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生我才：世间乐土是吴中
三个婴孩
这一年是公元一四七〇年，大明王朝已经更换过八个皇帝，并将在这一年诞生它的第九任君王。五百多年后，透过时光的远景镜头，我们看见历史的又一节车厢有近半隐入暮霭，喧阗中搅动起隐约的衰腐气息。但如果镜头拉近，从京都一扫而过，转向金陵和姑苏，我们但见众生如蚁，仍然是一片熙攘的盛世；再近些，屏幕上铺展开成化年间的苏州城，大明版图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在阊门附近的吴趋坊，小楼帘幕紧掩的暗室里，一个男婴正张口发出他抵达人世的第一声啼哭。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二月初四，时令已近惊蛰，万物从沉睡中苏醒。多么幸运，他是春天捧出的孩子。
九个月后，同是苏州府，万木萧萧之中，又一个婴儿降临人世。我们说他是冬天的婴孩，天生就有一副与冬天相称的表情。
而在春天和冬天之间，七月流火，镜头转回到京城的正中。紫禁城中冷宫幽寂，一个婴孩正悄然脱离温暖的母体。
在这一年，帝国的大地上诞生的婴儿何止万千。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迅速沉寂，而另一部分则幸运地长大成人，在时空中划出各自的轨迹。他们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将进入公众的视野，最终抵达后世的书写和记忆。
在这一年，“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四十四岁，“吴中四才子”中年纪最大的祝允明十一岁。而这两个在苏州出生的婴儿，将分别占据上述两个方阵中的两个重要席位——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小的、冬天出世的孩子，他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均擅长文藻和修辞。他的父亲，将会在他三岁的那一年考中进士，从而获得国家官员的身份。虽然看起来家境不坏，但是这个孩子似乎从小发育迟缓，至少在智力和表达能力方面属于特例。史籍中说他“生而外椎”、“幼不慧”，七岁方能站立，八九岁仍言语不清。以致除了他父亲坚信自己的作品质量没问题，周围的亲友们都暗地里认为这孩子有点儿天然呆。
事实证明，父亲的意见往往是对的。这个孩子，他将在成年后获得广泛的声名，在整个苏州乃至明代的艺术星空中，他将拥有自己明亮的坐标系。他将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持重端方的品性，不仅是以才华，而且以清正高洁的德行，收获世人的仰望和同侪的服膺。
——他是文徵明。
至于那个在夏季的皇城冷宫中出生的孩子，作为可能中的王位继承者，他的身上将发生一连串既离奇又司空见惯的故事。他的母亲，一个纪姓广西土司的女儿，作为一场叛乱平息之后的战利品，被掳进北京的皇宫充任宫女。他的出现只是当朝帝王随意而为的一次播种，像随手丢弃的果核，谁也没有料想到会结出一枚硕果。而在出生之后的多年里，他甚至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亲。就像宫廷肥皂剧里演绎的那样，他父亲最爱的女人成为他整个童年最大的生命威胁。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得益于几位宫女和太监的好意。
这个不幸的皇子，连天气也在他周遭酝酿灾祸。他出生的这一年四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患；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亦无法播种；六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复又大水。如此旱涝相接，黎民连草木都几乎食尽。他出生的第二个月，京师中出现严重粮荒，不得不将数百名国子监生——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在读博士——遣送还乡，并开始驱逐在京的游方僧侣。
如此年景，倘若得知他恰在此时出生，他的皇帝父亲会不会在心里嘀咕：这个儿子其实是灾星转世？
长年幽居，时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导致他生性郁郁寡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快乐的皇帝之一。也因为自小饮食失律，他体弱多病，最终只活到三十六岁。曾经有人对中国历代生卒年月确切可考的二百零九位皇帝进行过一番统计，发现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九岁——他距离这个平均值也还算接近。
他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史家对他的评价是“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相较之下，这个在春天出世的婴儿看上去最是平淡无奇，缺乏引人注目的种种悬念：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并且身体发育良好，智商看起来也属中上。励志文摘中需要的各种要素，在这番出场中都没有备齐。
三个婴儿之中，只有这个孩子用名字记录下自己出生的时间——农历庚寅年。他姓唐，“寅”则成为他的名字。寅年属虎，长兄为伯，是为“伯虎”。凶猛的老虎令人生畏，因此他又字“子畏”。
从北京到苏州，相距两千余里。而三个婴儿的生命，注定要在若干年后，发生复杂的交集。
在彼天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在公元前五一四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督建一座水陆双格局的都城，名之为“阖闾城”，亦即今苏州市。阖闾死后，其子夫差最终败给以卧薪尝胆著称的励志名人勾践——这样一来，苏州便成了有名的亡国之地，其气质绮丽而柔软。
秦灭六国后，以吴县为会稽郡治所，后世或称吴郡，或作吴州。至宋时，置平江府，元改为平江路。元末，张士诚据吴地十一年，称隆平府。明初改为苏州府。太祖朱元璋因深恨吴人依附张士诚，所课赋税极重，又迁徙吴中富裕之民充实京师地区，并以各种借口处死了当时的吴中文人高启、杨基、徐贲等多人，明初的“吴中四杰”中，只有张羽非被太祖亲自下诏处死。直至正统元年（1436）后，情形才有所改观。根深自然叶茂，至唐寅降生的成化年间，苏州城的经济重又昌盛繁荣，富庶甲于天下。文化上更是群星璀璨，领一时之先。
与李攀龙同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就曾说，苏州府无论是“财赋之所出”（农工商总体），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驵侩诪张之所倚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
苏州的繁华源自其地利。自宋元以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即为中国主要稻米产地，苏州正是其中心。北临万里长江，西濒千顷太湖，而如果从空中鸟瞰，整个苏州城一片水光潋滟——湖有太湖、阳澄湖、金鸡湖、巢湖（蠡湖）；河有大运河、胥江、浏河、护城河；城内更是河道交织，密如蛛网，呈三横四直格局，“城内河流三横四直之外，如经如纬，尚以百计，皆自西趋东，自南趋北，历唐宋元不湮”。这些内城水系主要是由城西南角和西北角引入的太湖水，经城区后出城注于江海，因此均系活水。
水路四通八达，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苏州城尽享地利之先。
促使苏州经济繁荣的还有丝织业。早在唐宋时期，苏州丝织业就已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元代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经商十七年，盛赞苏州城是“东方威尼斯”的同时，更惊叹其简直是“一个丝绸的世界”。至明清时期，苏州的丝织业更是臻于极致。明初，苏州官办织染局已拥有房屋三百间，匠役一千七百余名，此后规模渐次增加。到万历年间，据应天巡抚的报告，当时苏州织工和染工各有数千人，这还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苏州的丝织业在清代发展到全盛时，计有织机一万两千台，从事丝织业及其附属行业的从业人员约有十万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到明中叶后，全国二十三个地方织染局，真正能织造的不足半数，其余则每需到苏州等地购买，以完成上贡岁造。如安徽的宁国府，只能织造织素缎，织金则需购自苏州。其他如常州、镇江、金华、衢州、温州、台州等府，到苏州购买已成为定例。再加上民间的消费需求，几乎是一国之用，全部取于江南一地。苏州和杭州也同为明朝廷织造龙袍的生产基地，在明代中后期，朝廷大量加派丝织品，苏州府承担的织造任务实际上数倍于原额。这些加派的产量，就由民间从业者完成。
当时的苏州府下辖八县：吴县、长洲县、吴江县、昆山县、常熟县、嘉定县、崇明县和太仓州。在《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篇中，冯梦龙对时属吴江县的盛泽镇做了如下描绘：
镇上居民稠广，士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勤女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
除丝织品之外，苏州特产还包括洞庭碧螺春茶、苏绣和阳澄湖大闸蟹，以及一件更为奇异的特产——状元。
早在宋景祐二年（1035），时任苏州郡守的范仲淹，就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州府级学校，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这也是苏州地区最早的一所官办学校，即所谓“天下之有学自吴郡始”。此后，宋仁宗于庆历四年（1044）三月诏令天下各州县皆设立学校。
学风既盛，苏州文运昌隆，人才辈出。自唐代以降，苏州共有三千余人考中进士，考中状元者多达五十名。其中，明代全国计出状元八十九人，中有八名出于苏州，占全国状元比例的十分之一；清代状元一百一十四名，其中苏州就占了二十六名，比例接近四分之一。其数量之多，遥居全国之首。
无怪乎明代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大言不惭地说道：
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徐有贞是祝允明的外祖父，宣德八年（1433）进士，后封武功伯，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关于其生平，后文中还要述及。
商业繁荣，科第擅雄，明代中叶的苏州府，可谓精英荟萃，能人辈出。经济和文化交互作用，成为艺术的沃土和温床。一时间，苏州城书法、绘画、诗词、戏曲、工艺、出版等文化元素盛世横空，占据当时的半壁江山。
家在阊门吴趋坊
时苏州城有六门：盘门、阊门、胥门、葑门、娄门、相门；又一向有“金阊门、银胥门”之说。“阊门”即“阊阖门”，是苏州城的西门，亦是繁华的苏州最繁华的所在。所谓“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以至曹雪芹先生著《红楼梦》，也忍不住要在开篇中说上一句：“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阊门的富贵风流离不开水。隋唐以降，阊门外的枫桥就是江南漕运的枢纽站——没错，正是在这里，诞生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诞生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千古名句——来自江南各地的货物在枫桥汇集，船队编组，然后浩浩荡荡地结队南下或北上，由此自然形成了枫桥—阊门—胥门—横塘—枫桥商业圈。出阊门向北，沿七里山塘，可直达虎丘，于是又有了山塘商业街。
说到山塘街，就不能不说到白居易。唐宝历元年（825），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上任后不久，白氏前往虎丘游赏，见附近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回衙后，即召集人力着手开凿一条山塘河。该河西起虎丘，东至阊门，与运河相接，长约七里。沿河筑堤，即为山塘街。
小桥伴流水，画船听雨眠。有河便有桥，据清代《吴县志》记载，苏州城内外计有桥三百一十座，加上近郊的六百四十九座，共有大小桥梁近千。是以白居易又不禁感叹：“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杂七杂八地说了这么多，主角还没有现身。那就先来看看唐寅成年后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名为《阊门即事》：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诗风华美流丽，与阊门一地的气质倒也十分相称。唐寅晚年作过一幅《金阊送别图》，虽名为“金阊”，画面上呈现的却是他一向擅长的远山近树，并非阊门一带的繁华市井。也许，一个人最熟悉之地，反而是最难以描画的地方，因为有太多的细节稔熟于心，取舍便成为难题。
阊门与唐寅的关系，是这样的：由阊门东行五百米，即是皋桥。皋桥之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临水而建，名曰吴趋坊。唐寅之父唐广德和母亲丘氏所开的酒馆，便坐落于此。这里也正是唐寅的出生之地，他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生活在这儿。直到中年后另行筑室于桃花坞，方才搬离。
与吴趋坊紧邻的专诸巷，是明清两代有名的匠作集中地。就是在这里，诞生了精雕细琢俯仰生姿的明式家具，以及穷工极巧傲视海内的苏作玉器。从吴趋坊到桃花坞，不过二三里地的街路两旁，遍布玉器铺、金银器作坊、灯铺、琴铺、扇子铺、嵌镶铺、铁匠铺、家具铺……所有那些古老的、代代相传的手工艺。尤其此地的书画装裱业，技艺之精，至今仍是行业内的传奇。用胡应麟的话说，就是“吴装最善，他处无及”。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些店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那就错了。它们不止于务实，更热衷于“务虚”——非实用性质的艺术品的价格，贵到离谱的地步，仍是供不应求：“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一个人的秉性和气质，与他出生与生活的地方，会有着怎样的关联？
如果说唐寅描写阊门的诗颇有些大而化之的泼墨嫌疑，那么晋代吴中诗人陆机的《吴趋行》则更接近工笔：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
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
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
阊门何嵯峨，飞阁跨通波。
重銮承游极，回轩启曲阿。
蔼蔼庆云被，泠泠祥风过。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
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
……
楼阁重重，绿水清波；商贾云集，交流络绎……唐寅出生于这样的环境，并在此间长大成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一个繁华城市中最繁华的所在，必定是寸土寸金之地。而唐家在此拥有一处门市兼住宅楼——在当时，其家境应属于比较殷实的中产阶级。
从“鲁国唐生”到“晋昌唐寅”
作为文人和书画家，唐寅的作品上有多种落款和钤章。“吴门唐寅”、“吴郡唐寅”、“六如居士”、“逃禅仙吏”等等，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鲁国唐生”和“晋昌唐寅”。
据唐寅自己考证，其支脉最早可追溯的祖先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人，是以唐寅自称“鲁国唐生”。但查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有关资料，其确切可考的远祖，却是魏大夫唐雎。《唐雎不辱使命》一节记载在《战国策》中，唐雎由此为后人熟知。但是《战国策》一书并非全部基于史实，而是多有虚构和想象发挥。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唐雎之孙唐厉入秦为官，又仕汉为中尉，因功被封为斥丘懿侯。唐厉的第十七世孙唐彬，为晋镇西校尉、上庸襄侯。唐彬之子唐熙，为太常丞，娶凉州刺史张轨之女为妻，于永嘉六年（312）举家安于凉州。唐熙之子唐辉（一作唐郓），为东晋前凉凌江将军，从凉州徙居晋昌（治今山西定襄境西北），并就此发展成为唐姓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郡望。由于郡望通常取自家族祖先受封之地，或是显赫祖先住过的地名，所以“晋昌”二字应是唐寅所属支脉的郡望名称。
唐辉生有七子，其曾孙唐瑶、唐偕、唐谘，号三祖。唐瑶和唐谘先后为西凉和后魏晋昌太守。唐谘之子唐揣和唐瑶之孙唐褒，都曾受封晋昌公。至隋唐时，唐辉的第八世孙唐鉴与唐高祖李渊有旧，参与李渊晋阳起兵。后其子唐俭因功受封莒国公，图像供于凌烟阁，新旧《唐书》均有其传，谓其为“纯臣”，又说他“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唐俭于显庆元年（656）病故，享年七十八岁，唐高宗为其举丧，赐陪葬昭陵。稍后，唐氏族中又有唐瑶的七世孙唐休璟，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官至宰相。
至宋代，唐俭后人唐介为天圣年间进士，由任丘县令擢升至殿中侍御史、参知政事（位同宰相），以耿直闻名朝野。曾与包拯联手削夺外戚权势，后因直谏遭受贬谪，阖家徙至淮南。从此唐氏家族移居到南方。
到了明代，唐氏一宗出过兵部车驾司主事唐泰。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明王朝内忧外患，北方的瓦剌部首领乘机入侵。英宗皇帝好大喜功，下诏亲征，结果连连失利。八月，明军大营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围，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役”。唐泰在这一役中战死。唐泰死后，其子孙分成几支散居各地，其中一支居住在白下（今南京市中心城区）和槜李（今江苏南京到浙江嘉兴一带）。清代唐仲冕在《六如居士全集序》中说到，唐寅正是白下槜李这一支的近派。
唐寅应该是莒国公唐俭的二十七世孙，这一点当无疑义。清代唐体仁修《晋阳唐氏宗谱》，在目录中说得很明白：“第二十七世，寅，弘治十一年（1498），南畿解元。”但是唐寅与这一支系并无必然联系，入了另编，当属旁支。“土木之役”发生的年份距离唐寅出生的时间又只有短短的二十一年，而“唐氏世吴人，居吴趋里”，所谓“世”者，至少当有三世及以上方可如此称之，那么唐寅与唐泰应该也非直系，而是近支。
据此推断，唐寅直系中上溯五代，应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的人物，是以无有记载。到了唐寅祖父这一代，已彻底沦为平民，以经商为业。加之人丁凋敝，从曾祖到唐寅父亲一辈，三世单传，直到唐寅这一代，人丁才稍有兴旺之象。
唐寅下有一妹一弟。弟弟小唐寅六岁，生于丙申年（1476）。和唐寅一样，以生年而取名申，字子重。
远祖显赫，让唐寅怀揣一种难以言说的羞愧和自得。这种掺杂了骄傲、神往、卑怯、自伤的复杂心境，贯穿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也许，直到晚年，贫病交加中的唐寅也并未想到，除了昙花一现般短暂辉煌过的“南京解元”，他的身后名也可以让他与那些显赫的祖先们一起，在祠堂中占据一席之地。后世族人为他撰写的堂联甚至比他的祖先们更为耀眼：
沧浪亭中，吴郡名贤占一席；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
倘泉下有知，不知唐寅有何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