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期成长具有确定性[1]

我想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从宏观层面认识在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源问题，必然联系到市场人士、企业界在“取势、明道、精术、择时”的认识框架下，应该如何树立长期主义的信心。

现在，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已经锁定了实现现代化“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这是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本路径，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在这个战略目标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2010年，在之前改革开放30多年解放生产力、实现了超常规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战胜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2010年报出了10.4%的GDP增长速度，也成为中国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在基本的运行态势上，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增速为主要指标的经济下行时期，直观地看，这个下行时期并没有完结，2022年的年度增速只有3%。直言不讳地讲，3%的增速已经滑出了中央所说的必须维护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我们要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要把“高速”转换为更高质量发展状态下的“中高速”，而中高速一般也应达到5%以上。202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上提升增速的契机。

2010年以后，有一些推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因素，这是在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后必然要发生的。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又有突然到来的中美关系恶化（所谓贸易摩擦已经演变成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等问题），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以及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三重压力”问题，种种因素使经济运行总体处于下行区间，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L型转换”。“L型转换”是一个比喻，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我们要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不可能是“V型”反转，下来又上去，也不可能是“U型”反转，下来走一段又上去，而只能是一个“L型”的转换。“L”表示有一个向下的调整，但是尾巴一定要拉出来，这样就表示由“新”入“常”，要进入一个平台期运行的状态，在这个平台期，关键是要有由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而这个平台期的运行时间越长越好。我们现在的契机是什么？2023年两会只提出了5%的增速目标，但是一般认为大概率增速会高于5%，国际上的一些机构也预测能够达到5%以上。我们一般认为，如没有太大的意外，会达到目标，甚至更高。[2]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克服一系列的不确定性。2023年如果能如愿恢复到中高速，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直到“十四五”的最后两年稳定下来，不再像2020—2022年低一年、高一年、低一年。我们在“十四五”时期如果能够把五年的年均增速提升到5.5%左右，就能为“十五五”“十六五”打下基础，基数提高以后速度重心会有所下调，但是要使“十五五”不击穿5%，“十六五”不击穿4.5%，那么15年后算总账，就可以实现“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第一步”，到2035年实现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再翻一番这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学者预测（这里有一个假定前提，比如2022年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15年的平均增速应该接近5%。

在市场人士之中，这几年从不同视角来看，也产生了种种情绪。中央也特别强调，问题导向之下，要坚定不移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好发展的硬道理。2023年这个新局面的打开，使大家看到了契机，2023年，我参加了一些调研和一些地方的论坛活动，注意到地方层面几乎众口一词，现在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我认为这就对了。李强同志强调要“提高创造性执行的能力”。那么在2023年这样一个要抓住契机，确立市场信心、改善市场预期的当口，我们还要看到，从短期衔接到中期和长期，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动力源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还是要坚定不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激发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从而解放生产力。

如果将2010—2022年的GDP增速指标制成一个曲线图，就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其走势，而2022年只有3%，2023年已经出现了转折。说到中长期，我们并不否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还有很多必须应对的挑战。“上有打压”，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美国上下一致认为必须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下有追击”，这几年新兴市场国家中的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或者有可能超过中国。在上有打压、下有追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应对所有的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想特别强调一个需要看清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及其资源供给可持续性的问题。

简单地说，一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我们要看清楚，从长期而言，既有不确定性，也有中国经济客观的成长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地、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正确把握主观性，这也是我们要有意而为之的确定性。合在一起，从看大势而明规律、取势明道的角度，我谈谈作为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

这几十年我一直做研究工作，也在反复地想，孙中山先生当年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认定要“振兴中华”——这是他首先提出的四字口号，同时认定必须顺应而不能违拗世界潮流。那么，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的、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我认为可以提炼出至少六点。第一，工业化。中国就是工业革命以后落伍，被人家甩在身后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完成工业化。第二，城镇化。第三，市场化。第四，国际化。第五，信息化，即我们都知道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六是什么？党的二十大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概括为法治民主化——这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国人已有的共识：“走向共和”（光讲民主远远不够，简单只讲民主很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必须是法治和民主的结合，即“走向共和”）。将这六个潮流结合起来看，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城镇化推进到了什么程度，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工业化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被称为“世界工厂”，而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但仍然“大而不强”，我国的制造业在前沿技术、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还在追赶第二阵营。美国以硅谷引领潮流牢牢占据第一阵营，欧盟、日本、以色列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位于第二阵营。总体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从全国来看，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看到自己确实有短板，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正说明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待发掘。这两方面可以由城镇化这个指标来佐证：中国的城镇化绝对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5%，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快触及天花板了，中国不能再将房地产业当作支柱产业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中国国情之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实际上只略高于45%，也就是说，14亿多中国人里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这表明了我们现在发展中的不足。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大量迁徙入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其中居住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了，就是拿不到户籍，而如果拿不到户籍，那么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待遇是不同的，不是故意要歧视他们，是我国目前的有效供给水平达不到——这些地方的政府，如果稍微放松一下政策，说要考虑放松户籍管理，人们马上就会如潮水般涌来，这些地方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住的。这就是我们发展中的真实情况。这两个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其发展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一定要往前推进的，但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要实现升级发展——这是客观的动力源。对成长性而言，14亿多中国人在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所要满足的需求和得到有效供给回应的这个经济循环的动力，在经济学上只有以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才能分析、描述和解释。当然，这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责任，应该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来更好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重大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好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我们万众一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再加上法治民主化，未来几十年在中国大地上最可能的图景是什么？即使在种种不确定性、种种不愉快、种种干扰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我国现在已经有将近700个建成区，即大、中、小城镇区域。未来，我们仍然要建设好城乡接合部，准备接纳要从农村迁徙到城镇的3亿多人，对原来已经进城的3亿多人，还要给予他们基本公共服务待遇。这表明未来在中国大地上，不仅要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建设更多的新区，加上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以及产业互动、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生产力布局随之优化，人力资本水平和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当然，我们中国的女性是“半边天”）。在这方面，整个中华民族顺应这样一个以成长性为客观基础的发展过程，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说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没有改变”，我们有着客观上必须认识到的韧性、回旋余地和巨大潜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而来的确定的客观成长性，再加上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即使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比，我们也能保持追赶的态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肯定会持续缩小。2017年美国的GDP与1900年的GDP相比，118年间，美国的GDP是翻了36倍。中国如果也把2017年作为时间点，GDP的1/36，是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到第八年了。同样都是36倍GDP的成长，时间上为1∶3.9，中国以一个时间单位，走过了美国近4个时间单位才走完的成长性过程，而且这个发展态势现在仍然在继续。比如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中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最低的增长速度，为2.3%，美国2020年GDP增速是多少呢？-2.5%。两相比较，中国高出了4.8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在一步一步接近美国的。当然，我们还要在硬实力、软实力、综合国力、创新水平上有所提高。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承认，2022年有点儿特殊，我们的增速只有3%，而美国是正的，大约是2%，然而还有一个美元计价的可比性问题：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接近10个百分点，所以，2022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在这一年似乎有所停滞，但2023年的契机出现以后，我认为我们又回归到了缩小和美国差距的正轨。

总的来讲，上述是一些框架性的分析。我认为企业界人士也有自己主观上的判断。在2022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有些市场人士似乎感觉信心不足。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我前面所说的“成长性”，加上我们主观上的努力，中国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去穿越“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然有这么一个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大概率的确定性，那么我国的企业家、市场人士，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所谓长期主义的行为模式，这种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就是有长期的行动战略和耐心，以长期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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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2023年4月15日在“2023（第十五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的开幕演讲整理。

[2]2023年GDP同比增长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