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榜题名时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首都东京（又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春风抚摸着汴河两岸的隋朝柳，摸出一片翠绿，柳枝软绵绵、娇滴滴、懒洋洋地卖弄着它的婀娜，远远望去，如烟如幻。河湖之畔，城墙内外，草色青青，百花竞放。碧桃红，红得妖；玉兰白，白得娇；连翘黄，黄得俏……各路花仙张开笑脸，敞开心扉，在向你招手；鸟儿双双，在空中追逐，在林间呢喃。喜鹊筑新巢，燕子衔新泥。开封的“市民（坊郭户）”有游春之俗，或坐车坐轿，或骑马骑驴，或安步当车，一团团，一伙伙，涌出城门，涌向郊外，投入春的怀抱。
大自然的春天令人陶醉，但这一年，还有另一个春天更令人神往。
文人的春天
本年是大宋王朝的科考之年，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举子，此时已经过了礼部试，千余名通过者的名单新鲜出炉。虽然他们还只是准进士，但只要再过一关，即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廷试），就正式成为进士了。
在唐朝、五代和北宋初年，殿试尚未成为定例，礼部试一榜定乾坤，因此，进士把主考官目为座师，官僚中也容易形成以座师为中心的小集团。有鉴于此，宋太祖从开宝五年（972）开始恢复殿试，目的是以此证明进士乃“天子门生”，而非座师学生也。宋代科举分三级：第一为发解试（相当于明、清之乡试），在各州或太学举行；录取者“发解”赴京参加礼部试（又称省试，相当于明清的会试）；录取者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只考“策”一道，除太祖曾淘汰过两人外，以后再没有一人被淘汰，但皇帝多半会找一个理由将礼部试的头名（省元）降等。总之，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
本年是宋朝建国第七十八年，本届科考是第三十九届，是仁宗（赵祯）朝的第五次开科。我们的主人公司马光就在这批准进士之中。他二十岁，陕州（今山西夏县）人，今年首次参加科考。与他同时录取的还有范镇、石扬休、庞之道、吴充、孟翔等人。在礼部试与殿试之间，有近一个月的间隔。这段间隔正是游春赏景的大好时光，准进士们岂能放过！
种种原因让司马光、庞之道、范镇和石扬休等凑在一起，到哪里去玩呢？原后周宗室柴宗庆诗曰：“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梁园是开封之代指（另指商丘），意思是与开封相比，其他地方再繁华也是村庄。《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则用“花阵酒池，香山药海”来形容其市井之繁华。当时开封已有“十厢一百二十坊”（厢、坊为行政单位，约分别相当于今之区和街道），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是中国和世界最大的城市，有的是好玩的去处。全城有八大瓦子，在瓦子里，可以召妓陪酒，欣赏“百戏”。宋代妓女有官妓（营妓）、民妓（私妓）之分。民妓档次较低，俗称“猱儿”（猴子名），只可骑驴而不可乘马、坐轿；官妓即“女伎”，是在官府注册了“乐籍”的歌舞演员，俗称“弟子”。“弟子”只为官府服务，但举子们只要发一个邀请函（“仰弟子某某到某处祗直本斋燕集”）就可随叫随到。因文人地位高，靓女傍文人恰似今之傍大款。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弟子”的要价之高，连宰相寇准的爱妾蒨桃也为之咋舌，作诗云：“一曲轻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所以，不掂量口袋里的银子，是不敢给“弟子”发请柬的。状元楼下的朱雀门至保康门一溜都是秦楼楚馆，一般的举子会去那里找“猱儿”。“猱儿”虽然价格便宜，但颇善解人意，很会看客唱曲，自从礼部之后，一阕《鹧鸪天》成为当家节目。词曰：
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
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成何体统？司马光对一些举子的放浪形骸而感到脸红。他在笔记《涑水记闻》中批评此年科考“举子多不如仪”。“不如仪”就是不讲规矩，除举子行为不端外，还有跨州“发解”（类似今之高考移民）的，有非举子硬闯考场的。
大相国寺也是文人常去的地方。此寺规模宏大，仁宗时有六十四院。去那里可参禅拜佛，可在幽静的单间品茶饮酒，还可逛全国最大的文化市场。新书出版最先在此上市。寺东“荣六郎印书馆”印书质量上乘，深受文士喜爱。但这里更像老北京的天桥，花鸟虫鱼，卖唱卖艺，卜卦算命，坑蒙拐骗，各色俱全，尤以小偷名冠天下。仁宗曹皇后来寺进香，刚上台阶，挂在脖子上的一串念珠竟不翼而飞。此物价值千缗，仁宗闻讯大怒，将皇后的随行人员全部抓捕，终未能破案。相国寺虽然好玩，但举子们考前去求过神，考上后去谢过神，不必再去了。眼看早发的红杏已开始凋零，落英纷纷，春光不等人，而殿试一过，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这可是大家在一起的最后一个阳春。司马光等人决定去郊外踏青，登古吹台。
赏春古吹台
古吹台位于开封城东南三里处，高广均约十余丈。台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景帝弟）所筑，以延揽天下英才。著名文学家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先后投其幕下。这个典故吸引历代文人墨客前来登临怀古，以至有“不上吹台，枉来梁园”之说。
司马光一行出南薰门，由西向东，往吹台而去。前面有民居掩于茂林修竹之中。在一幢民舍的墙上，贴着一张《小儿击瓮图》。孟翔见到后不禁喊道：“诸君请看，君实（司马光字）兄的故事贴在墙上。”这幅画画的是司马光砸缸救友。那是十三年前的事：几个小伙伴一起在院子里游戏，院中有一口装满水的消防大缸，一顽皮小子爬了上去，不慎掉进缸里。其他小朋友都吓跑了，七岁的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石头向缸砸去，于是缸破水泄，小孩得救。有画家据此画成《小儿击瓮图》，聪明的出版商将此图刻板印刷出售。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因此广为流传，把他捧成了人人夸耀的“童星”。司马光说：“击瓮救友，乃情急之中，发乎天性之举，未料却因此而为名所累。”的确，自从《小儿击瓮图》问世以后，但凡与生人交往，他一报姓名，人必惊曰：“击瓮救友之司马光乎？”几个人正说着，突然从村舍中传来读书声，是学生跟着先生在念。读的据说是当今皇上之父、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家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劝学，还是“诱学”？宋代许多人就是在这首《劝学诗》的“引诱”下寒窗苦读，从而金榜题名的。读书能当大官，始于宋朝。
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远去，司马光一行来到吹台。对多情善感的文人来说，吹台的历史恰似一副催化剂，能激起胸中的千般情思，万顷波澜。唐代的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曾在秋天同登吹台，留下了满腹不平的慷慨悲歌（明人建三贤祠以纪念）。最著名的是李白的《梁园吟》。不知是谁哼起了其中的句子：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李白在这里用了两个出自梁园的典故，第一个是信陵君广揽人才，善待夷门守侯嬴，后来侯嬴为之策划了窃符救赵的壮举；第二个就是梁孝王延揽枚乘、司马相如（枚马）的故事。可惜，眼下信陵君的坟已成耕地，梁孝王的事迹也随汴水东流入海。重视人才的君王走了，想起来就让人泪湿衣衫，还是花钱买醉吧！
一行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司马光说，高、李、杜同游吹台，乃惺惺相惜也。时为唐玄宗天宝三年（744）。高四十五岁，李四十四岁，杜三十三岁。三贤尚无功名，皆为布衣。李白辞官云游；杜甫应举落第。此后，高适五十岁方中进士，杜甫则从此不再应举，靠献诗赋以糊口，“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真是满纸心酸事，读来泪沾襟……
司马光说完，石扬休接过话头说，大唐史称盛世，高、李、杜诸公，皆时贤英才，朝廷竟弃之如敝屣。若在唐季，类我者不堪矣！
没错。石扬休是四川眉州人，少年成名，十八岁乡试（考举人）第一；却大器晚成，四十三岁才考中进士。如在唐代，还须经过吏部试和铨选才能授官，他这一辈子也许当不上官了。
科举虽肇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但在隋唐两代，如无达官贵人推荐，士子是没法参加考试的，而且即使考中进士，还可能被吏部试和铨选挡在官门外。韩愈文章道德天下无双，先后四次参加科考，从十九岁考到二十五岁才考中进士，名列第十三，但九年后才成为命官。其间，他三次参加吏部试，均未通过；三次上书宰相，未得一字回音；三登权贵之门，均吃闭门羹。二十九岁时经董晋推荐任宣武节度使观察判官，但此官属招聘性质，非朝廷任命，他直到三十三岁时才通过吏部试，次年通过铨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宋与唐相比，科考有了五大显著变化：
第一，无须权贵推荐，不分贫富贵贱，均可参加科考。在本届科考前，已有如李迪、吴育、范仲淹、欧阳修等穷苦出身者高中进士，并位居宰相或执政大臣。
第二，赶考经费，凡“发解”之举子由各州补贴路费，有的州还派船（黄士船）、派车送举子赴京，而唐代完全由个人负担。
第三，进士录取的数量大大增加，唐每次录取数名至三十名，宋从太宗开始，每科录取数百上千。淳化三年（992）一科，参考一万七千三百人，录取一千三百余人，此后屡有超千人者（含诸科、恩科）。录取率高，相对好考。
第四，录取即授官，发给绿袍（九至六品之官服）、官帽、朝靴、笏板（官员上朝所持之长形记事板）。太宗在新科进士赴任时，每人赏钱二十万。王化基上书毛遂自荐，太宗临时开特科，命他与“嘉士”李沆、宋湜一起中书应试。试后各赏钱一百万，听说李沆家贫，又另赏三十万。据欧阳修说，初授官的待遇就超过一个中等地主。
第五，重用进士特别是甲科进士。太祖赵匡胤说“宰相当用读书人”。在司马光中第时，状元当宰相的先后有吕蒙正、王旦、李迪，不久后有宋庠，其中吕蒙正及第后仅十一年即当上了宰相，从他开始，所有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穿绯色官服（四、五品）和紫色官服（三品以上）的文官多是进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宠章殊遇，前所未有”。
因此，许多贫寒学子才有了出头之日，即使如司马光这样的“高干子弟”，也因此才有更光明的前途。宋代沿用了前代恩荫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恩荫”，不经考试即可授官。庞之道和司马光十五岁就荫了官，但恩荫官因“无出身”而被人鄙视。唯有考中进士，才算“有出身”，才可飞黄腾达。故司马光诗曰：“男儿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莱。”[2]“功名”者，进士也。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前代相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唐代是门阀政治，唐末、五代是军阀政治，飞扬跋扈的藩镇公开叫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读书人如果不想终老山林，只有投靠在藩镇帐下摇尾乞怜。对读书人来说，唐是人间，五代是地狱，宋是天堂。所以，他们对朝廷有一颗感恩的心。司马光的一首《和孙器之清风楼诗》颇能表现当时的心情。诗曰：
贤侯宴枚马，歌鼓事繁华。晚吹来千里，清商落万家。平原转疏雨，远树隔残霞。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
宋玉呀宋玉，如果你看到了我大宋美“景”，你的赋将是另一种样子啊！有人背出赵匡胤的名言：“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司马光等人登高望远，颇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他们走下吹台，东行数里，来到一湖边，见渔舟牧笛，鸟飞鱼游，野趣盎然。湖畔有村，村中酒旆招展。他们在酒家小憩后，出来坐船游湖。司马光的一阕《阮郎归》，或许是作于此时吧？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歌曲艳丽》）
词中的“朱颜”是虚拟的美人还是实在的“弟子”，我们已不得而知。好了，玩够了，该回城了！
御赐琼林宴
范镇是本届礼部试的省元（第一名），但一路上心思重重。为啥？仁宗说了，要降他的等级。
他比司马光大十二岁，成都华阳人，父亲是个小吏，知州薛奎发现他文章写得好，特准他在府衙上学。薛奎调京任御史中丞（御史台之长），携之来京，有人问他从四川带回什么宝物，他说：“唯带一伟人，当以文章名世。”他通过参知政事（副相）韩亿，以门下士的名义将范镇荐入太学，与韩亿的四个儿子一起读书。可本次科考伊始，就有人告御状，说开封府参加“锁厅试”（现任官考进士）的考生陈博古文理不通，必有猫腻，牵扯到韩亿。仁宗密诏，令将陈博古及韩亿四子并门下士范镇的考卷作废。但主考官、翰林学士丁度不干，上疏说：“范镇文章久扬名场屋（学界），非依附权贵博取虚名者。”仁宗让步，说可不取消资格，但录取名次须降等。当时科考已实行糊名制，考官只能看到考卷而见不到考生姓名。主考丁度等人评卷结果，范镇名列第一。这简直有点跟皇帝对着干的味道。范镇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主考官越是让他当第一，殿试后排名就越会往后靠。司马光不知该如何来开导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太祖时一年科考，王嗣宗与赵昌言考得都不错，两人在御前争当状元。太祖要他俩徒手搏斗，谁胜给谁。赵昌言秃发，王嗣宗猛地抓下他的幞头（头巾）扔在地上，上奏曰：“臣胜。”太祖大笑，即以王嗣宗为状元，赵昌言为榜眼[4]。
范镇听罢，释然。赵昌言没当上状元，后来却当了副相。司马光是想告诉他，不必把名次看得太重。
三月十七日，宋仁宗亲临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十八日，试诸科；十九日，试特奏名。仁宗时年二十九岁，本当精神焕发，但司马光远远望去，见他倦态明显，仿佛是睡眠不足。二十三日开进士榜，从头到尾唱名，听到唱名后，考生要答“到”，然后站入录取者行列（这个规矩后来有改变，考生无须到场，可派人看榜）。第一名（状元）：“扬州吕溱”（姓名前加户贯，防同名同姓混淆）。唱过头三名，仍无范镇。身边人使劲推他，要他出来声辩。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天圣二年（1024）和五年（1027）科考，吴育和欧阳修分别考中“省元”，殿试后公榜，不在头三名中，他们都当场大声抗辩，被排在第四。范镇此刻却如无事一般，只是默默地听着。第六名点到了“陕州司马光”，却没人答“到”，重复三次后，他才站出来。他替范镇焦急，走神了。直至念到第七十九名时，才听到了“成都范镇”。省元被如此降等，前所未有；像范镇这样默不作声，也前所未有。他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开榜再无人声辩。司马光由此对范镇尤为敬重，成为终身朋友。
本届科考，进士：甲科（“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录二百名；乙科（“同进士出身”）录一百一十名；诸科：取五百七十九名；恩科（特奏名）九百八十四名[5]。以上共一千八百七十三名，都算金榜题名，但含金量区别大矣。最高的是进士甲科，最低的是恩科。恩科颇似体育比赛中的安慰奖，或因已连续考了十五次，或虽未满十五次但年龄已达六十岁，便自然录取。本届甲科进士，有两人后来当了宰相：吴充、司马光。但当时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风头最劲的是状元吕溱，刚一公榜，御赐的车马、车夫就来了。此例为真宗所开。大中祥符八年（1015）科考，真宗见状元蔡齐一表人才，一时心血来潮，下诏金吾（皇家警卫部队）给他配“驺（车夫）从（随从）传呼（通信员）”，并着为令。现在，吕溱坐着御赐车马出来，引来万众瞩目。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载：
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至有登屋而下瞰者……洛阳人尹洙（名臣），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即使你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儿皇帝石敬瑭割给契丹之地），其荣耀也不抵状元及第。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宋朝。不过，本届状元吕溱迂腐无能，后来未等发迹就病死了。
按照惯例，放榜后皇帝要在琼林苑设宴招待新科进士，是谓琼林宴，又称闻喜宴。上榜者一律换上绿色官袍，戴上官帽，穿上朝靴赴宴。琼林苑位于顺天门大街西北，与北面的金明池相对。琼林苑崇文，金明池演武，太祖以此彰显文武之道。但在真宗之后，金明池变成了水上表演场所，琼林苑周围被商家店铺所占满，苑内的牡丹园、樱桃园等也都成了酒家。仁宗设琼林宴，只能将桌子露天摆在草坪之上，花木之间。新科进士们或坐轿，或骑马赶往琼林苑，官帽上两根长长的帽翅前后抖动，抖得滋味十足。司马光的母亲本是要雇车送他去的，但他坚辞不坐，步行去了。琼林宴上，仁宗皇帝高坐在楼上，其他按年龄大小排座次（序齿），白胡子“恩科进士”坐在前面，排在最后的是司马光、吴充（不到十八岁），他们只能朦胧地瞅见仁宗的身影。按照司礼太监的号令，每饮酒一巡，则奏乐一段，司马光仔细地听着，有“宾兴贤能之乐”、“於乐辟雍之乐”、“乐且有仪之乐”……
酒过数巡，宴会结束，天子给新科进士赐花。宋人戴花，开风气之先的是赵匡胤，一次他在御花园中玩耍，见牡丹盛开，便赐嫔妃们一人一朵戴上，自己也戴了一朵。宫中呵口气，宫外一阵风。不分男女老幼，每逢节日喜庆，有条件的便都戴起花来。可惜此值三月，牡丹未开，所以赏给进士们的是红色绢花，每人两朵。司马光不喜戴花，有人提醒说，此乃皇上所赐，可不戴乎？他这才戴上了。
新科进士们走出琼林苑，一身锦绣官服，加上刚饮了几杯酒，脸上红扑扑的，更显得气宇轩昂，人见人爱。开封城万人空巷，争睹新贵风采。当然，他们关注的是那些美少年，而不是恩科的白胡子，更有猎头睁大了眼睛，在其中搜寻想要的“猎物”。
[1]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 《和子渊除夜》。
[3] 《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4]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5] 数据采自《续资治通鉴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