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司马相如一生的追求

感谢司马相如，使我能够加盟《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感谢《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使我重新认识司马相如。

在此之前，我创作过《屈原》《李白》《杜甫》《陆游》《成吉思汗》《仓央嘉措心史》等一系列长诗，但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来描写古代名人，还是第一次。这对我无疑是一次考验。更大的挑战还在于：司马相如是最富有争议的文人之一，我能判断附着在这个形象上的真伪虚实，还原其本来面目吗？况且，司马相如本身就具有多面性（我把他比喻为历史与现实、故事与传说造就的“千面文人”），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哪一面是被美化或丑化的？我必须有自己对司马相如的独特理解，才可能重塑这一形象，才可能称职地完成这部书。

阅读大量资料之后，定下了书名：《凤凰琴歌》。这是借用司马相如谱写琴歌《凤求凰》追求卓文君的故事，同时是为了纪念我对司马相如的第一印象。我最初正是通过那个美丽的爱情传奇才知道司马相如其人。凤求凰，凤求凰，这是琴歌，更是情歌，同时堪称司马相如一生的“主旋律”：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司马相如，你会提供怎样的答案？我倒是想好了。这个字最合适：求。凤求凰的求。也是求索的求。屈原用过这个字，属于后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义凛然。

司马相如受过屈原影响，但其形象比屈原要复杂。同样是求，在策略上，他有直线的求，也有曲线的求，甚至还有以退为进的求。况且求取的目标也更多样。爱情、事业、功名，甚至财富，都是司马相如想要的。

在写此书之前，我先在笔记本上记下一段感想，正与我对司马相如的第一印象相吻合：他追求美人的垂青，就像凤求凰。他追求知音的赞叹，就像凤求凰。他追求华丽的文章，就像凤求凰。他追求帝王的赏识，就像凤求凰。他追求梦见的自己，就像凤求凰。他追求与别人的不一样，就像凤追求远在天边的凰。他是在追梦吗？追得上还是追不上？为什么追着追着，梦就变成了真的？他是在告别故乡吗？走向一个又一个异乡，却无形中拥有更多的故乡。

也许，这就是他了。就是真正的他了。至少，是我所认识的他。

我自以为抓住司马相如精神上的脉络了。一切豁然开朗。司马相如谜一样的形象，从云雾后显露出来。那些不可思议的心态与状态，也可以理解了。那些被自我扭曲或被外界扭曲的线条，逐渐恢复了原样。

说白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追求者，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理想、政治理想、文学理想，是他人生的三要素，他的一生中所有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与此息息相关。有的理想他追求到了，使美梦成真，有的理想却失之交臂。

在司马相如的人生中，对于三大理想，应该说是三局两胜。爱情理想与文学理想，他都堪称赢家。尤其在爱情方面，简直算幸运儿。可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政治理想，却似乎一直在捉弄他。从成都到长安，从长安到梁园，又重返长安；从汉景帝到梁孝王，从梁孝王到汉武帝，大起又大落。作为“钦差大臣”出使西南夷，是司马相如仕途的最高峰，其时正值他与汉武帝的“蜜月期”，备受重用，大展宏图。就在他准备更上一层楼之时，却发现这只是海市蜃楼：官场上遭人暗算，被诬告有受贿行为，撤职处分。一年后虽被汉武帝重新起用，但分明已伤了元气，境况大不如前，甚至每况愈下。

人们熟悉司马相如的爱情传奇、文学成就，誉之为情圣、赋圣，却很少了解司马相如半途而废的政治生涯。应该说是功败垂成，他肩负汉武帝的重托出使西南夷，而且也出色完成了任务：继张骞开辟通往西域的北丝绸之路之后，又开辟了促进汉王朝与东南亚及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南丝绸之路。唐宣宗《遣宋涯宣慰安南邕管敕》对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给予很高评价：“昔司马相如奉汉廷之命，通西南夷路，飞檄晓谕，不劳师征。夜郎、牂牁等，皆生梗之俗，犹能永奉汉法，于今称之。”

历史本该这样写的：北有张骞，南有司马相如，一北一南，两条丝绸之路，成为汉帝国获得更大舞台、登临世界巅峰的一对翅膀。然而，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虽败犹荣不同，司马相如出师了，而且大捷，却因不适应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执行汉武帝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政策过于坚决，身不由己卷入朝廷内外的“路线斗争”，触犯了保守势力的利益，被来自后方的暗箭射得滚鞍落马。这已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洗刷不清的耻辱，而且大大影响了汉武帝对他的任用。司马相如不仅伤心、伤气，而且确实伤筋动骨。如此一来，司马相如为开通南丝绸之路所作的贡献，要么被遮蔽，要么被低估。

司马相如至今留给历史的形象，是正史中的赋圣、野史中的情圣。许多人忽略了他还有第三重角色：“安边功臣”“开边功臣”。辐射中华文明的丝绸之路，司马相如是先驱，甚至堪称探路者、开路者。至少，是其中之一吧。

司马相如自己，既不满意于做一个著名的情人，也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文人，他更想做的是蔺相如那样的政治家、外交家，这是少小替自己改名时就树立的理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司马相如都想要，而且最看重的是立功。他周游长安与梁国，乃至出使西南夷，也算遨游四海，无不是为了立功。他写《子虚赋》与《上林赋》，写《谏猎书》与《哀二世赋》，写《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无不是为了立功。直至病入膏肓仍不死心，临终写《封禅文》，作为留给汉武帝的“遗言”。在其死后八年，终于被采纳了：从元封元年（前110）至汉武帝死前两年，共二十二年间，汉武帝到泰山封禅祭祀八次。

不管是开发南丝绸之路，还是呼唤封禅大典，司马相如都很有先见之明，像是预言家。事后的一切，都证明他具有政治远见与战略眼光。只可惜在其生前，并未得到验证与实现。由于总是“快半拍”（不知该算优点还是缺点），这位观念“超前”的政治家，得到的只是失落：同僚的嫉恨与敌视也就罢了，司马相如只当风吹过耳，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汉武帝也听信谗言，对自己有了误解和轻视。汉武帝没指望司马相如成为“安边功臣”“开边功臣”（这是后人的评价），只把他安放在“文学侍从”的位置，骨子里甚至视之为以插科打诨来为自己消烦解闷的“弄臣”。司马相如想成为“主旋律”，无奈在汉武帝眼中只算“小插曲”。唐人郑亚《太尉卫公会昌一品制集序》称：“武帝使司马相如视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将相器也。”

司马相如被诬陷，一定想到屈原：“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只不过他没发那么多牢骚，其实是把牢骚压进心里，故作洒脱，没准儿也更受伤害。他想不开的是汉武帝怎么跟楚怀王一个德行：群臣嫉贤妒能，肆意造谣中伤，你居然也信？而且态度变得这么快：说变脸就变脸，说变心就变心。你的立场这么不坚定，我力挺你的政策真显得自作多情，因之而获罪，就更不值得了。得，今后再不那么傻了。我犯傻，只因为太把你的事业当回事了。

跟大多数文人墨客相比，把宫廷诗人做到了顶级的司马相如，有无限风光的一面。但跟自己出将入相，至少也该是帝王师的理想相比，司马相如又是怀才不遇的。有政治热情，也有政治才华，但在出使西南夷之后，再也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过早地退居二线，由“帮忙”变成“帮闲”，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司马相如没像屈原那样被驱逐，汉武帝隔了一年就重新起用他以示补偿，可司马相如还是感觉到汉武帝态度的差异，已暗地里把自己当作逐臣，只不过是在宫廷内流放。司马相如仍然生活在天子脚下，但与汉武帝已貌合神离，从他的《长门赋》《美人赋》，能读出《离骚》的味道。是啊，这个想立功却偏偏被废置的才子，怎么可能一点牢骚没有呢？他只是觉得发牢骚没有用罢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司马相如和屈原一样苦苦求索，一样磕磕绊绊，一样牢骚满腹。不一样的是，他会拐弯，也知道掉头，说白了就是懂得该妥协时妥协，该放弃时放弃。司马相如的后半生，是一个“弃权”的屈原，一个在内心自我发配的谪臣。迟到、早退、请病假、人云亦云，把什么都不当回事了。在潜意识里已处于怠工、罢工的状态。这是一种于无声处的牢骚，一种以自暴自弃来进行的抗议。

这就是我发现的司马相如，和屈原一样痛苦，只不过宣泄痛苦的方式不同罢了。和屈原一样报国无门，只不过一个在门外流放、一个在门里流放罢了。他的牢骚比屈原要少一点，没准儿脾气更大呢，是一种“闷骚”，是暗地里较劲：既像是跟汉武帝较劲，又像是跟自己较劲。他的命运比屈原要好一点，如果屈原的人生是悲剧，他的人生是善始善终的喜剧，但很难说谁比谁更消极，或谁比谁更积极，很难说谁比谁更乐观，或谁比谁更悲观。他和屈原不一样的地方，是能够放弃，也能够放下，以游戏的态度看待与君王的关系：老子不陪你玩了，老子跟自己玩去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谁不会啊？屈原至死都放不下的责任，比沉水时怀抱的石头更重，他是被自己的思想包袱累垮的。

这就是我发现的司马相如，一个痛苦的司马相如，和别人眼里的不大一样，和别人嘴里的不大一样。写出来，我相信这不是虚构，而是还原。我要还原司马相如不为人知的一面，被忽略的一面，其实是被他自己遮蔽了的一面。司马相如的这一面，作为壮志未酬的政治家的这一面，被他作为情圣的那一面以及作为赋圣的那一面，给严严实实地遮蔽了。

有了这种发现，我才有勇气写这部书，也才有兴趣把这部书写完。读到本书的最后一章，你会同意我的看法。与其说是我揭开谜底，不如说是司马相如以“遗书”《封禅文》为自己有时传奇有时荒诞的一生揭开谜底：他还是那个他，他那被外界打压又被自己压抑的政治情怀，好像早已是死火山了（包括在汉武帝眼里），其实一直是活火山。他一直在装傻、装病、装死，临到死期将至，却又活了。一只复活的凤凰。

司马相如其实并未放弃追求。至死都在追求。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不朽。追求不朽中的不朽。

司马相如所追求的荣誉，在唐代达到巅峰。正如祁和晖《苏轼小贬大崇司马相如》所说：汉魏晋唐间，政界学界文界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的评价，总体上是肯定其为文家，建功业与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个人操守，这是当时历史的主流眼光，纵有文士指其私德瑕疵也属“个别”现象，并且用词都甚理性。到唐代，司马相如成为唐代士人普遍的“异代知音、人生偶像”。唐人“赞相如之才，羡长卿之志”；“羡相如之遇，抒人生之悲”；“叹相如之情，颂风流之事”。“文人得意时，以相如之才自诩；失意时，以相如之志自勉。”“唐人普遍推崇相如，批评的言论非常少。”确实，唐人一般都乐于自拟司马相如，亦乐见别人将自己拟为相如。

我对司马相如的发现，并不完全来自直觉，也不全是猜测，更是读了大量资料之后所作的理性判断。

所以，我要感谢读过的大量资料，有一部分列于书末的《主要参考文献》，此外还有很多，来不及逐一鸣谢。

尤其是本书中列举的司马相如辞赋，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引用了网络上对这些古文的今译，译者大多佚名。我要感谢这些为推广司马相如作品付出劳动、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你们用当代的口语，使司马相如在当代读者面前复活了。

站在众人肩上，站在巨人肩上，我才可能对司马相如这位文学巨人，有一点发现，多一点发现。即使司马相如已是“千面文人”，我也要使他再多一面。

除了“纸上考古”，我也实地考察。司马相如一生，有三大支撑点：成都、梁园、长安。我都该去看一看。二〇一五年我重游西安，为了比照今天的上林苑与西汉的上林苑有哪些变化，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否有天壤之别。秦之离宫宜春宫附近，有秦二世墓地，正是司马相如陪伴汉武帝狩猎时路过并当场献上《哀二世赋》的地方。

二〇一六年重游成都，特意在琴台路上走一走，寻找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店铺遗址。没听见旷古的琴声，但闻到陈年的酒香了。

我还应河南永城市诗歌学会会长柳歌邀请，去商丘参观了司马相如写《如玉赋》《子虚赋》的梁园，以及位于芒砀山保安峰的梁孝王墓。梁孝王让我肃然起敬，因为他舍得用四大名琴之一的“绿绮”，来酬谢司马相如献上的《如玉赋》。导游介绍：梁园，又名梁苑、兔园、睢园、修竹园，俗名竹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在都城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城内所营建的游赏延宾之所，故址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东。

二〇一六年三月，在开封举办的“书香中国、诗意生活”中国诗歌与旅游高峰论坛上，《汴梁晚报》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听说我在写《凤凰琴歌——司马相如传》，特意邀我参观另一个梁园——禹王台公园，边走边采访，第二天就整版刊登采访记《以诗之名传承文化——访汴梁晚报文化顾问、著名诗人、作家洪烛》。摘录其中《梦回千年寻找诗意》一段：

“诗是文学的生力军，是思想的启蒙者。”这是著名诗人、作家洪烛三十多年来对诗的理解。这位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的诗人三月十五日莅汴，走进千年名园禹王台公园和清明上河园，沿着司马相如、李白、杜甫、高适曾经的足迹寻找诗意，在梦回大宋的荡气回肠中感悟诗歌与旅游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在开封期间，洪烛专程来到有着千年名园美誉的禹王台公园，聆听当年司马相如在此吟诗作赋的故事，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凤求凰——司马相如传》一书寻找灵感。

禹王台又叫古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盲人乐师师旷常在古吹台吹奏古乐。汉代淮阳王刘武被转封为梁王后，曾将古吹台大加修建了一番。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枚乘等都是梁孝王的宾客，他们经常在古吹台上吟诗作赋、吹弹歌舞。李白、杜甫、高适曾相聚在此饮酒作诗，留下《梁园吟》等千古名篇。

在诸多文人墨客中，洪烛对司马相如有着特殊情结。他在博客中撰文说，屈原之后，李白之前，中国的文学史还出过司马相如。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大时代之风范的标志性人物。屈原使楚辞得以和《诗经》共领风骚，李白构成唐诗的巅峰，司马相如同样不简单，是汉赋的奠基者。两汉四百年的赋坛，最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司马相如这面大旗。与屈原、李白相比，司马相如同样写出了足以开宗立派的创新之作，对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与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而且他人生的传奇性也并不逊色。“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卷一百一十七则是《司马相如列传》，为一个文人立专传，待遇极高。整部《史记》，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这两篇。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他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其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可见这个同时代人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看到开封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洪烛感慨颇深。他说，开封是文化的富矿，开封的文化宝藏令人羡慕……

梁国初建时期其疆土为魏故地、秦砀郡，仅有二十余城（县），相当于东起今山东东平、西至河南开封、南达河南商丘、北到山东平阴一带的地区。梁孝王刘武时梁国拥有四十多个大县，其疆界南起今安徽太和北，北至古黄河与赵国为邻，西到高阳（今杞县西南），东与泰山郡、鲁国接壤。开封与商丘都在“争”梁园，各自有各自的说法，而且都挺动感情。《开封日报》曾发表刘海永《梁园：文人雅士的乐园》一文：

说起梁园，有人说在商丘，笔者查阅文献，最终发现，称呼开封的最多。特别是在宋元以后，梁园几乎已经成了开封的别称。当年的那个园林十分大，“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孝王就是梁孝王，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梁孝王始都大梁，以其土地下湿，后迁睢阳”之说。《陈留风俗传》《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典籍也有这样的记载，认为梁园在开封，梁孝王的都城最初就在开封。宋人沈存中《登吹台诗序》曰：“繁台，即梁孝王吹台也。”明人刘昌《吹台驻节诗序》称，“城南有吹台，世乃言梁孝王台”，“唐杜甫从李白登吹台，慷慨悲歌，为一时所慕。故后世骚人诗客，以不得至开封、登吹台歌啸为欠事”，就是明证。“宋人《舆地广记》即云：‘梁孝王增筑焉。’”李濂对梁园位置做了准确的考证。他在《汴京遗迹志》中说：“梁园，在城东南三里许，相传为梁孝王游赏之所……”李濂认为刘武由汴迁睢阳，只是迁都，与开封辖属并无关连。梁孝王筑东苑三百余里，并非三百里内尽为园林，而应是三百里外犹有苑所离宫，这便是梁园。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经过开封吹台题写一首诗，里面就有“凌晨陟吹台”“杜子真豪矣，梁王安在哉”这样的诗句。吹台就是师旷演奏音乐的地方，就是现在开封的古吹台……

同行的《京九晚报》记者班琳丽告诉我：开封人说梁园就是禹王台。商丘有个梁园区，是汉朝梁园故地。不管梁园是在开封还是商丘，都属于中国文学的圣地。

我要说的是，为追寻司马相如的脚印，不管商丘的梁园还是开封的梁园，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我都亲自去采访了。两个梁园都很美，因为来自同一个传说，来自同一个梁孝王，以及同一个司马相如。梁园在哪里，司马相如就在哪里，《子虚赋》就在哪里，当然很重要了。

关于司马相如的出生时间，其实有多种版本。最权威的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的记载：“公元前一七九年”（或曰“公元前179？”），即汉文帝前元元年。

龚克昌、苏瑞隆著《司马相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则不同意，认为若按照此说推演，司马相如引卓文君私奔就得在其三十六岁以后，也太晚婚了，而当时卓文君年方十七岁（源自《西京杂记》说文君“十七而寡”，《史记》说“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这一对才子佳人年龄差距太大，且不管是否有“代沟”，至少不符合常规的婚姻模式。而据《史记》：“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看得出相如其时风度翩翩，风华正茂。况且与文君结婚一年后，还“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自喻美人，可见当时绝非年近四十的老男人。龚克昌、苏瑞隆以相如年过弱冠（二十岁）即以赀为郎及没干多久又改投梁孝王门下等轨迹来推断，相如生于公元前一七二年，即汉文帝前元八年。

刘南平、班秀萍著《司马相如考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还以近乎数学推论的“小心求证”得出司马相如“约生于公元前一六九年”的考证结论。

张大可《论司马相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认为“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一七四年，卒于公元前一一八年，享年五十七岁”。

当然，另有权威性并不亚于第一种权威说法的说法：司马相如“生年不可考”。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中华书局1939年版），即持此说。据说游国恩等、章培恒等、袁行霈等分别主编的多种版本《中国文学史》，均以不同方式或明示或暗示地表达了对“生年不可考”说的认同。

我写这本《凤凰琴歌——司马相如传》，如采纳“生年不可考”的说法，很难清晰展现司马相如一环套一环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模糊化地写，甚至会显得不太负责任，不利于读者有始有终地完整感受司马相如的一生。比较了前几种有确切年度的说法，我谨慎地选择了第二种：相如生于公元前一七二年，觉得更合情合理。

关于司马相如的出生地，也有多种版本。有人认为司马相如出生地在今四川蓬安县，蓬安县在历史上曾设置过相如县，且存在了九百多年。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507），分安汉县置相如县。梁武帝好文学，雅爱相如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司马相如的超级粉丝，特意设置相如县以纪念自己的偶像。直到明洪武年间裁省，相如县才并入蓬州，即今蓬安县。但最权威的是《史记》，司马迁认定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当然，也还有别的说法：司马相如祖先属于“山东”赵国的贵族，祖父一代于秦灭六国时被强行迁入巴蜀，经关中由古蜀道进入“葭萌”，由“葭萌”沿嘉陵江南下，至今蓬安县濒临嘉陵江的利溪镇地区，经营农商，渐至中产人家。司马相如出生地是蓬安，古属巴郡，约十岁时又迁居蜀郡成都，成都是其成长并成名的地方。如清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说：“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

“巴蜀”，涵盖的范围甚广，在司马相如的年代至少包括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等郡国及其属国，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大部和贵州等地。《汉书·地理志》称这里“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杜沛峰《巴蜀文化地理与司马相如》中摘录一段，便于我们了解司马相如故乡的地理背景与文化背景：“巴蜀地处盆地，山势险峻，多大山大水，交通历来不发达。但这里地处西南边陲，很少战乱滋扰，同时商贸、冶炼行业盛行。因此，巴蜀人向来自足自乐，俗不愁苦。这样的山水、地理、历史孕育出了独特的巴蜀文化，且具有鲜明的特点。”

巴蜀地理上的封闭性，形成巴蜀文化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但阻挡不住它天然的开放性，北与中原文化相融会，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四川盆地因而成为多元文化的聚宝盆。司马相如就是在聚宝盆里长大的。有人综合考察史志、地方志，认为司马氏先世本居中原，后入蜀，移居过古相如县（今南充市蓬安县），而司马相如最终落籍成都。《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巴有将，蜀有相。”巴人剽悍，蜀人智慧。司马相如由巴入蜀，成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混血儿”，他的梦想就是出将入相，以文武全才最充分地实现个人价值。至于他的学识，很明显深受中原和楚地之学影响，尤其对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充满向往。

司马相如之所以堪称最有争议的文人之一，源自他形象的复杂，也就是多面性。有些是被美化的，有些是被丑化的，以致很难判定哪一面是其本色。跟司马相如相比，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柳永等，都很纯粹，因而早早地有了定论。唯独司马相如，众说不一，彼此矛盾。譬如前面所列几位大腕里，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是敬重的，“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并在《史记》中隆重推出《司马相如列传》。李白对司马相如是羡慕的，《赠张相镐》称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中，回忆唐玄宗派人迎接自己待诏翰林，以相如自比：“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记载苏颋称自己“天才英丽，下笔不休”，“可以相如比肩也”。杜甫对司马相如同样是推崇的，至少在十一首诗里咏叹过相如，譬如《酬高使君相赠》：“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到了苏东坡，则充满轻蔑、鄙视：“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大有将其作为“汉武帝的乏走狗”口诛笔伐之势。

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在不同人眼里就大不一样呢？这还是源自司马相如性格的丰富，既能昂首挺胸，又可低声下气，既能张扬自我，又可委屈自己，比普通的官吏多一份清高，又比一般的文人多几分弹性，能开能合，能屈能伸。苏东坡生气的，可能正因为司马相如开了文人为交易或妥协而不断降低道德底线的先例。苏东坡自己就是坚守自尊，在官场上吃不开被一贬再贬，四处颠沛流离，却无怨无悔。以其高风亮节的“大风流”，当然有权看轻司马相如风花雪月的“小风流”，视之为骨头缺钙、血液缺铁。

但不要忘了，苏东坡出身比司马相如强多了，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父亲苏洵是大作家，家境优渥，不算“富二代”也是“文二代”，有资本也有资格保持“风流高格调”。司马相如出自平民家庭，出道时为买个小官做，就闹得倾家荡产。后来又父母双亡、家徒四壁，没饿死都算幸运的，对人生、对社会哪敢挑肥拣瘦，不削尖脑袋苦苦钻营，这位穷酸书生哪有出头之日？不找靠山，光靠一己之力，可想而知：永远是底层的垫脚石。不讨好靠山，谁还白白让你依靠、让你借势啊？司马相如开过酒馆，知道笑脸迎客是必须的，知道微笑服务所向无敌。汉武帝在其眼中就是最大的客户，你不低姿态迎合，他还稀罕你吗？换谁不行啊？尤其要记住：这是汉武帝，你一个文人要在他面前觉得自己厉害，他还觉得自己比你厉害呢。屈原在楚怀王面前闹情绪，不是被赶出来了吗？李白在唐玄宗面前耍大牌，不是被“赐金放还”了吗？司马相如如果要让苏东坡满意，那就无法让汉武帝满意。司马相如如果用苏东坡的个性与汉武帝相处，有棱有角，先不提是否可能触怒龙颜，至少，这一单生意没法做了。谁求谁啊？弄不好，还可能在司马迁之前成为“司马迁”——宫刑的牺牲品。

这就是为什么苏东坡对司马相如瞧不起，司马迁倒是敬爱有加、充满理解。苏东坡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司马迁太知道汉武帝的厉害，因而太知道自己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不容易也就知道司马相如的不容易：他只能这么做、这么活。他不这么做、这么活，还能怎么做、怎么活？不想做了吗？不想活了吗？

司马相如毕竟是想做事的人、爱生活的人，知道怎么更策略一些，把事情做下去、把生活过下去。为了追求到自己所爱的，他不得不学会妥协，接受自己所不爱的。就当为理想所作的牺牲吧。他看得透也就能想得开：把与汉武帝的关系，定位为一项合作、一笔生意，玩得好就玩，玩得不好了，就当作一场游戏，不浪费太多感情。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相比，司马相如走进朝廷了，但并没有被赶出来，不算幸运儿，但也没有更多的不幸。直至年老得病辞官，也算全身而退。和屈原不同，司马相如并不在乎汉武帝的误解与疏远，与此同时，他心底里已把汉武帝视为鬼神，敬而远之，乐得有一段安全距离。他不可能像屈原那样，失恋般地伤心。在汉武帝与自己之间，司马相如更爱自己。司马相如的这种自私以及低姿态，其实也算一种高境界。司马迁在伤筋动骨兼伤心之后，才算活明白了，才明白司马相如为什么要那么做、那么活。对汉武帝，别太认真了。你想对得起他，就对不起自己了。

苏东坡，我所爱也；司马相如，亦我所爱也。由于苏东坡对司马相如公开表示过蔑视（其实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我也想借这本书，替司马相如，用“弱弱的声音”辩护一下。理解万岁。不管是对古人还是今人，理解既是一种穿越，也是一种超越。尤其是对探路、带路意义上的先驱、前辈，要理解他或他身上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人无完人，那么他们的优点、优势就能得到体现，对后来者产生更多的滋养。

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还是说过司马相如的好话，在《远游庵铭并叙》中，将司马相如与屈原相提并论：“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意其鄙之。乃取屈原《远游》，作《大人赋》。其言宏妙，不遣而放。”苏东坡借意屈原的《远游》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为吴子野归南所隐居的庵堂取名“远游庵”，捎带着点赞相如赋“其言宏妙”。苏东坡为远游庵题铭：“问道于屈原，借车于相如。”

这不失为重振文明旗鼓的一大创意。

借用司马相如的辞赋为交通工具，重走相如走过的路，就能穿越时空隧道，回溯到中国文学的老祖宗屈原那里。那是我们精神上的老家，有一座照耀古今的灯塔。搭乘相如的顺风车，向屈原问路，就不会迷失方向，而且能走得既深又远。相如的车，是为了载人的，更是为了载道的。司马相如的艺术性，与屈原的思想性相搭配，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