以及下级僧人等。这也是当代社会史角度研究民间信仰的可贵之处，与史学角度的研究相比，后者很难从浩如烟海却又微乎其微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分析出民众的心理发展轨迹及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被认为是当时我国第一本全面论述中国民间信仰的专著。书中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了分类和详述，认为从民间信仰的民族性出发可以发现其历史形态具有较完整的多层次文化特点。(14)这一研究提醒我们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具有提纲挈领的特点，民间信仰的轨迹就是文化史的缩影，同时也给中国民间信仰下了一个定义，即它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存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其支配。这奠定了整个中国民间文化史的基础，因此理应成为中国文化史关注的重点。既然如此，民间信仰必然存在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多元差别的特点，但都又具有相容性和互不侵扰的存续特点。这本对民间信仰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的研究收入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编委中不乏社会文化史、思想文化史、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大家，如刘志琴、朱维铮、李学勤、张广达等。当时中国学界对民间信仰的界定还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的，这也与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研究热的浪潮相关。事实上，本书研究的某些问题或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例如陶阳在乌丙安著作的序言中就讲到，在当代文化快速变迁与外来文化迅猛移入时，良莠不齐的民间信仰有的在变化、有的在消失、有的被淘汰。民间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变化中的文化心态，受制于许多社会状况，而陶序中所提到当时的变化也正是本书所研究民间信仰后一阶段的变化结果。

这些研究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30年内伴随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的引进，对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视野的拓展。

2000年前后，西方学者不再停留对民间信仰笼统的论述，而是关注到整个中国民间信仰的认识或者中国某个特定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除了继续涉及之前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外，重点关注历史时期民间信仰与官方社会控制、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圈等方面。同时，由于研究对象的聚焦，研究者们也开始思考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定义，并出现了“民间信仰”“民间宗教”“土神”“弥散性宗教”等种种称谓。不同视角的不同定义不仅有利于研究对象的精准界定，更多的是帮助、引导我们思考民间信仰应该置于何种研究框架之下，以更好地讨论其生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韩森（1999）认为，自宋代始官方将可能利于自身的民间神灵纳入祀典。韩书瑞（2000）在论述明清以来北京的宗教场所及社群活动时，描述京城祠庙与城市政治文化在空间上的联系，由宗教视角展现京城的城市生活和社会组织活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涉及我国台湾地区街坊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分香”现象和基层社会组织。(15)杨庆堃（2007）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分散化的宗教，与制度性宗教形成对比。(16)滨岛敦峻（2008）认为，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从而成为“土神”，并且帮助江南农村社会衍生出一种共同性。(17)王斯福（2009）在其著作《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中将民间信仰直接等同于民间宗教。(18)武雅士试图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呈现民间信仰仪式中所体现出的超自然界，但实际上是官场图景的详尽描述，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官僚政治。(19)

对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的研究，在20世纪末是嵌入华人的社会史研究的，颜清湟（1991）将信仰与方言置于同等地位去讨论海外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职能，信仰帮助华人的宗亲结构在海外稳固。(20)受2000年前后民间信仰研究中关注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文化自信的提倡，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中出版有《缅甸华人寺庙与民间信仰》《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21)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研究是民间信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脉，由于涉及移民的社会结构与网络，这些研究更注重民间信仰以人为载体的传播及其在移民社会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关注主要有人类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地理学者等。

由于民间信仰自身的区域性特征，经常会从区域角度入手进而形成个案研究，这也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民间信仰属于历史文化范畴，张伟然在湖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将民间信仰作为衡量区域文化的指标之一。(22)张晓虹在陕西文化地理研究中对陕西民间信仰的差异、杨泗将军信仰、太白山信仰、金龙四大王信仰等进行了专门研究，尤其关注到区域差异以及信仰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3)此外，林拓对福建、张俊峰对山西、李智君对甘肃、朱海滨对浙江、陶明选对徽州、彭维斌对东南一带民间信仰的研究都是极具代表性的。(24)这些研究聚焦于特定区域内的民间信仰体系、内部差异及形成机制。

科大卫、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华南学者（2003）是较早关注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变迁问题的学者，主要从民间信仰与礼仪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大一统。(25)

王健（2010）在研究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时，将民间信仰视作一种制度化宗教的过渡状态。(26)李向平（2010）认为要理解中国的宗教和信仰必须先弄清中国的社会关系及结构。冯贤亮（2010）关注民间信仰与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尽管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城市的民间信仰，但鉴于民间信仰与宗教在组织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的功能相似，因此，宗教人文地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本书也有借鉴作用。国外宗教地理学界的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受到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讨论的议题趋于多样化，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区和宗教景观均得以重视。其中，城市内的信仰空间也成为他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一思潮促使国内地理学者开始对近代以来城市内的宗教景观开展相关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等地，多采用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利用文献记载将宗教景观复原至地图上，从而探讨其分布特征及相关影响机制。(27)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所进步，是国外近年来新文化地理思潮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实践结果。

在这些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以后，伴随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讨论，近代江南发展史与现代化成为民间信仰研究的一个大背景。同时，由于江南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民间信仰为切入点来探究江南乃至近代中国发展的研究愈发显得重要和前卫，其中李天纲的《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与赵世瑜的《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是重量级研究成果。前者将信仰放至中西会通背景下的江南祭祀的源头以及当中的现代性、都市化问题上，后者则讨论江南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力量，以及在此过程中永恒的现代化问题。(28)

总体来说，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似乎经历了一个视角从大到小再到大的过程，即由文化视角的社会学、人类学讨论到具体民间信仰个案的研究，再到将民间信仰放置于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背景中考量的历程，系统性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2．移民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方面

对移民社会网络构建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学领域，其中跨境移民是研究的主流。移民的社会适应通过建立同乡组织、校友会等各种团体、组织来实现，具体是通过语言、文化习俗。西方学者认为，移民是基于家庭、社区等关系的社会网络，因此强调群体在移民适应中的作用。日本学者广田康生（2005）以秘鲁日裔同乡会的冲鹤会馆为例，发现越境移民“异质共存”的现象，认为他们不仅表现为一种精神性的结构，还在空间上向一个地区靠拢。(29)身份认同是与移民网络相关的问题，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从而影响移民参与何种社会组织及是否适应城市生活。对城市中不同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以美国大城市中意大利、中国等国移民社区为代表。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于1936—1940年间对波士顿东区一个被称为“科纳维尔”的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研究，通过“参与行动”研究法分析了诺顿帮的身份认同、形成、内部结构、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30)《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作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研究代表作之一，在R.E．帕克（Robert Park）、E.W．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的影响下，该书继续对都市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进行研究，甚至在出版50年后还因其中探讨的城市问题而备受关注。

中国的跨省份移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愈发显著，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大城市以其巨大的向心力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但这些移民并不像近代初期的移民会最终落脚于城市那样，而是来回两栖式地往返于城市和家乡之间。一方面面临城市管理、文化适应；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城市问题、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对城市人群的研究则必不可少。因此，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也欣欣然，并开始关注其地缘关系和文化习俗要素。罗威廉（2005）在对19世纪汉口商业组织和社会以及城市冲突的研究中，重点考察了行会、会馆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作用。(31)

关于中国城市中人群身份认同的研究，在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三编中有涉及，其中《导言：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清代前期的行会》《城市的社会管理》等文章论述了帝国晚期城市行会、同乡会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虽不是专以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和目的，但也有涉及。总体来看，行会、同乡会被认作城市特定群体身份认同和联系的有效、常见网络枢纽。

关于从身份认同角度探究近代上海的华人移民社区（地域社群）研究，裴宜理（2001）、小浜正子（2003）、顾德曼（2004）、韩起澜（2004）、宋钻友（2007）等对上海外省移民的籍贯身份认同都有关注，分别从地缘关系、职业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上海基层的社会组织。这些研究表明，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因政府控制力较弱，在社会、经济和都市文化等领域，同乡组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32)法国学者白吉尔的研究也表明，对于企业来说，同乡会、会馆等同乡组织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在人事安排方面，同乡关系有利于增强雇员与老板之间的忠诚度，并使远离家乡的职员不会因为其他企业的引诱而离开。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的永泰和烟行，在上海本行和长江下游的一些分行共雇佣200多名职员，都是他从广东招募来的同乡。(33)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城市“移民”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特殊区域的城市移民、城市中的特殊职业人群等的认同以及城市区域的文化意象，尤其是社会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34)项飙对北京“浙江村”20年的状况与中国社会同时期的变迁进行研究，深入剖析了城市中的地缘社会关系。(35)针对同一对象，张鹂研究了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空间、社会关系重构以及跨区域联系网络的建立，从琐碎的日常及持续的变迁中去理解当代中国社会。(36)

无论是历史时期的移民网络认同研究还是当代现实城市中的移民问题，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的问题，但随着全球化和地方化讨论的深入以及城市管理的逐步精细化，这一问题愈加受到重视。这当中涉及的不仅是不同地域文化冲突的问题，还牵涉乡村与城市的冲突及融合问题，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韦伯、涂尔干对这一话题早就有所论述，至芝加哥学派和空间生产理论始终都是讨论的重点。(37)当前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带来的文化迁移、生活方式冲突、遗产存留等都是促使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原因。

在这当中还有关于城市空间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使用社会生态学方法，探讨居住的迁移过程。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利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绘制城市意象地图法、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进行个案研究。赵世瑜、周尚意（2001）从人口密度、商业空间、居住空间、社会生活等方面探讨了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妹尾达彦和辛德勇（2007）以传奇小说为基础解读了唐代长安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总的来说，虽然关于民间信仰和移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对城市范围内的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视明显不足，尤其是将它与城市基层传统社会组织联系起来放在近代化背景下考量更是欠缺的。移民进入上海时带入了其籍贯地的民间信仰，并按照传统的地域社会组织方式来生活，这当中民间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纽带。本书着重研究移民如何凭借民间信仰这一传统文化形式来适应城市社会生活，复原以民间信仰为中心形成的移民社会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城市社会空间，探索近代城市转型中民间信仰在组织基层社会和构建城市文化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