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粹主义看似是一种新现象，其实历史由来已久。美国如此——民粹主义的骚动在19世纪即已出现，欧洲亦如此——那里不乏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他们反对当权政治，同时具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从墨索里尼到梅塔克萨斯，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操控大权，民众为之拜服。当然，这些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民粹主义者还有待商榷。卡里斯马（魅力型权威）的存在，部分原因来自民众的拥戴和追随（正如马克斯·韦伯提醒我们的那样），1但从更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否有清晰的理解。就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来说，选民对政治体制的抵制、针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观点，以及大众对魅力型权威领袖的渴望，都不是新鲜事物。

通过回顾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我希望厘清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探寻防止民粹主义生长的最有效对策。我试图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譬如，为什么带有反精英、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激进政治运动有时会成功，而有时却会失败。我需要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中间派能够稳定局面，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分子占上风。

对历史进行比较，会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也容易让我们陷入偏误。对极端案例的关注会导致夸大其本身，连相似之处也可能会被夸大。历史已经走过了20世纪30年代。我希望人们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反思和剖析民粹主义者受到遏制的案例以及民粹主义领导人与民粹主义运动篡夺政权的教训，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绕开那些最危险的陷阱。

答案如何，事关重大。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往往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民粹主义者们对政治机构的影响极具腐蚀性。他们鼓动的情绪通常使追随的乌合之众表现出最坏的一面。民粹主义让民众反对知识分子，让本国人反对外国人，让占多数的民族、宗教和种族群体反对少数群体。它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它危险地助长了好战的民族主义。

本书叙述的历史表明，民粹主义是在经济动荡不安、民族认同感面临威胁、现有政治制度反应滞后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平息反对者的不满，从而遏止民粹主义的生长。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是尽其所能重振经济增长，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让年轻人相信他们的生活将会和父母一样好，让老年人感到自己操劳一生后能够得到尊重和回报。换句话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民粹主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由社会大众广泛分享。要确保那些由于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而失业的人获得社会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有所依靠。人们首先要知道，在市场竞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一定既有输家，也有赢家。经济学家其实早就熟知这个道理，却又总是轻易遗忘。人们其次要明白，陷入经济厄运不一定是受害者自己的问题。政府可以实施某些项目去补偿被顶替工作机会的人们，并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社会服务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类似的组合解决方案不算新奇，不过，即使这些做法已是政治常识，它们仍然不可或缺。

常识和现实是两回事。现代社会在上述领域所表现出的反应能力极度匮乏。在补偿被顶替工作机会的人们并帮助其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上，人们围绕解决方案是否可取争论不休，难以达成政治上的共识，资金是否充足也令政治家挠头。民粹主义对社会不满的第二个根源为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选举制度、立法机构、公务员制度和法院，包括公民社会和第四等级（新闻媒体及其政治影响），这些相关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的反应能力，这是衡量公民是否有发言权的最终标准。政治体制是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社会追求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成果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设计得当，政治体制会激励选民和候选人向政治中间派靠拢。它们有助于为现行政策培养社会和政治共识，从而促进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当政治机构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时，它们也可能引发不满，并引起政治上的反应。

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是不能够随意改动的。制度在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注定很难被改变，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玩家在游戏进行到一半时改变规则。因此，制度的传承反映了历史存在的必要性。例如，美国特殊的历史，特别是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历史划分，构成了现行选举人团制度和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渊源。参议院制度增强了乡村地区的话语权，凸显了乡村与城市的鸿沟，这一现象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中显得尤为突出。将划定国会选区界线的权力下放给州立法机构之后，出现了安全选区的概念，这些选区的居民几乎没有转向中间派的动机。作为历史制度的遗留物，被政治手段制度化的种族主义限制了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互信，使各方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很难达成一致。路径依赖是美国社会保障不如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原因之一，这使其特别容易受到那些因技术变化和全球化而失业的人的强烈反对。

想要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然，有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法实现。20世纪初，参议院直选和允许选民绕过腐败的州议会进行公投等政治改革，平息了民粹主义的骚动。近年，美国各州试图通过将选区的划分授权给独立委员会来解决选区划分不公的问题。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历史和目前的政治体制，对选举人团等制度展开根本性变革依然遥不可及。

如果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来自独特的民族认同感，那么欧洲面临的挑战则是欧洲统一体认同感的缺失。欧盟是欧洲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三场战争回应的产物。表面上看，欧盟是一个经济体，其促进稳定和增长的框架可以防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灾难的再次发生，并消除反建制、独裁专制和民族主义的反抗。但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个政治项目，用于明确那些为整个欧洲做出决策的代表的责任。通过创建单一市场，欧盟将凸显在共同欧洲空间里共享监督和治理的必要性。一个真正的单一市场将需要反垄断（或竞争）的权力，以防止垄断权的滥用。它同样需要反补贴（或反国家援助）的权力，以防止成员国对本国头部企业的偏袒，确保公平竞争。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建立代表欧洲的权力机构。通过这些欧洲机构的建立和共享治理的日常进程，加深一体化，最终形成共同的欧洲统一体身份认同。

实际上，欧洲统一体身份认同很难有所推进，也源于各国更加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如果无法形成一致的认同，人们就不愿意将重要的特权让渡给欧洲机构，也不愿意将重要事务授权给欧洲议会（即全体欧盟国家选出的代表机构）。关键决策是由欧洲国家元首在政府间谈判中做出的，并以欧洲理事会或欧元集团的形式举行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被激化了。这些分歧的加剧导致欧盟成员国难以就促进公平增长的政策达成一致，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客提供了滋生的经济土壤。而在实践中有意愿授权给欧盟委员会的实体，例如欧盟的原行政体系，其各成员国则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技术官僚。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欧盟缺乏一个可以让有关官僚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的政治体制。

人们可以想象如何修改这些政治安排，例如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并直接选举欧盟委员会的主席成员。不过，即便欧盟的历史比美国历史短，路径依赖仍然阻碍了欧盟的发展。欧盟的制度不仅是欧洲特殊历史的产物，而且还根植于一系列国际条约，条约的修改需要获得缔约方的一致同意，这比让美国3 /4的州同意修改宪法、改变选举人团制度的可能性还要小。缺乏完成上述改革的可能性，再加上其支持者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历史阴影，使得欧盟成为民粹主义的主要目标。

本书阐述的这些主题，受到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派推动脱欧成功以及特朗普当选的启发。不过，其中许多想法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在1992年出版的《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一书中，我描述了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和社会崩溃的政策选择，并将根源追溯到导致政府不稳定、政策不正当和不一致，以及政治反应的政治体制。在2007年出版的《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协调的资本主义及其他》一书中，我试图揭示欧盟的历史起源、欧洲身份的特性和局限性，以及混合经济的兴衰。我在2015年出版的《镜厅：大萧条、大衰退，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一书旨在展示政治如何为金融危机搭建舞台，金融危机又如何助长政治极端主义，以及历史如何塑造更好或更坏的应对措施。

本书与我早期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答案多数基于经济角度阐发，但问题本身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这些答案从根本上也具有历史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本书不仅关注深层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而且将注意力引向历史的偶然性——偶然性事件、个性和人的能动性。我意识到，历史观点也助长了某种宿命论：它认为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政治安排、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使一些国家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从而使它们没有多少余地做出建设性的回应。作为一个自认相当乐观的人，我尽最大的努力抵制这种宿命论，并针对美国和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威胁提出了一些想法。

感谢乔舒亚·勒斯蒂格，我受他编辑的杂志《当代历史》的委托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文章，这篇文章为本书的其余部分提供了灵感。感谢《当代历史》允许我转载那篇早期文章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不少人既是我的合作者，也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塔姆·巴尤米、赛思·迪奇克、克里斯蒂安·杜斯特曼、迈克尔·海恩斯、马修·贾雷姆斯基、戴维·莱布隆格、阿育王·莫迪、安德烈·萨皮尔、吉多·塔贝利尼、吉尔维·泽奥加。感谢詹尼·托尼奥洛和尼古拉斯·迪姆斯代尔提供的国别信息，感谢阿莎·谢卡尔·巴拉德瓦杰协助整理了数据和制作了图表。我的编辑戴维·麦克布赖德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阅人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安德鲁·怀利使本书的发行工作顺利推进。艾莉森·赖斯-斯威斯帮助准备了索引，更重要的是，她让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研讨会的读者给予了热烈的反馈，尤其是那些来自柏林美国研究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比利时驻华盛顿领事馆和欧洲央行的读者，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再次献给米歇尔，感谢她所有的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