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移民涌入与租界民间信仰繁荣（1937—1948）

抗战全面爆发是上海民间信仰变迁的重要分水岭。随着进入上海的移民的数量急剧增加，许多新的祠庙随之兴建。就城市内部来看，尤其是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孤岛时期”，许多移民栖身租界以求避难。

因“七七事变”后，庸讵知羽士修真之地，竟辟作难胞讬命之场，影响所及维持艰难。是故紫东道人实出于不得已，遂翩然来沪，图开设分院之缘起也。其始寄迹于西摩路底，本随方设教之原，怀济世度人之心，无如地处偏隅，善信之来往者不便。(69)

全面抗战期间，位于杭州玉皇山的福星观开始收容难民，住持紫东道人决定至上海租地开设分院，类似这样的情况似乎已成为当时各地民间祠庙自救和寻求出路的一种方式。在上海租地新建的祠庙又成为他们收容来沪难民的新场所，民间祠庙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参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查本市冬令救济会业已成立，即将举办难民收容事宜，各该区如有可资收容难民之祠堂、庙宇，应分别将地点、名称可以收容人数详查具报，以便转函冬令救济会。(70)

1947年，上海市民政局与社会局对可资收容难民的祠堂庙宇地点、名称及可以收容人数进行过详细调查。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移民往往一进入上海就自觉地与民间信仰祠庙取得密切联系。因此，民间信仰也更趋向于将发展信众的目标放在移民群体中，迎合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对信仰的极大依赖。

此时，在宗教政策上，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寺庙登记管理。租界一方面倡导严禁影响市容的佛店；另一方面对属于中国的祠庙及会馆给予一定的保护，如法租界。1932—1943年间，法公董局对法界中国寺观进行统计，发文决定予以经济贴补，这其中就包括许多民间信仰的祠庙，如淡井庙、地母庵、陈金庙等。由于会馆多奉祀神灵，潮州会馆、四明公所等也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补贴。(71)

除了发放补助金，法界内祠庙在1932—1943年间还可申请免除捐税。

总办大人台鉴，敬启者所说在康悌路卫家巷财神殿庙，向已枯庙，近来实因滩废不开，将要仆下。吾同人兴不忍之心，业议募化起捐，重修改装，教一尼姑在内点香照顾，并无田地、出资香客，不故当地亦无远乡而来。前有二捐在募化内提出，现后此地捐实无处可以出资，恳求大人以念慈悲之心，庇如烧香吸素，功德无量，定要恳求大人议论免此捐者，吾同人感恩不尽。(72)

对于多数依靠佛事的民间祠庙来说，免捐和发放补贴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环境。这一阶段上海城市新建立的寺观、祠庙共37座，其中名称为民间信仰的祠庙有6座。(73)除此之外，在《老上海百业指南》中发现，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民间信仰祠庙7座，即这一时期上海城市新建的民间信仰祠庙为13座，大部分都位于租界内（表1-7所示）。(74)

1945—1948年上海市社会局第二次寺庙调查祠庙总数为229座，其中在本书研究范围内的有62座，另外《老上海百业指南》中可见的未重复部分有14座。

与上一阶段的40座相较，除了少数新建祠庙外，大多为旧有祠庙的重建。总的看来，此阶段祠庙的分布密集区主要在南市与原法租界交接地带、原界浜（即延安路）沿线、苏州河沿线、淞沪铁路沿线、中山公园以北的苏州河以东区域以及虹口港区域。

1937—1948年间原公共租界北区的祠庙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以北、溧阳路以西的区域以及虹口港附近。前者主要有岳林寺、送子庵、天后宫，后者有黄仙观、三元宫、鲁班阁、公输子庙、猛将堂、观音寺、三义宫以及虹口港上游的阁老殿。苏州河一线一直是民间祠庙分布较多的区域，其中送子庵和天后宫都是开埠早期就出现的，而岳林寺则建于民国以后，虽然从名称上属于佛教寺庙，但其中供奉的除了创建住持自浙江灵山带来的灵山佛之外，还奉祀民间信仰的神祇。虹口港是港口、码头的所在地，又距离虹镇近，因此人口相对集中。此外，这里也是传统祠庙密集分布的区域，主要是对黄大仙、鲁班、猛将、观音、天官、地官、水官等民间神灵的奉祀。对鲁班的信仰则是按地域、籍贯分成粤籍和宁、绍籍两类，并且成为划分地域人群活动的重要依据。

该区域内另一个祠庙集中区就是提篮桥区域，有河海庙、观音殿、皇母宫庙、皇母宫、武圣殿佛堂、分水庙、下海义王庙、萧王庙、社庄庙、高郎庙。其中萧王庙、下海义王庙、社庄庙、高郎庙在社会局的调查中都显示是地方庙或者为祖遗田单，而萧王庙和义王庙在同治《上海县志》中就有记载。(75)这一时期，该区域沿黄浦江一线是码头的密集分布区，因此，人口众多，进而吸引着许多旧有祠庙的重建。引翔港和杨树浦码头在1937—1948年间已经不再是祠庙密集分布区，只有观音禅院和地母圣殿两座祠庙，因为这一时期该区域原来分布密集的木栈几乎全部消失，信众的消失导致祠庙进入萧条期。

再来看1937—1948年间的闸北区域的祠庙分布情况（如图1-12），这一时期主要有都天庙、关帝庙2座、太阳寺、极乐寺、观音庵、黄仙观、指江庙，集中在沿淞沪铁路一线。其中除了新出现的观音庵、关帝庙、指江庙外，其他祠庙在1928—1936年间就已存在。不同的是这些祠庙虽然分布在淞沪铁路沿线，但多是沿袭旧有习惯，原来淞沪铁路对人口的吸引力已经减弱，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中外来难民对淞沪铁路一线的依赖此时已经不存在。而淞沪抗战中，闸北作为受灾严重的区域，淞沪铁路北端在1928—1936年间的包公庙所在的会文路区域原有天通庵、法华庵、观音寺等佛教寺庙在这一时期内已经消失，包公庙也随之消亡。

期间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原来位于虬江路的黄大仙庙改名为黄仙观。同样是供奉神祇黄大仙，但名称由民间信仰的“庙”改为道教的“观”。可见，这一时期民间信仰仍然受宗教政策的影响，祠庙为了存续而向佛道两教靠拢。具体的做法主要包括：在民间信仰的祠庙中增祀佛道神灵；将民间信仰的神灵纳入佛道的神仙体系；将祠庙名称改为某某寺或某某观。

1937—1948年间原公共租界南区的祠庙分布情况较之前有很大的变化。首先，在总量上，由原来的8座增至16座，包括庙三官殿、敬心寺、三官殿、刘王庙、盛公祠、王大仙庙、关帝庙、金司徒庙、新闸金龙四大王庙、老闸大王庙、济公佛院、玄玄坛、陆家观音堂、三茅宫、复兴寺、虹庙，主要分布在原英租界和安边路、西康路以西两个区域。原英租界区域在1937年前有众多洋行与外国机构，因此地价昂贵，但“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1945年以后，许多包括民间信仰祠庙在内的佛道寺观在此落脚。从内容上来看，它们大多是在旧有祠庙基础上重建，或者是假以佛道寺观的名义奉祀民间神灵。例如复兴寺，建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位于大沽路104号，供奉对象为药王。

安边路、西康路所在区域是1928—1936年间的祠庙密集区之一，位于原公共租界南区的西北角，在1937年之前是沙厂、面粉厂、棉纺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地段。光绪二十五年（1899）公共租界扩展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渡口南岸形成居民点，亦称小沙渡。因中外资本家纷纷在渡口南岸一带占地建造厂房，20世纪20—3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沪西主要的工业区和工人聚居区之一。渡西为药水弄，也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商美查公司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到此得名，大批从江苏、安徽等地逃荒的农民在此谋生，形成密集的棚户区，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祠庙。至1937年以后，该密集区向西南移动，形成了沿苏州河向南狭长的祠庙分布区，主要有庙三官殿、敬心寺、刘王庙。根据《老上海百业指南》该区域的记载复原，苏州河以东形成了以中纺第一厂为核心的棉纺织集中区，不仅有大量的厂房、仓库，也包括棉纺织、仓储工人的宿舍区（如图1-13）。当然，除了民间信仰祠庙外，这一区域在1937—1945年间增建了许多佛道寺观，均建于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年前后，并多为私建或外地祠庙迁建。例如：

福业寺：住持僧渭轩面称本寺原系海盐之公庙，毁于（民国）26年至抗战，今来本市仅租屋三上三下，除自用外，有敌伪时来住之房客四五家。(76)

因此，可以看出，这一区域的民间信仰祠庙也是与抗战后进入上海的移民相关。同时，在1945年之前中山公园为极司菲而公园，名称的转变表明公园由排他性的领域转变为公共活动空间，可以吸引更多的群体，致使这一时期区域内的祠庙数量也多于1937年之前。

另外，以静安寺为中心的区域分布有关帝庙、盛公祠、王大仙庙，尽管文献中没有记载后两者所奉祀的具体对象，但可以确定均属于民间信仰范畴。这一区域以静安寺为中心，形成了成熟的城市区域，人口集中。王大仙庙是苏北人建立的祠庙，以治病救人著称。《申报》多次记载信众前往该庙祭拜、看病。“云南路福昌里十七号余阿菊（苏北人，四十八岁），悬牌王大仙老爷治病。”(77)而在这几座祠庙周边分布着维扬大剧院，是典型的旅沪苏北人的集聚中心。

在原法租界范围内，1937—1948年间共有8座祠庙，包括大圣庙、淡井庙、财神庙、三元宫、白云观、晏心禅寺、国恩寺、东山庙。从祠庙的整体空间布局来看，与1937年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还是分布在原法租界内城市建设开展较早的东部区域。

在该区域新出现的祠庙中，与其他区域一样分为两种，即建立时间较早但中途消亡后重建和1937年以后新建的。例如位于普安路239号的国恩寺初建于光绪元年（1875），至20世纪40年代社会局调查时显示的资料是“原为福莲庵，私人筹款新建”，不仅悬挂佛教的水陆画像和十王轴画，同时也有民间信仰的鬼王钟馗轴画。晏心禅寺的情况也是如此，原为晏公庙，“国朝咸丰十年（1860）燬于兵，庙地复为西人租去，僧观慈迁建于承恩桥西社稷神坛之右”(78)。重建的晏心禅寺仍然奉祀晏公，地点仍在西门附近的西门路。也就是说，这些祠庙多是在开埠以后某个时段存在的，因抗战或其他原因消亡后，至1937年后重建。总的来说，这些祠庙都是私人兴建。这一时期新建的祠庙只有位于忆定盘路（江苏路）曹家堰的大圣庙和位于西林横路53号的东山庙。

1937—1948年间原上海县城和南市的祠庙变化较大，其分布形成了松散的局面，全部为旧有祠庙重建或存留。

总的来说，1937—1948年间上海城市的祠庙随移民数量而增加，并且多是在旧有祠庙的基础上重建而成，它们或者沿袭旧名称，或者改变名称，但在空间布局上都没有大的改动。除此之外，原有的民间信仰祠庙在这一时期改变名称或者开始形成混祀。例如晏公庙改为晏心禅寺、黄大仙庙改为黄仙观、福莲庵改为国恩寺等，但其实质仍在奉祀民间信仰神祇。从这里可以看出，原有的民间信仰祠庙在这一阶段倾向于改成佛道寺观的名称。

1937—1948年间神祇的种类变化不大，并非完全是1937—1948年间新出现的，如药王、黄大仙、晏公等。而1937—1948年间又出现新的祠庙供奉这些神祇和经典，这表明这些信仰自开埠后出现在上海后，至1937年后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扩散。例如位于西林横路53号的东山庙，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住持为浙江宁海籍，从其沿革上来看明显是自浙江迁建，供奉的对象为东山娘娘，这一信仰在开埠以前的上海不存在，但事实上，东山庙除了东山娘娘外，还奉祀黄仙观的黄大仙。上海城市对黄大仙的信仰出现于1912年以后，其祠庙有闸北和虹口两处。至20世纪40年代新建的东山庙中也开始奉祀黄大仙，并且有广泛的信众基础，这说明黄大仙信仰在这段时间内在上海城市内得到传播。

除了已有信仰种类的传播外，还有出现了新的神祇种类，如东山庙的东山娘娘和大圣庙的唐代僧伽国师。关于东山娘娘信仰，没有详尽的文献记载。大圣庙位于忆定盘路（江苏路）曹家堰，在社会局的调查中，大圣庙兴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供奉唐代僧伽国师法像，“本庙自南通狼山来，募建，无不动产，佛事为生”。(79)事实上大圣庙早在1927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文献确定其建立年代。1927年6月24日的《申报》中记载：

鲁意师摩洋行始创自同治十三年，即英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准于初一日下午二点半钟在本栈拍卖美册第一千四百二十六号道契地皮一方计四亩五分八厘坐落廿三保四，五图黎字圩土名虹沙宅即虹镇大圣庙南首，各买客欲知详细者请至本行问询。鲁意师摩洋行启。(80)

可见，1927年虹镇的大圣庙区域因为公共租界开展城市化而被拍卖。在此之后，大圣庙形同虚设，直到1933年江苏南通同乡会将该庙收回管理。

南通旅沪同乡会昨假老靶子路中国医学院，举行本届会员大会并改选执监委员。……虹镇地方存有南通大圣庙，久已无人管理，应由本会收回管理案，议决组织庙产委员会。(81)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因为大圣庙是旅沪的南通人建立，才得以在颓塌之后再被南通同乡会收回管理，也因此成为南通同乡“敦乡谊”的一个媒介。于是，为了旅沪南通同乡更方便地进香，在江苏路又重建大圣庙。

查大圣庙原在南通狼山，历史悠久。云甫为便利南通同乡进香起见，爰于忆定盘路曹家堰另建大圣庙一座，特登报招标承造。(82)

这里所建的大圣庙就是上海市社会局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时所登记的。由此可见，旧有信仰在这一阶段得到传播，新的信仰种类也随着移民的活动而进入并稳定。此外，公共租界西区的王大仙、盛公等都是这一阶段内新出现的信仰类型。

1912—1948年间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新旧观念激烈碰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城市的民间信仰作为囊括了社会万象的景观，在当时开始兼具传统与革新两个方面。尤其是民国以后，随着周边省份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不仅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观念和文化，还包含了不同地域特色，甚至蕴含了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模式。官方和民众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不断变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由于存续环境的变化而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