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自由市场思想的新源起

揭示思想之源的发现最令人不安。

——阿克顿勋爵

在美国，“自由市场”也许是人们最熟悉的经济学术语。至少自大萧条以来，它一直是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主要词语，成为褒贬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裹挟下，这一经济哲学概念已是不折不扣的“罗夏测验”[1]。只要提到自由市场，很多人就会涌出一股与其他种种个人信念相呼应的强烈情绪。

与此同时，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认知却不尽相同。按照法国理性主义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的著名论断，市场以“一般均衡”的状态运行。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个平衡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体系，市场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调节价格和利率，保持商品稳定生产，进而创造财富。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可能意味着特定类型的经济自由或特权，例如享受自由贸易区的较低关税，甚或获得专有保护。如此一来，自由市场就变成了低税收和政府对经济有限干预的代名词。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已同公共教育、运输、退休计划、公共卫生系统、监管机构、国家银行以及言论自由一起，被视为社会民主的基本要素。然而，对于自由市场的理解，实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

关于自由市场的现代定义，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观点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论述。他将自由市场定义为在经济事务中排除一切政府行为，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法律不干涉“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弗里德曼提出的“反对自由市场实质上就是对自由本身缺乏信心”这一观点更是家喻户晓。自由市场在其倡导者眼中是一种无论何时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经济增长模式。依照弗里德曼的总体构想，在理想状态下，市场将受到个人、企业和股东的欲望与选择的驱动，在不受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转，对私人需求和供给做出响应。在弗里德曼看来，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市场可以确保商品的高效生产和流通，促进财富的创造与创新。[3]

不过，近30年来，自由市场之种种却显得扑朔迷离。政治光谱上的各派领军人物为了争夺政治话语权，纷纷对正统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批评。在美国，共和党惊人地一反惯例，开始支持贸易关税；英国保守党则带领国家脱离了欧盟自由贸易区，同时增加税收和社会支出。如今，中国政府指出，世界各国必须捍卫自由贸易，解除对国际市场的管制。我们究竟如何走到了美国拥抱保守主义、中国提倡国际开放市场的局面？[4]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自由市场思想的悠久历史，因为自由市场的观念在中国的兴起绝非与弗里德曼观点相悖的唯一例证。别忘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弗里德曼为美国勾画了一个理想化的自由市场愿景，而这一愿景从未实现。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却在逐步壮大。尽管有人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提出批评，但美国的金融和商业利益离不开低利率、联邦货币政策和国家援助。自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已两度出手挽救金融系统和各行各业，对显然无法解释周期性市场大萧条的正统自由市场思想则避而不谈。[5]

但弗里德曼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正统自由市场论述不仅依旧受到大多数大公司董事会的青睐，也在各个商学院占据主流，其中不乏从美国政府获得巨额利润的企业和商学院。此外，他的观点仍然被美国商会奉为圭臬。因此，美国和其他实施自由经济政策的民主国家往往没能意识到，人们根本就是滥用了自由市场思想。人们期待它创造财富，促进创新，同时却又深陷放松管制、债务危机、破产、欺诈、崩溃、政府救助、垄断加剧、财富不平等和政治动荡的无尽循环。于是，人们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在同样的矛盾和自我否定政策中越走越偏。鉴于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值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关键时期，我们有必要了解“自由市场”一词的含义和历史，理解自由市场在何时有效，又在何时失灵。[6]

如果说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信徒的宠儿，那么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则堪称自由市场思想传统之父。但现代人将亚当·斯密视为放松管制、不受约束的弗里德曼式自由市场理论的泰山北斗。这种认知并不准确。后人往往误解、误引亚当·斯密的作品，脱离了他写作的18世纪的社会背景。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依旧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他1776年撰写《国富论》之前，从未有人以如此宏大而复杂的视角，将经济体和社会作为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庞大财富创造系统进行论述。然而，斯密也意识到了政府及其机构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品德高尚的斯多葛派领导者——他们推崇通过自知自律追求幸福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富裕的地主阶级齐心协力驾驭政坛和市场，制定适当的指导原则、激励措施和监管手段，以保持经济运行，市场才能发挥最佳作用。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其社会环境、哲学理念和宗教信仰都与今天截然不同。彼时，帝国及其贸易不断扩张，奴隶制盛行，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精英议会制和大地主寡头统治，且这一切都是他热情拥护的。研习哲学与历史的斯密看到了大不列颠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的相似之处，这也是他对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元老院元老、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著作异常着迷的原因之一。斯密是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未必是基督徒），虔诚地相信上帝是一位“建筑师”，在地球上设计了一个自然的发条装置，且根据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与行星运动协调一致。斯密虽然认为政治家不应“试图干预私人使用其资金的方式”，但也希望人类的经济活动能呼应他笃信的和谐的自然律。要实现这个目标，男人（是的，他强调的是男性）就必须遵循古老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和戒律。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政府和机构，让个人用合乎道德的方式创造财富。[7]亚当·斯密并不认为“贪婪是好事”，那绝非斯多葛派哲学家的主张。恰恰相反，斯多葛主义的根基在于通过道德纪律和公民义务实现自我提升。斯密要做的是设法将商业社会及其固有的贪婪纳入道德体系的控制范围。商业社会的中间阶层——“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在日常生活中受简单的自利驱使。社会必须找到一种能驾驭商业自利的手段，并将其引向公共利益。斯密担心无情的商业竞争会破坏社会和国家，相比之下，有道德素养、有文化、公正的领导者则可引导社会步入和谐高效的商业合作。

斯密希望社会能朝着哲学的、道德启蒙的方向发展，再现罗马共和国的美德，但米尔顿·弗里德曼强调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难与斯密的愿望相融合，安·兰德（Ayn Rand）推崇的商业伦理思想更是与之相去甚远。在安·兰德看来，唯有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家才能爬上社会顶层。事实上，自由市场的现代拥趸既很少提到斯密对古罗马元老院寡头政体推崇备至，亦不谈他本人的政府官员身份（至少做过税收官）以及他对商人、企业家和公司发自内心的不信任，这并不令人惊讶。更麻烦的是，这位所谓的自由市场思想之父竟然是一名既傲慢又激进的文科教师，靠大学的教职和行政工作谋生。试想兰德1943年出版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里的主人公，那个冲动而急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霍华德·罗克，怎么可能忍受亚当·斯密重视传统和责任、耐心好学、彬彬有礼、富于同情心或以纳税为荣的主张？[8]

以西塞罗和斯密为代表的寡头市场构建者致力于建立教育完善、崇尚哲学、重视农业的道德社会，他们认为国家是市场自由的必要条件。那么，从上述哲学家的信念到弗里德曼等人股东至上的自由主义主张，究竟是如何转变的？现代自由市场思想又是如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非此即彼的哲学，乃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一概视为对财富创造和自由的生存威胁的？回答上述问题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吊诡的是，解开自由市场之谜的关键是一个在亚当·斯密出生前40年就已亡故的人，且此人向来被经济学家视为斯密的对立面：法王路易十四的首席国务大臣、声名赫赫的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他从17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掌管法国经济，直至1683年去世。柯尔贝尔精于组织和管理法国王室和公共财政，规范了度量衡，建立了法国道路、港口和运河的商业流通系统，因而广受赞誉。他还负责建立巴黎警察和工业监察队伍，主持法国工业、法国海军的建设和凡尔赛宫的建造。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主管，他设立了王家图书馆、档案馆和法国王家科学院。在柯尔贝尔看来，要想建立一个高效、流动的市场，上述努力必不可少。为此，他利用关税、补贴、国家垄断和政治压制手段，缔造出当时最成功的大市场。

柯尔贝尔之所以动用国家强制力建设市场，主要意图之一是让法国的商业发展到足以与英国商业自由竞争的程度。他认为，“商业自由”来自对称的市场和平衡的贸易协定。在柯尔贝尔看来，国际贸易固然是一场零和游戏，黄金和珍宝亦有限量，但他同时也确信，从经济角度而言，专注于商业和工业的社会是最成功的社会。在他当政之初，法国大体上仍是个农业国家。他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使命，轻农业而偏重工业、创新和贸易，相信后者可以打开一条通往更自由、更顺畅的循环经济之路，让法国成为富裕而伟大的国家。

柯尔贝尔的做法引起了亚当·斯密的兴趣。在《国富论》里，斯密创造了“重商主义”一词来描述柯尔贝尔对贸易和工业，而不是农业的重视。斯密并非完全反对柯尔贝尔的观点，但他的确在某些关键方面持保留意见。在斯密看来，这位法国国务大臣推动经济的手段是本末倒置的：以贸易和工业为重无疑是误解了古训，即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他认为，柯尔贝尔深受“商业诡辩术”之害，制定了太多强制性的贸易条例，且“不幸地对重商主义的偏见全盘接受”。斯密指出，单靠商业无法创造财富，因为它忽视了自然的力量和农业的优点，而任由商人——斯密所厌恶的人——左右政策，形成垄断。政府的任务是遵循自然律，帮助农业回到主导地位，使贸易能够自由运转。[9]与其说柯尔贝尔和斯密的观点截然对立，毋宁说他们各自代表着自由市场思想中虽不相同但彼此相关的历史分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密对柯尔贝尔的批判在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心目中被放大了，柯尔贝尔和他的国家主导工业市场建设的观念被固化为自由市场的必要之敌。斯密的重商主义概念被完全从原初的背景中抽离出来，逐步演变成现代重商主义概念。在这个过分简化的、笼统的经济学术语中，早期现代经济思想家被归为干预主义、征税、补贴和国家敌对状态的鼓吹者，一心囤积黄金。1931年，瑞典经济史学家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其巨著《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中，将柯尔贝尔的“重商”经济学与他眼中斯密所代表的、允许个人自由和商业自由不受国家干预的纯粹自由放任制度相提并论。自此，一种强有力的、简单化的二元论不绝于耳，影响着我们如今对自由市场的看法。在弗里德曼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10]

然而，在市场哲学的漫长历史里，大多数时候，基础经济思想家将国家视为创造自由公平的交易环境的必要因素。斯密的主张是自由市场思想的结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塞罗和视农业生产为一切财富之源的封建传统，这种传统因与自然的亲近而获得了天然的道德优势。为了维持人们心目中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均衡状态，政府必须由土地所有者主导，以确保农业生产不必纳税，不受监管。这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外，而是意味着政府必须积极放开农业部门，以期农业生产能够主导社会，推动经济发展。

但自由市场思想的另一个传统，也就是如今被错误地称为重商主义的传统，则主要注重创新、贸易和工业。从佛罗伦萨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到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该思想的倡导者均认为应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促进创新和工业发展。在他们看来，此举不仅可以创建健康的国内市场，而且可以让一个国家获得国际竞争力。这些支持发展工业的思想家认为，经济自由对财富生产而言至关重要，但它的自我维系能力并不比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强，相反，它需要一个重视工业的政府加以设计和推动。

自由市场模式之间的取舍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彼时，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主宰，英国的自由市场思想家也最终认同了工业潜力和一般均衡理论。他们认为，如果市场是自由的，那么英国勤劳节俭的基督徒就能源源不断地实现创新，获取财富，并带来国家间的和平。到了20世纪，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逐渐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他们试图将自由市场与仅行使最基本功能的消极政府画上等号。他们坚信，只要允许供给与需求不受干扰地发挥作用，市场体系和社会就能奇迹般地自我维系。可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自然和农业的信仰是如何慢慢演变成现代自由工业市场理论的，本书不仅限于对经济学文本的研究，更涉及了一系列其他资料，包括国家档案、私人信函，以及道德、自然科学、宗教、文学和政治方面的书籍。其中一些材料，了解经济史和哲学的读者或许相当熟悉，也有部分材料可能是读者未曾接触过的，甚至乍看起来离题万里。但要想理解在经济学领域内，学者为何总是难以达成清晰的共识，了解以上林林总总的学说与文献，无论是西塞罗的古典伦理学、佛罗伦萨商人的手册和资产负债表，还是法国国务大臣的国家文件和内部备忘录、公爵与大主教的宫廷信件，都是绝对必要的。

本书的目的是让读者意识到，单单基于方程和数据集来构建理论不足以理解经济学。我们必须挖掘深藏于现代思维习惯中的、未经检验的古老假设和信仰体系。我们已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市场和社会太过复杂，无法用一般均衡理论解释，正统的自由市场思想也处于劣势。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自由市场思想的伟大先驱始终明白，在评价交换体系时，我们不能脱离这些有缺陷的、堕落的、真实的人，因为令各种交换体系得以存续和运转的，正是人类自身。

归根结底，自由市场并不能将人类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为了实现繁荣兴旺，自由市场同样需要付出劳动、关注和审慎的道德推理，与其他种种人类事业无异。有趣的是，尽管已有诸多失败的先例，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一些人仍然痴迷于经济可以完全自我调节的梦想，且在梦想破灭时震惊不已。此外，还有一个不仅诱人而且相当古老的想法也叫人难以舍弃，这个想法源自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哲学，他的著作为其后近2000年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石。

注释

[1]罗夏测验是瑞士精神医学家及精神分析师赫尔曼·罗夏设计的心理投射测验，通过受试者对墨迹的反馈衡量其性格特征和情绪功能，常用于分析受试者的潜在思维模式。——译者注。

[2]Léon Walras,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or,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trans.William Jaffe(London:Routledge,1954),153-155;Bernard Cornet,“Equilibrium Theory and Increasing Return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7(1988):103-118;Knud Haakonssen,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From Grotius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5-30.

[3]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3r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15;Milton Friedman,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3rd ed.(New York:Harcourt,1990),20,145.

[4]Anat Admati,“Anat Admati on Milton Friedman and Justice,”Insights by Stanford Business,October 5,2020,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anat-admati-milton-friedman-justice;Diane Coyle,Markets,State,and People:Economics for Public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98-101;Rebecca Henderson,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20),19,67;Bonnie Kristian,“Republicans More Likely Than Democrats to Say the Free Market Is Bad for America,”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December 9,2016, to-say-the-free-market-is-bad-for-america;Jonah Goldberg,“Will the Right Defend Economic Liberty?”National Review,May 2,2019;Martin Wolf,“Why Rigged Capitalism Is Damaging Liberal Democracy,”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7,2019,www.ft.com/content/5a8ab27e-d470-11e9-8367-807ebd53ab77;Ben Riley Smith,“The Drinks Are on Me,Declares Rishi Sunak in Budget Spending Spree,”The Telegraph,October 27,2021;Inu Manak,“Are Republicans Still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Cato Institute,May 16,2019,www.cato.org/blog/are-republicans-still-party-free trade.

[5]Erik S.Reinert,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London:Public Affairs,2007);Ciara Linnane,“China's Middle Class Is Now Bigger Than America's Middle Class,” Market Watch,October 17,2015,www.marketwatch.com/story/chinese-middle-class-is-now-bigger-than-the-us-middle class-2015-10-15;Javier C.Hernández and Quoctrung Bui,“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In China,”New York Times,November 8,2018;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57),267-268;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Somers,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Karl Polanyi's Critiqu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2;David Sainsbury,Windows of Opportunity:How Nations Create Wealth(London:Profile Books,2020).

[6]Martin Wolf,“Milton Friedman Was Wrong on the Corporation,”Financial Times,December 8,2020,www.ft.com/content/e969a756922e-497b-8550-94bfb1302cdd.

[7]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2 vol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1),vol.1,bk.IV,chap.ii,para.10;William J.Barber,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London:Penguin,1967),17;Lars Magnusson,The Tradition of Free Trade(London:Routledge,2004),16.

[8]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on:Allen and Unwin,1954),185.

[9]Smith,Wealth of Nations,vol.2,bk.IV,chap.ix,para.3.

[10]D.C.Coleman,ed.,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London:Methuen,1969),91-117,at 97;William Letwin,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English Economic Thought,1660-1776(London:Methuen,1963),43;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London:Routledge,1994);Philip J.Stern,The Company State:Corporate Sovereignty and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5-6;Rupali Mishra,A Business of State:Commerce,Politics,and the Birth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hilip J.Stern and Carl Wennerlind,eds.,Mercantilism Reimagined: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6;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94;Eli F.Heckscher,Mercantilism,trans.Mendel Shapiro,2 vol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5);Steve Pincus,“Rethinking Mercantilism:Political Economy,the British Empire,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9,no.1(201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