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穿越国境线

缅邦分为旱季和雨季，雨季一般是从5月开始，由南部渐渐向北面扩散。

2009年3月的一天，明明是旱季，天空却下着细雨。空气微凉，地面湿滑。我揣着一本《泰语入门》跑到这个陌生的国度。

出发之前，因为担心语言不通，我特意去书店买缅语字典，结果因为太小众，书店没得卖。有朋友告诉我，缅邦人很多都能听懂泰国话，我就买了《泰语入门》。过来之后我发现，中文才是边境地区的主要语言，普通话夹杂着闽南语、潮汕话、贵州话、重庆话等，像一个嘈杂的农贸市场。

我进入缅邦境内的第一站叫拉孟，在八九十年代，这里一直是毒品输出的主要站点之一。后来因为毒贩太多，名气太大，被邻国联合打压。

当我听摩的司机说，之前道路两侧漫山遍野种的全是罂粟花，现在被拉孟特区政府铲平，变成了香蕉林。经过十来年的治理，拉孟的支柱产业开始从制毒贩毒，转变成博彩。我到的时候，大大小小的赌坊遍布整个城市，路边随处可见麻将室、牌九屋。

当天晚上，我住进一家小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老板娘黑黑胖胖的，是个老挝人，中文却很溜。我坐在大厅和她聊天。

“你过来这边，是做什么？”她问。

“我是来贩毒的。”我用玩笑的语气回答。

老板娘顿时大笑起来，说：“那你没赶上好时候，之前我也是做这个的，后来行业不景气，才转行开的旅馆。”

老板娘带我去看房间。踩着木楼梯，来到四楼。房间很小，一张弹簧床就占据着大部分空间，没有窗户也没有家电，只有一盏拉绳小灯和一台发黄的电扇，床单和被套有些许异味。

我在房间里闷得慌，决定出门转转。

拉孟的街道不算干净，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脏乱，普普通通的小县城模样。如果说有什么区别，莫过于夜晚的主街两旁，花花绿绿的长条板凳上，坐满了浓妆艳抹、衣着暴露的女人。我后来知道，在这里，如果你看上哪个女人，直接过去拉起来就走，甚至不用问价格。因为坐在这儿的女人，和摆在超市里的鲫鱼罐头一样，都有一个标准的价格区间。

次日一大早，我搭上去往达邦的中巴。达邦离拉孟一百多公里，要坐3个小时的客车。我要去那儿寻找“接头人”。

从拉孟到达邦，就像从旅游城市到偏远山区——穷、破、狠、凶。在达邦，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实的缅邦。

达邦是亚邦重镇，是缅邦第四特区、缅邦政府控制区，以及亚邦三股势力的边界，有一条追夫河从城中间缓缓流过。下了中巴，走出车站，随处可见破旧的砖瓦房。路是黄泥路，被牛粪、污渍沾满。

我走在达邦的街上，很快发现街上的人都直愣愣地盯着我，脸上是明显的厌恶和冷漠。每个人都认出我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缅邦人。

我下意识地低头走，努力让自己的视线不和他们产生交集，避免发生冲突。但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低头走路，步伐又比较快，我一不小心撞到了别人。

抬头看去，是个16岁左右的男孩，我立刻向他道了歉。后来才知道，在这种地方，人是不能随意道歉的，因为很多时候，这意味着你可以被欺负。

当时，或许我用英文说声“Sorry”就没事了，哪怕用泰语说个“阔拓”也能翻过去，偏偏，我第一反应的是“对不起”。

气氛很快就不对了，被撞的年轻人立马站住，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不多会儿，我的周围就多出了几个人。看到他们手里没有拿“家伙”，我悄悄松了口气。他们把我围了起来，被撞的男孩开口说话，叽里咕噜一堆，我却一句都没听懂。

语言不通，我想破财消灾，就从口袋里拿出十美金递给了他。

在缅邦，除了几个主要的旅游城市，其他地方都不怎么接受人民币，外来货币全是用美金或者欧元结算，而且给的钱一定要干净，不然缅邦人是不要的。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个小子接过钱之后，旁边的人眼睛也瞬间亮了起来。他们盯上了我的口袋，人很快挤了过来，两个人卡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两拳，其他人一哄而上抢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

我不是没想过反抗，可十五六岁的小年轻下手是最没轻重的，他们人多势众，我不敢硬拼，尤其这里人生地不熟。拉孟虽然暗流涌动，但在缅邦已经相当于旅游城市，如果过于混乱会影响赌场收入，有军阀维持基本秩序，绝不可能出现在大街上公然抢劫这种事。但达邦是政府军和地方军争夺的前线，城头常年变换大王旗，抢点东西根本没人管。

我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并没有受重伤，可钱被抢光，意味着我必须尽快找到“接头人”了。

我来到缅邦，是为了“赚一笔大的”。

在国内时，我在一家小额信贷公司工作，公司的老板姓林，大家都叫他坝子哥，他人不高，却很壮，手臂有一般人的小腿粗。坝子哥原先是火车站一片的混混，后来慢慢笼络了一帮人，专门在火车站做起了黑车和旅馆生意，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陆续开了三家放贷公司。

我在坝子哥的公司帮他收贷，时间长了，慢慢成了坝子哥的亲信。一天，坝子哥把我叫了过去，问我想不想发大财。我不敢拒绝，只能说想。

几天后，坝子哥带我去见了一个人——四爷。

四爷是坝子哥的老板，他年龄看着不大，40出头的模样，戴一副金边眼镜。人却客气得不得了。我进屋以后，他还专门帮我泡了杯茶，又分给我一支烟，让我受宠若惊。

“我听说，你很机灵，也很能干。”四爷先夸了我一句。我连忙说道：“都是坝子哥的栽培。”

四爷笑着摆摆手：“你知道这次找你来是干嘛的么？”

我摇摇头，四爷继续说：“公司现在出了点小问题，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四爷给自己点了根烟，“我看你就很合适。”

我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立马挺直胸膛，声音都微微大了起来：“只要四爷您信得过，我肯定努力。”

四爷看着我点了下头，接下来又问：“你想不想知道我是做什么生意的？”

这阵仗弄出来，不想知道也不行了。

四爷是做金边坡“边水”生意的，就是负责给金边坡那边的势力提供生活物资，运些饮料、零食、药物什么的过去，利润很大，活儿也很轻松。

他说金边坡那边原来的负责人出了点事，现在急需人补上去，坝子哥就推荐了我。

我之前也听过一些小道消息，据说金边坡那片，一瓶可乐可以卖到100块人民币，一包薯片都是50块起步。

问题是，那是金边坡的深山老林才能卖到的价格，那里面可是毒贩子的老窝。

我第一反应是退缩，但看到四爷和坝子哥两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我，四爷还拿着烟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打着，只能硬着头皮点了头。

从四爷处回来没两天，坝子哥就催促我动身了。因为之前刚被缴了一批大货，边防查得很严，他们说不方便送我出去，免得目标太大，只给了我缅邦联系人的大概地址和名字，让我自己想办法出境。

来缅邦的时候，我并没有带手机，坝子哥说带了也没有什么用，我得到唯一的信息，是追夫河畔有一排当地人盖的木屋，我要找的人就住在其中一间里，门把手上系了红丝带。

我沿着追夫河走了四五个来回，木屋倒是有一排，可什么颜色的丝带都没看见。

我漫无目的地在达邦的大街上转悠，又累又饿，打算走进一间庙宇坐下来休息，这时有个缅邦人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膀。我抬头看去，对方黑、瘦、矮，一身短裤短袖拖鞋。我以为又是来要钱的，那人却指了指外面，示意我跟他走。

他带我回到追夫河畔，走进其中一间木屋，屋里摆了张桌子，坐了两个人，左边的人开口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

“找人的。”

“找什么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要找的人住的地方门上系着一条红丝带。

“哦，对的，那就是你了。”跟我说话的人约莫40岁上下，中等身高，脸型方正，颧骨略微凸出。

那天，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其实你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你了。”

我有点气恼，问他：“那你干嘛不叫我？我走了很久。”

“有人早就把你的照片通过邮件传给我了，但我对你不熟悉，所以一直在对照片。”

“噢。”我恍然大悟，但随即又想到一个问题，“可是，你门口没有红丝带啊？”

他大笑，“哪里有什么红丝带，都是骗你的，那么说只是为了让你多转几圈，好让我们观察。”

过了一会儿，他又和我说道：“其实你到拉孟的时候，打我电话就行了，我能去接你。”

“但我没有你的电话啊。”

对方耸耸肩，“因为那边不同意，他们说一定要让你自己过来，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起见，一方面是顺便考验下你的能力。”

我无言以对。

和我说话的人叫猜叔，会说三国语言，中国成语甚至会的比我还多，未来的日子里，他就是我在缅邦的老大了。

猜叔要我好好休息几天。我住在他的木屋里，木屋很大，有五六个房间，卫星电视、冰箱、微波炉什么都有，冰箱里面还装满了食物。

一连四五天都没人来找，我也乐得清闲自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竹席上，听风吹过河面的声音。

几天后，猜叔带了几个人来：“这就是之前抢你钱的人，随便打吧。”

猜叔的随从把他们摁在地上，我看了看面前的人，其实已经认不出他们的长相了，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匪徒恶霸，就是当地农户的孩子。我想，如果不打的话是不是显得自己太怂了？

我被抢的钱大概有三四百美金，这么几天时间，这些孩子是花不掉的，但他们会把钱藏起来，宁愿被打一顿也不想还。

猜叔坐在旁边烧开水，屋子里的人都非常平静，被打的人也很平静，只有拳头击打肉体和我一个人喘粗气的声音。

打完以后，猜叔还问我：“你要不要喝水？”我说好。

这件事了结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我住的木屋旁有个小广场，广场上停了一排好车：宝马、路虎、凯迪拉克。猜叔指着一辆蒙着灰尘的宝马三系告诉我，这辆车，开了两万公里，大概能卖三四万人民币。

金边坡这边吃的很贵，车子却非常便宜，我问猜叔，有门道把这个车卖到国内去吗？

猜叔对我的问题嗤之以鼻：就算有门道，轮得到你吗？

猜叔带我开车熟悉路线，在缅邦，路上跑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开的丰田坦途，国内得三四十万，很多富二代玩腻了跑车越野，就开着这种皮卡在街上招摇过市。它在这里只是最常见的通勤工具，开厂开矿或者办企业的基本上都有几辆，用来拉人送货，基本相当于国内的五菱之光。

我们开了3个小时，来到位于达邦北边的勐彭县，在某间废弃的仓库里接到了要运的货物，都是些泡面、火腿肠、矿泉水，并无毒品枪支或是炸药一类。

我们把货物搬上车，盖上遮雨布，继续走5小时山路，来到另一座小镇，把货卸到一栋平房里，我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环节叫“接水”，和我对接的小伙子叫梭温，他负责的活儿叫“走山”，直接把货运到深山老林里交给毒贩，是最危险且最重要的一环，我可不想碰。

回去之后，猜叔和我说，他只带这一遍，以后这条线就我一个人负责了。

我告诉猜叔：“可我不会开车呀。”猜叔愣了，“不会开车你来干嘛？”

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心里嘀咕。猜叔则有些气恼的样子。

接下来一个星期，猜叔用那辆自动挡的坦途，硬是让我学会了怎么样在崎岖的山路上跑。有意思的是，缅邦的道路是靠右行驶的，但这里很多车子都是日本过来的，而日本都是右舵车，所以就出现了右舵车靠右行驶的现象。

我第一次接货，猜叔就以为我挂在半路上了。

那天，我是早上六点出发的，顺利的话，下午三四点就能回来，我硬是拖到了晚上九点多。

路途中到处都是问题：缅邦山路路况极差，根本不敢开快，况且分岔路特别多，稍不留神就会开错地方；路上会遇到各种卡哨对你盘查，有时候是政府军，也有时候是地方武装，得解释半天才同意放行；到了目的地之后找不到装货的仓库；和梭温沟通牛头不对马嘴，总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回到达邦以后，猜叔见到我第一眼就笑了：“你还活着啊？”我已经累得没力气回他话了。

在这条给毒贩供应给养的链条里，我的任务就是开车装货，卸货，和接头的梭温核对数量，一个星期走三次，跑一天休息一天，每批货赚两万，我能得两千。

几次“接水”之后，我对走货的路线已经相当熟悉、物品的价格也有了一些了解，发现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暴利，但是利润也相当可观。

我问猜叔，一瓶可乐我们卖人家20块人民币，那些人为什么要找我们买，不直接去当地买？

猜叔解释说：这些都是要运往他们最核心的制毒老巢的，因为势力划分和政府打压的原因，地点不能让外人知道，只得找自己人来做。

说到底，他们信任猜叔。

其实，送进去的这些可乐方便面都是假的，那里面很多人一辈子没出过大山，如果第一次吃到的东西就是假的，那么以后也能接受假可乐假方便面的口味。

我又问：“猜叔，为什么这些人把活都给你做啊？”

猜叔没说话，默默地把衣服脱了，指着身上的伤疤和弹孔，跟我说：这一处，是几几年替谁挨的枪子，这一处，是几几年帮谁挡的刀。

我不能有自己的手机，和外界联系只能去镇中心打电话。

镇上有猜叔的耳目，我不敢一个人贸然去，怕招来猜忌，只有趁送货的时候和猜叔一起。

我下车打电话的时候，猜叔也自然而然地跟在我旁边，像是本来就应该那么做一样。我有些不自在，想让猜叔回避，看着他的脸却不敢开口。

电话那头的妈妈说：你要注意身体。我听完点点头，猜叔在我身旁也点点头，一脸慈眉善目，像是和我一起分享家人带来的喜悦。

猜叔对我不错，隔三岔五会来小木屋找我喝酒。他是中国文化的深度爱好者，会背的古诗词比大部分中国人还多，我的古诗词都是中学课本上的，许多猜叔会背的，我听都没听过。

猜叔最常找我做的事就是在缅邦炎热寂寞的空气里喝酒，聊他心目中过去的好日子和旧日荣光。

我想，他对我和对其他手下有点不一样。

有次，酒喝得正开心的时候，我问猜叔：你老婆呢？

猜叔本来正在笑，突然一下子恢复平静，嘴角从弯曲变成直线。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猜叔的老婆很久以前就被仇家杀掉了，扔进了追夫河。

不和我喝酒的日子里，猜叔最常做的事情是躺在家里的躺椅上，不知道想些什么，他偶尔也会去拉孟赌博，每次去赌场赢了钱，就会拿一些糖回来分给小孩子。

猜叔的老婆以前很爱听八九十年代港片里的流行歌，他会叫人录成磁带。当猜叔躺在躺椅上的时候，屋子里只有香港老歌的声音流过。

过了半个多月，等我路线熟悉的差不多了，猜叔特地请当地的头头脑脑吃了一顿饭，带我单独敬了一圈酒，混个熟脸，我也算进入这个“圈子”了，不再是金边坡菜鸟。

偶尔送货的时候，经过村镇时会有老人妇女站在路中间，语言不通，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后来猜叔跟我说，给他们一些粮食就行了。从那以后，我出门送货都会提前在皮卡的后座上预备一些小包装的大米或者小桶食用油之类。

我开始对这份工作满意，虽说是给毒贩送给养，但不直接和毒贩打交道，也接触不到毒品，就像普通的卡车司机一样，工资还挺高，半年下来，我存了十几万。

我至今还记得，在离开国内的汽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姑娘，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圆圆的特别可爱，眼睛里充满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一路上时间很长，也很无聊，我和她攀谈起来，聊天中，她说自己是大学生，学的是金融管理，喜欢周杰伦，喜欢甜食，最怕狗和蛇，正在计划一场去全国各地的旅行计划。

她问我：“你也是大学生吗？”

我故作沮丧地说道：“我连大学的校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

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想安慰我，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悻悻地说：“其实没上过大学也挺好的，可以更早赚钱，真的。”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啊？”

我想了一下，回她：“喝酒算吗？”

她给了我一个白眼，又俏皮地笑出了声。

她很兴奋地和我描述她的大学生活。比如，她们学校食堂的阿姨长得很漂亮，她们的宿管把想要混进来的男生赶出去，她们的政治课老师结婚十年还没有孩子……

我根本不明白这些事到底哪里有趣，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段旅途很长，在汽车的颠簸中，我很多记忆都缺失了。只依稀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是去旅游吗？”

我假装一个成熟男人的口吻，回答她：“工作。”

如果不是接下来在缅邦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