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惠栋信服汉儒之说，已被指责为“株守”。他还有更不为学者所喜的地方，乃其“神秘主义”色彩。章太炎谓：

自惠氏为《明堂大道录》，已近阴阳；而孙星衍憙探《道藏》房中之说，张琦说《风后握奇经》，神仙兵符，几于一矣。琦尝知馆陶县，其后山东有义和团。刘逢禄以《公羊传》佞谀满洲。[13]

阴阳家本出于羲和之官，这本是王官学中既尊且正者；《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言阴阳何以谈《易》。阴阳流于数术，虽有其弊，然《明堂大道录》实不涉及此。章太炎将惠栋之学等同于数术，又以其为义和团之先师，实为欲加之罪。观其注《太上感应篇》，洗去民间俗讲及光怪陆离之解，归本于六经，可知惠栋并非喜言神仙兵符之人。然惠栋确实对道家具有好感。在他看来，道家道教也有古学今学之别：道教道家出于六经，先秦两汉之道家能守师法，是为古学；南北朝以后之道家乃至宋元之道家，则已侈言顿悟，独取心证，毁坏师法，是为今学。两汉道教与谶纬有密切关联，惠栋言《易》常及纬书，因纬书中多先秦古义。《明堂大道录》即取纬书五方帝之说，建立明堂祭祀系统。然五方帝与上帝合为六天，此郑康成已有之成说，惠栋不过略加引申，为何便以荒诞不经视之？太炎所反感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如今被思考了无数次，仍未得到解决。

《明堂大道录》是本奇特的书，表面上考证明堂之礼，却又无处不在言《易》。戴震读后跟钱大昕说此书“如禹碑商彝，周鼎齐钟，薶藏千载，班班复睹。微不满鄙怀者，好古太过耳”。[14]戴震说“好古太过”是因他嫌恶此书引用、尊信古书太多吗？并不完全是。关键在于戴震并未读懂此书——戴震绝顶聪明，《明堂大道录》中每一处的征引和形制考索他都熟悉；但也因为他太聪明，想去思考惠栋作此书的意图而实在想不明白。从“禹碑商彝”的称赞可知戴震将此定位为考古之书，即完整地勾勒、描述出自神农至周代以来明堂的形制和功能演变。然此书又太过于综罗（杂烩），几乎把汉魏以前跟明堂有关的重要记述皆囊括其中。可以想见，戴震如此精明、追求精确不移的考证学家在面对这种收罗大量冲突异说的文本时，其内心是充满疑惑、煎熬的。一方面惠栋的明堂制度不尽合历史上的“事实”，[15]一方面善于算术、喜欢画图的戴震要完全根据惠栋之说将它绘成图纸，也存在诸多扞格。[16]江声亲炙于惠栋，专门就其中问题与惠栋往复讨论，[17]仍感慨“再四思惟，终不通其制”。[18]无怪乎其他人不理解了。

惠栋的明堂之学虽以考古的面貌出现，其实设计的意味远大于考订。若不是恢复明堂古貌，那么是为未来而设计的吗？又不完全是。惠栋不可能不知道，书中所言的古制，在他的时代及以后的百年也不可能实现出来。其《周易述》也与此类似，注文绝大多数本于虞翻、荀爽、郑玄而成，却不注明，有时甚至将两家之说拼凑为一句，或者夹杂以己注，也不说明。但他自己的注，也是推本汉学的，在疏文中又疏解自己的注释。打个比方说，他自己是既要在注中和郑康成融为一体，又要在疏中做孔颖达、贾公彦。就是这种古今之间，考古与构想之间，古师说与己说之间模糊的状态，使其著作仿佛笼罩着一层迷雾。惠栋要在其中寄予“大道”“微言”，侨居惠栋故里的太炎先生不能理解，蜀地的蒙文通却看得很真切。

惠栋给沈彤写信时提及“此书（《周易述》）若成，可以明道，其理与宋儒不异”——既要“明道”（而非拘于考据），又认可宋明理学内容（而非斥责“以理杀人”）的惠栋，大概也是一个被后来的学术思潮所错认的导师吧。当拥绕着的潮水已经退却，孑然屹立的他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带来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