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重生与故乡
重生
1
打开手机上的万年历，时间告诉我，今天是2020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
南方的天气似乎并不怎么遵循节令，中午吃饭时，还是有些热。不过，到了傍晚，客厅里凉意阵阵，我赶紧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带有薄绒的圆领卫衣套上。大概是“双十一”的缘故，我前些日子在网上买的“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还未收到。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等着用它来制服喉咙深处和胸腔里的那只该死的“咳嗽虫”。
公司附近有个小诊所，大夫叫张恒远，多年前曾当过军医。当这只“虫”还只是刚爬出来时，我便去找过他。那天一大早，我急匆匆地冲到他的诊所，喊“张医生，张医生”。我去的时候，军医还未起床，是他的女人给我开的门。前一天晚上，我被这只“咳嗽虫”闹得一夜都没睡好。
在一般的诊所里，医生治疗咳嗽这样的毛病，差不多都是给你开一瓶止咳糖浆，或一盒止咳药、一盒抗生素之类。这样的医生，虽说也穿件白大褂，但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卖药的伙计罢了。
军医张恒远与一般的医生不同。他在询问了我的症状后，熟练地取出六张裁得大小一致的方白纸，整齐地摆在案上，再从药架上挑了几个不同的药瓶子，然后逐个拧开盖子，从中倒出一些来。不同的药丸在不同的药瓶里，发出不同的声响来，此刻的它们像在欢呼雀跃——终于要去战场了。
张军医将倒出来的药丸分成六份，每张方白纸上都放一些，有些是一颗，有些是两颗，当然也还有三颗或四颗的，药丸的颜色则是五彩缤纷，或红或绿，或黑或白。我知道，那黑色的一定是“甘草片”，专门用来对付我喉咙里的那只“咳嗽虫”的。
按照张军医的叮嘱，我吃了三天药，感冒症状减轻了许多，那只“咳嗽虫”也消停了一些，不过它似乎还不打算就此鸣金收兵、善罢甘休。时不时地，我还会咳上几声，尤其是深夜，或者凌晨，都要从睡梦中咳醒来，总觉得喉咙深处不干不净，一口“痰”牛皮糖般粘在那儿，让我不能利索地上下通气。我知道，这一定是那只“咳嗽虫”的残兵剩勇了。
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虫”一直潜伏在我的体内，似乎从未离开过我。只要稍不注意，不小心着了凉，它便会不请自来，仿佛深秋、寒冬这样的季节正是它的“惊蛰”节令了。当然，比起之前，还是好了很多，这若是在当年，我只要听到有人咳嗽一两声，到后来甚至只要听到“咳嗽”这两个字，这只“虫”便会从我的体内深处蹿出来，然后在我的胸腔、喉咙等要处摆兵布阵、兴风作浪，显示它的存在和顽强的生命力。
2
到今天为止，那场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六千二百零九天，它足以抹平一切。可那梦魇一般的经历，却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如电影画面，一帧帧，一幅幅，一切都还那么清晰。闭上眼睛，我仿佛依旧还能闻到病房里那浓郁的药水味，那令人恶心的血腥味和那令人绝望的死亡的气息。
病魔在我肉体上留下的痕迹，其威力虽然大减，但风采仍不逊当年。我的右眼，干、枯涩、不分泌眼泪，哪怕是哭也不会有，我为此写过一篇叫《我的右眼没有泪水》的文字，这也是我第一本散文集的书名。我腿部与手臂上的肌肉，摸上去发紧、僵硬，失去弹性。我瘦弱的背部的皮肤粗糙，失去光泽，呈现出大片的花色斑纹。当然，最醒目的还是脖子上的几处伤疤，一个个都有黄豆粒那么大。
我曾为我自己的身体无比骄傲与自豪过。生这场病之前，剪刀式的跳高我能够跃过一米四，百米跑我能有十二秒几的成绩，篮球场上我生龙活虎满场飞奔，能胜任后卫和小前锋的位置。可是这场大病之后，我再没能回到从前。我的肌肉开始萎缩僵硬，我的抵抗力开始下降，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变得连呼吸也特别吃力。
至今还在我身上残留的这些痕迹、这些伤疤，或许是命运赠送给我的特殊礼物，它们的存在记录了我当年的惊心动魄、痛苦绝望，以及我同病魔之间的殊死搏斗。它们是我那些苦难与悲壮的见证，更是我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旗帜与勋章。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脖子上这些光荣的伤疤。不错，黄豆粒那么大，一颗、两颗、三颗。这些年来，它们既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是那名胖胖的护士给我留下来的。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也许我早就原谅了她，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怀恨过她。我这个人啊，读书时算不上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参加工作后也算不得一个好伙计，但在医院里，我绝对是一名合格的病人。遵从医嘱，听医生的话，对医生保持敬畏，这是必需的。除此之外，我发自内心地视每一名医生和护士为天使。对，他们就是天使，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手术前，我对胖护士充满别样的友好和深情的信任。像电影里那样，我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无影灯就在我的正上方，我盯着它看了一眼，觉得它像一轮巨大的太阳，只是我感觉不到它的温暖与热量。手术室里，有一丝丝的凉意，我身上盖着一层暗绿色的棉布。进手术室前，弟弟代表家属签了手术通知书，他没有给我看通知书上的那几行字，更没有告诉我手术的风险。当然，我也丝毫没有感到紧张——我甚至有一些兴奋，我期待着胖护士能早日将那根管子从我的脖子上插进去。
我冲胖护士微笑。我对她说：“没事，你放心地插好了，我的血管好着呢。”
——我的血管好着呢。这可不是我吹牛。我那时的血管是多么富有弹性，多么富有活力啊。我的胳膊上、手背上，一条条静脉血管突出、隆起、分叉、汇合，呈健康的黛青色，像一条条匍匐的蚯蚓，又像是一条条崇山峻岭间奔腾的河流。我几乎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咆哮、翻滚、奔腾。我仿佛能看到它们正在暗处泛起汹涌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
妮妮，另一个护士，我至今仍与她在微信上保持联系。她曾用她那只纤细的小手捏住我几根粗大的手指，然后伸出另一只同样纤细的小手来，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血管。她兴奋地对我说：“苏哥，看着你的血管，我就想给你多扎几针呢。”妮妮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我的血管也仿佛被她银铃般的笑声吸引住了，在皮肤下面蠢蠢欲动，迅速鼓胀起来。
“左边，还是右边？”胖护士问我。
“随便。”我回答得十分干脆。
“那我就左边了。”
OK，我冲她做了一个手势。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一场手术，你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对话吧。但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俩仿佛在玩某个儿时的游戏。
无影灯静静地悬挂在我的正上方，它一言不发，眼睛一眨不眨。我将头转向了右边，以便露出左边的脖子来。无影灯还是不说话，静静地照着我左边的脖子。
胖护士从一只酱色的小瓶子里取出两支蘸有碘伏的棉签，麻利地在我左边的脖子上由内而外转圈，接着再来了一遍。碘伏的凉意让我的兴奋度稍微降低了一些。我尽量抑制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我知道，手术即将要开始了，过不了多久，这根承载着我重生希望的管子马上就要插到我的脖子里去了，这将是我生命中一个历史性时刻。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连接我体内与体外的最主要的方式，是我走向重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这大概是我这一生用过的最昂贵的一根管子了，德国进口的，一千七百多元。接下来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它将常驻我的体内，成为我脖子上静脉血管的一部分。顺着这根伟大的管子，弟弟身上那滚烫的骨髓和干细胞将一路奔跑、跳跃，进入我的体内，直至我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直至我的手臂、我的腿、我的脚、我的骨髓，以及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末梢。一个多月的化疗让我掉光了头发，让我骨瘦如柴，形容枯槁。但药物的威力也给即将输入我体内的骨髓与干细胞准备好了足够宽敞、足够干净的环境——我体内原有的那些丧尽天良的恶性白细胞已经被消灭殆尽。如今，我体内的大地、山川、湖泊、草原、沙漠、池沼，都将属于它们。弟弟捐献给我的骨髓与干细胞们，将在这里滋生、发芽、成长，然后生儿育女，生成我全新的血液。
手术室里，异常安静。胖护士取出一支麻药，“噗”的一声，她拧断了麻药瓶的瓶颈。她再取出一支塑料针筒，拔掉针头上的针套，紧接着再将针孔插入那支麻药瓶里，她用食指和中指顶住针筒，大拇指钩住活塞的尾部往上拉，“吱，吱，吱”，那是针筒汲取药液的声响，像极了一个饿坏了的婴儿，紧紧地咬着母亲的奶头，吸吮得吱吱作响。
对着无影灯，胖护士竖起针筒，细细的针尖朝上，大拇指轻轻地推动活塞。随着大拇指的推动，银色的针尖上不断有零星的药液喷洒出来，在无影灯光之下，像是一颗颗白色的珍珠。她一边推动活塞，一边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拢成一个小圈儿，她将这个圈靠近竖着的针筒，暗暗用力，食指轻轻地弹了出来，“嗒，嗒，嗒”，弹在针孔壁上。随着食指的轻轻弹动，那些滞留在针孔壁上的气泡被一一弹起，浮向针筒顶部。胖护士的大拇指仍然没有停下，继续缓缓地推动活塞，针尖上喷出的不再是水珠，而是一条细细的银色水柱。
“做好准备了吗？我要开始打麻药了啊。”胖护士的声音倒还是很温柔。
“来吧，没事。”我咬着牙齿。
一个大男人，本来就觉得打针抽血压根不算回事儿，尤其是住进医院这些日子以来，每天吃药、挂水、抽血，隔段时间便要做骨穿、腰穿手术，对针头刺进皮肤和血管这样的事情已经快要麻木了。2004年，从苏州回家，住在姑父家里时，我常常是自己给自己插针、抽血。左手给右手背插针，或者右手给左手背插针，或者在手臂、足背上抽血，真可谓手足情深。当时，四肢之上，但凡能插针的地方，全都插遍了。也许，我对插针的疼痛早已失去了知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给自己抽血，自己给自己扎针，倒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吧。
“噗”的一声，这不是错觉。手术室里，我清楚地听到了针尖刺破我的皮肤，然后扎进我脖子上的血管的声音。
“很好。”护士像是在表扬我，不过更像是在表扬她自己。或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次的插管手术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
——我差点儿就要伸出手来，想要去抚摸一下这根已经进入我血管的管子了。
“别急，好像不对啊……”胖护士在自言自语。
“怎么了？”
“没有回血……”
“回血？”
“可能……可能要重新插一次了……”胖护士有一丝抱歉的意思。
“没事，你尽管来，右边。”我连忙说，仿佛要着急安慰她似的。
“吱——吱——吱”，这刚插进去的管子仿佛不太情愿从我的脖子里出来。
胖护士给我压上纱布，按了好一阵子。这期间，她给我换了好几片纱布，直至刚插管子的地方没有再出血。
“没关系，再来一次，右边。”我将头扭了回来，无影灯下，胖护士的宽大的额头上已经有不少的汗珠渗了出来。
接着，胖护士又将刚才的动作在我右边的脖子上重复了一遍，然后信心十足地说：“这回一定行。”
带着这根负有重大责任，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管子，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回到病房。回到病房时，我才知道，天已经黑了，这场插管手术竟然用了足足四个半小时。我刚被推回病房不久，主治医生唐晓文便快步走了进来。
“哟，管子插好了？”唐晓文声音响亮，脸上是一如既往的笑容。
“好了！”我将头向左慢慢地转了一下，自豪地向她展示右边的脖子。
唐晓文走了过来，看了看我脖子上的管子，然后又看了看上方的输液袋。“啊，不会吧？”她眉头一皱，脸上的笑容顿时凝住了，“不好，插动脉里去了！”
这大概是入院后我第二次面临死亡吧。不过，我竟浑然不知。唐晓文果断地将这根管子拔了出来，然后在针孔处放上纱布、纱袋，紧紧地按着。这个场景，我曾在一篇文字里详细地描述过：
血管被拔出来的那一霎，鲜血如脱缰的野马，又似势不可当的山洪，从针孔里迸发出来，它们终于寻得一个突破藩篱、获取自由的机会了，它们在我的体内被压抑得太久太久，多少年来一直不见天日。今天，它们终于寻得一个机会，要向我展示它强大的活力、激情和生命力。鲜血喷在桌上、墙上、柜子上，也喷在了唐晓文那张好看的脸上。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唐晓文持续按压着我的颈部。血迹与汗水，在她的脸上交织在一起。
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反而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这大概是我离唐晓文距离最近的一次了，我能闻得着她身上的芳香，听得见她的呼吸了，她并不长的黑发垂下来，不时掠过我的面部，像一阵温柔的风。
这一天，应该是2003年10月17日（记得不准确，也可能是18日）。如果这次胖护士插管不出现失误，我骨髓移植的日子应该是在10月19日，也就是我住进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三十三天之后。但这个日期最终变成了10月26日，比原计划移植的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星期。
3
2003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大概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中秋节了。
在省城合肥的一间多人病房里，我吃了一个月饼。月饼很甜，五仁馅儿的。这样的月饼我那时吃得还很少。就在前几天，为了庆祝过节，学校刚给我们每个老师发了一个本地产的芝麻月饼。
五仁月饼是邻床的一个家属执意塞给我的。我刚开始怎么也不要，总觉着才刚住进来，还人生地不熟的，不好意思吃别人的东西。
她说，今天过节，难得啊。
我并不太明白她说的“难得”是什么意思，或许指的是我们萍水相逢，更可能说的是我们同病相怜吧。我接过月饼，觉得仿佛有一股暖流传了过来。窗外的夜色朦胧，躺在病床上，我并不能看到天上的那轮明月。
我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医生拿着我的化验单，对小叔嘀嘀咕咕说些什么。或许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我想，他们之间的交流，算是医生之间的对话。也许，在将我带到省城之前，从医的小叔就已经知道我的病情了。
“我得的是什么病？”我问小叔。
“慢粒。”小叔似乎有些哽咽，眼眶有些泛红。
“慢粒是什么病？”
“就是……一种病……”
小叔这样的支吾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安徽医大附院的那天晚上，医生只给我开了几颗药丸，然后叮嘱我多喝水。那天晚上，我喝了一大瓶开水。我那时以为只要吃下医生开的药，喝完这一瓶开水，第二天就能出院。
在此之前，我曾查过血吸虫，查过肝炎，查过肺结核，但检查结果都不是。我不知道“慢粒”是什么病，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一种疾病。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直在发烧。其实，我那时发烧已经不止一天两天了。那段时间里，每天下午，或者傍晚，低烧便不请自来，牛皮糖一样。许多年后，我才想起，大概在一两年之前，我便经常发烧，只是当时没有引起注意罢了。
2002年暑假，我去武汉的湖北大学进行自学考试论文答辩，莫名地高烧了一次。到湖北大学答辩论文的那天，我住学校门口一家私人宾馆。宾馆装修得极其简陋：一间光线不太好的小房，一个狭小的卫生间，一张铺有草席的硬板床，一张简易的桌子，一台落满灰尘的电扇，两双脏兮兮的拖鞋。
答辩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我头一天到武汉，除了在附近的大街上转了一圈外，也没来得及去黄鹤楼看看。那天下午，回到宾馆时，我突然烧得浑身滚烫起来，身上的衣服，床上的凉席，全都湿透了。可我仗着年轻身体好，并没有吃药，只是找老板要了一大杯凉开水，咕咚咕咚喝完后，蒙着头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体温鬼使神差地退了下去。
——这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次发烧经历。
2002年下半年，妻子怀孕，妊娠反应特别严重，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身体极度虚弱，常常不得不卧床休息。我从妻子手中接过了初二语文与班主任的工作。算起来，我那会儿带的课有物理、化学、语文、生物、音乐与体育。我做老师时，教过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课程里，大概除了英语没教过，其他的我都带过了。我大致算了一下，四个毕业班的化学，两个毕业班的物理，加上接手妻子的语文课和几节所谓的“副课”一起，我一周的课程有将近三十节。每天累得都不想动弹，上实验课用的一些化学试剂、生物标本之类的东西，就随手丢在宿舍里。
除了常常感到乏力、疲劳、提不起精神之外，我的口味也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那段时间我特别爱吃辣，仿佛只要一顿没有辣，饭就一口也咽不下去。母亲每天中午给我煮一碗干辣椒。每次吃饭，我都辣得大汗淋漓。现在想起来，有可能我那时便一直在低烧，只是自己没太在意，吃了辣椒出了汗之后，这体温便降了下去，人也因此而轻松许多。生病之后才知道，体温这东西，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魔咒，躲也躲不了，赶也赶不走。
2003年“非典”闹得最厉害时，我和妻子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去丈母娘家。丈母娘家在临县的太湖花园，离我们学校有八十公里的路程，中途需要转三次车。那天一早起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妻子说：“不好了，我好像发烧了。”
如果被检测出发烧，那极有可能要被拉去隔离的。那时我并不知道隔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只觉得如果真的被带走了，幸福宁静的生活就会被打破，我不知道我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车子经过两县交界处的体温监测点时，我忐忑不安起来，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担心自己被那些穿白大褂的人截下来，然后将我送往一个神秘的地方。负责测量体温的人，手里拿着一支体温计，对准我的额头：“不要动”，这很像是电影中警察用枪指着坏蛋的镜头。测体温的人便是那持枪的警察，我便是那个坏人了。只是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他仿佛也迟疑了一下。我赶紧将头往回缩了缩，离那温度计远点一定会“枪下留情”吧，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简直快要蹦到嗓子眼了。
“嗯，没事。”他收回了他手中的“枪”，另一只手在胸前挥了一下，像交警指挥车辆那样。
他话音未落，我急忙快步离开了他。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憋着一口大气不敢出，直到走出了他手中“枪”的射程，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妻子在一旁抱着才一个月的女儿，一脸不安。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很明显地感到自己在发烧了，不过，我仍然没有吃药，那该死的体温，像是一个骗子，再一次欺骗了我，它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退了下去。
——这大概是在4月份，半年后我被查出病来。
4
2003年下半年，妻子要重新回到岗位了。这是妻子从太湖县调到我同一所学校里带的第一届毕业班。为了能取得中考开门红，暑假期间，我应一部分家长的要求，在老家办了一个补习班。
这个暑假，发烧开始如家常便饭了。有时烧得实在吃不消，我便让做乡村医生的三叔给我挂水。那天晚上，客厅里，刺眼的白炽灯高悬屋梁之下，抬起头来，我仿佛看到无数的光圈在瓦房下闪耀，钨丝发白发烫，透过灯泡的玻璃，驱散乡村夜晚的黑，也引来无数的飞虫。三叔一边给我插针，一边带些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一个小伙子怎么搞得一点朝气都没有？”
我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可能是太累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三叔的药还是能管一些用的。第二天一早，烧再次退了下去。就这样，补习班一直办到开学前的一周。学校通知我提前到学校做开学准备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学期，分管教务的主任调走了。乡教委决定通过竞选的方式推选一名新的教务主任。正式竞选前，由教师相互评分选出四名候选人。教师的评分里，我的分数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的是一名老教师，排在我后边的也是两名老教师，其中有位还曾经是我的政治老师。
根据竞选规则，四名候选人要进行一轮演说，由乡教委与学校领导评分，最终决定谁出任中层干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我的教学成绩，任校团支部书记的经历，还是我当时的竞选演说，我被选上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评定结果如我所料，我的最终得分排名第一，而且超出第二名不少。2003年9月9日，县教委两名干部找我进行教务主任任职前的正式谈话。教务主任算是县教委直管干部，这样的谈话是干部任免前的必要流程。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我起先还有些不好意思，不断推辞说，还是让年长的老教师们来担任这个职务吧，我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领导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下周一我们就正式宣布了。
也许我这一生没有官运。如果教务主任也算是一官半职的话，那这是我离“官”最近的一次了。距离9月15日宣布只有五天时间。这个“封官晋爵”的日子，距离今天，刚好是十七年零两个月。在后来这十七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仍有过谋个一官半职的想法，我先后参加过两次公务员考试，一次是报考省水利厅办公室副主任职位，那一次我的分数是69.725分，这个分数排进了前十名，但只招录一人，前三名才能进入面试环节，我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再后来，我还参加过一次考试，不过那次考试我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在考场上稀里糊涂的，最擅长的申论竟然写得文不对题，驴唇不对马嘴。
教务主任正式任免前，我已经每天下午都在发烧了。那时，老师们都喜欢在下午放学后打篮球。我也是教师篮球队的一员。在篮球队里，我司职小前锋，有时也客串一下得分后卫。在对阵钓鱼台初中教师篮球队的那场比赛中，我曾经一人独得四十几分里的二十五分。但那段时间里，每天下完课后，我都是一屁股坐下，连话都不想说，动也不想动。球场离我的宿舍不远，他们在球场上不断地催我，换鞋啊，快来啊，差你呢，可我一点儿精神都提不起来。我还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打不得，打不得，不然我会死在球场上的。”
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的某些时候，总会有些神奇的暗示。我二叔在临走之前，堂妹平白无故地摔碎了两只杯子，弟弟从他家出来车胎突然就没了气。这可能是无法解释的事情，我这样一句无心的话，或许是上天在暗示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我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我终于撑不住了，找当时在学校附近开诊所的同学宝儿给我挂水。挂了几天后，烧仍然退不了。宝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苏敏，你这病我治不了耶，去县医院找你叔吧。”宝儿说完，还拍了一下我的肚子。那时，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大了起来，鼓鼓的，像怀胎六七个月。
5
9月10日是教师节。我决定第二天去县城一趟。小叔从省城医院进修回来不久，专门负责给人做开颅手术。我想，他都能将人家脑袋锯开，然后又合上，我这点小毛病肯定不在话下。
9月11日（后来，我戏称是自己的“9·11”）一大早，我空着肚子，搭了一辆三轮车赶往县城。那时到县城的马路还没铺柏油，泥路与石子路，经车子的辗轧和雨水的冲刷后，变得坑坑洼洼，破烂不堪，三轮车摇篮似的，“突突突”冒着滚滚黑烟，一路颠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要被倒腾出来。
那是我人生里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昏天暗地，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好不容易到了县医院。小叔将我带到化验室。从窗口里，我将手伸进去。给我抽血的是一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医生。后来，我知道他叫春强。再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现在我每次回家，只要时间能安排得过来，他都要找我喝酒。
春强一脸的笑容。他在我瘦弱的手臂上绑上黄色的皮条，让我捏紧拳头，用手拍了拍我的手臂，我的血管迅速鼓了起来。身体里，总有些东西经不住诱惑，总有些东西受不得鼓动与召唤。我的血管也是如此。春强一手拿着泡有碘伏的棉签，一手拿着一根带着针头的抽血皮管。我血管凸起处涂了两圈碘伏，碘伏凉丝丝的，在我的臂弯上留下一团暗黄色的印迹。春强一个指头按着我的血管，一手将粗大的针头迅速插了进去。
我“啊”的一声，体内的鲜血便顺势而出，往透明的塑料管里蹿。一个人，别说什么灵魂意志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能出卖，就连这时时刻刻流淌在体内的血液，随时都准备背叛你，逃离你。只要给它一个小小的孔，或者一个口子，它便奔涌而出，弃你而去。血迅速流向透明的皮管里，却没有我想象中那般殷红。春强再拿起两支试管，插在抽血管的另一端，插上去的那一刹那，我的血便迅速从皮管里流了进去。那支透明试管，一定比我的血管舒适，阳光可以透进去，风雨进不去，不像我的血管，一辈子都躲在皮肉下面，永不得出头之日。血溜得那么快，连考虑都没考虑，便呼哧呼哧地灌满一支试管。
春强一共接了两试管血，在上面的标签上，用笔写着什么，大概是我的名字吧。我的名字只在作业本上、考试卷上或者是那些表格里出现过，这是第一次被写在一支试管上。还有，我长这么大，小时候磕磕碰碰出过血，跟人打架出过血，就是从来没出过这么多的血。
春强拔了针头，针头上还带着一滴血。那一滴血，凝聚在针头，像是一只眼睛，在看着我，有留恋吗？有不舍吗？还是开心愉快？它终于见着我了，我也终于见着它了。我经常看自己的头发，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皮肤，看自己的手和脚，却从来没这么认真地看过我自己的血，我的血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看得有些出了神。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正发高烧，大概是烧糊涂了。春强让我自己按住棉签，并让我多按一会儿。我“嗯”了一声。声音很微弱，一阵风便能吹散。可那天偏偏不起风，天气闷得要死。我用另一只手吃力地按着春强拔针时留下的棉签，棉签上还是不断有血往外渗。春强拿起装满我鲜血的试管，放在灯光前，摇了摇，晃了晃，然后朝后面的化验室走去。
十几分钟后，春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疑惑，满脸的惊慌。他的头摇得就像刚才他手中的那两支试管。我似乎又看到试管里的血液，泛起白色的泡沫来。春强有意避开我，将小叔叫到一边，低声地说，白细胞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可我还是听到了那句话，听到了“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那时，刚刚起了一小阵风，就是那阵风把他那句话传过来的。只是，我当时还不懂血液，不懂白细胞高是怎么回事。
多年后，我已经学会了看血象，学会了看几乎所有常规检查的化验单。我曾几次帮别人看他们的血常规、肝功能，甚至骨髓穿刺的报告。当时，春强说“白细胞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少惊讶，更没有感到一丝害怕。唉，无知的人啊，该有多大的胆呢？
小叔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让我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把家里的钱都取出来，然后他又回家拿了自己的存折。我的存折上大概有一万七千块钱，小叔的存折上不到一万块钱。那时候，我们都刚毕业没几年，成家、立业、生孩子，处处都要花钱，而工资一个月也就七八百。
小叔跟我说：“敏，要去合肥了。”
“嗯。”我的意识已经开始有些模糊。
去合肥的班车要下午一点才出发。等车时，小叔带我来到车站对面的饭店，问我想要吃什么。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只是觉得口渴。小叔点了两三个菜，我一口也没吃，只喝了一碗锅巴粥。
上车后不久，我便迷迷糊糊的，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没有。小叔不断摸我的额头，轻声问我：“敏，难受吗？”我记不清楚是否回答小叔了，或者我回答他的只是诸如“没事”“嗯”之类的话语。
等我们来到合肥安徽医大附院住院部时，天快要黑了。夕阳下，我抬头仰望那栋略带弧形的高大建筑，它该有三十几层的样子吧。站在这座楼下，我突然觉得自己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小叔轻车熟路，左拐右拐，找到电梯，将我带到十七楼。
在这次住院前，我没住过院，来医院也很少。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儿科、内科、外科、骨科、皮肤科。但这十七楼的门头上挂着的是“血液科”。血液还有专门的科室？我是头一次看到。
6
“疼，疼，疼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喊道。医生开的止疼药已经失去了作用。
一只粗糙的带有老茧的手不断轻揉着我的胸口，我的手臂，我的膝关节。我的胸口疼痛，我的手臂和膝关节疼痛。我浑身疼痛，像在不断下坠，要掉入一个无底的黑洞。
也许，人生总会在某些时候掉入黑洞。这黑洞神秘、幽深，具有极大的引力，足以吞噬一切，任凭你竭尽全力挣扎、反抗，皆是徒劳。
拉着我不继续往黑洞坠入的是我的父亲。他大概是骑着瘦马、手持长矛和旧盾的堂吉诃德，是那个说“我和你奉陪到死”的叫圣地亚哥的老人。
9月12日清晨，他与三叔一起从老家赶到合肥。父亲到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了。除了吃过那个中秋节的五仁月饼和喝了大量的水以外，我已经差不多两天粒米未进了。持续的高烧，让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面对他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的。我才二十五岁，他也就五十岁刚出头。我们的人生中，都未曾经历过突如其来的灾难，都没有任何经验来应对这样的不测。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客气”过，兄弟三人中，我挨他的巴掌和竹枝条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我常常因调皮或与伙伴们打架，被父亲一次又一次毫不手软地教训过，直至我遍体鳞伤，嘴角吐血，保证下回不再犯为止。
父亲静静地坐在我的床边。这么多年来，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坐得这么近，也是我们父子之间很难得的一次不以仇恨的目光相对。
我闭上眼睛，想起了以前的“报仇计划”，我想用和父亲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巴掌或竹枝，一样大的力气，将父亲给我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加倍还回去。我似乎看到父亲身上血痕累累，跪着向我求饶——可是，我大仇未报，自己却先倒下了。
父亲终于可以实现他多年前的咒愿了——你怎么不早死呢？如今，我高烧，陷入昏迷，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真的就要死了。
“拉回去吧，免得到时候家破人亡。”医生对大弟弟苏肖说。9月11日晚上，我已经被安徽医大附院的医生宣判了死刑。
也许，做医生的小叔内心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并不是说做医生的人比起一般的人要冷血一些。按照安徽医大附院的医疗水平，按照我当时的状态，他们已经是山穷水尽、黔驴技穷了。两天的治疗过程中，医生除了给我开了一种吞服的药丸和几粒止痛药，连一瓶盐水也没给我挂。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在一个无药可救的人身上再去花费精力，也没必要让我的家人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药费支出。
小叔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也让父亲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并不知道病房之外发生了怎样的一场家庭辩论，或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也许没有。我能不能继续多活几天，或者是就此放弃治疗，也许就是父亲在来到我的病床，给我抚摸浑身关节之后做出的决定。我不知道，父亲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是否想到过我们父子之间的那些恩怨，是否会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需要低三下四到处求人借钱来给我治病。
我到现在仍一直相信，有一些超越药物的神奇的东西，比如乐观、比如自信、比如意志力、比如亲情与爱。父亲缓慢而用了些暗劲的抚摸，竟将我身上的病痛驱赶走了。在父亲那双粗糙、长满老茧的双手的抚摸下，我渐渐进入了梦乡。而且神奇的是，我的身上再没有这样疼痛过。
9月13日，合肥，初秋的清晨，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鱼肚白里升起，住院部楼下的停车场上，有一缕略带凉意的风吹来，混杂露水与药水的气息。小叔、三叔、弟弟，将依旧是半昏迷状态的我从担架上抬了下来，然后再将我抱进一辆绿色出租车的后座。
关上车门的一刹那，我睁开了眼睛，望见了玻璃车窗外的父亲，那个矮小的老男人，一手拎着些什么，一手举过肩头。他深情而又隐忍，嘴唇翕动着，仿佛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却终究什么都没说出来。清晨的微风掀起他稀疏的头发。我这时才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白了。
——我冲着窗外说：“爸，没事，死不了。”我想要与父亲和解。
我们分头出发，小叔头天晚上联系上了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出租车将带着我去往那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暗无天日的血腥较量与战斗。父亲急匆匆赶回家中，卖房子，四处找人借债，占卜算命，烧香拜佛求菩萨，用尽一切办法，怎么也不想让我死。
我并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赶回家中的，他在摇摇晃晃的车上是否掉过一两滴浑浊的泪珠？他是否绝望过？他是否后悔过自己仓促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否想到这极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这个与他有孽债的儿子？他回到家中如何向那个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婆讲述他的儿子身患绝症很可能没有几天活头的消息？他该如何面对那个刚满六个月连话也不会说的孙女？
小叔坐在副驾驶座上，三叔和大弟将我架在后座的中间位置。我那时几乎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没等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我再次陷入昏迷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南京长江大桥”。就在一刹那，我突然就清醒了过来。或许是我突然间获得了某种神助的力量吧，我想起了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
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
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
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今天，我终于路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我使劲地伸长脖子，向车窗外望去。这可是我第一次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啊，这真的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南京长江大桥啊。它之前只是存在在我早已发黄的课本里，只是一个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我在脑海里曾无数次勾勒过那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想象过那一面面映着阳光的红旗。现在，眼前，我们的车子底下，泛黄的江水，波浪滚滚，浩浩荡荡，而我身下的桥，它不就是那条钢铁巨龙吗！
人的一生之中，总要走许多的路，过许多的桥。如此多的桥梁之中，会有哪一架能让你铭心刻骨，终生难忘呢？假如出租车师傅没有在那一刻不经意地说这么一句“南京长江大桥”，我还能不能渡过生命中最重要的这座桥梁呢？
多年后，父亲跟我讲，算命的先生跟他说过——你儿子的桥还没断。为了给我救命，父亲四处找人借债。刚开始，乡亲们、同事们，也都会展现一下他们的慈善之心，会给我父亲三十五十、一百两百，但随着我在医院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躲着他，视他为瘟神。每敲开一户紧闭的大门时，父亲总会迫不及待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儿子不会死的，我儿子的桥还没断。
父亲越来越执拗，越来越倔强，许多人都劝他放弃，劝他不要再这样抱幻想，可父亲从来没有忘记我对他的郑重承诺——爸，没事，死不了。父亲后来跟我说，我上出租车之前的这句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与信心。他说，我相信我儿子的命没那么脆弱。
我简直有些后怕起来——父亲不知道，我那只是随口一说而已啊。
7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一张窄小的床上。我的两只手臂分别插上了一根粗大的皮管，皮管内浑浊的血液正在奔流，循环往复。我左手边靠近头部的位置有一台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仪器，仪器的顶部有两只转盘，像是两架巨大的水车，正嗡嗡作响，从我身体里抽取的血液冲击着水车的叶轮。随着水车的转动，血液如获得解放了一般，相互碰撞，翻滚欢畅，激起白色的浪花。
是的，血液的白色的浪花。仪器上，两只透明的塑料袋子里，灌满了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恶性白细胞。就是这些细胞，险些要了我的小命。
进行白细胞清除术——这是抢救我生命的第一步。为了表述准确，我专门查询了资料，有关文献中对白细胞清除术是这样描述的：通过放置在静脉中的导管从手臂上抽取血液，然后将血液放入离心机中。离心机旋转，并根据血液的重量和密度将其分离成各种成分。血液可以分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通常情况下，白细胞被清除，其余的细胞和血浆通过另一根导管回到身体内。
这样的仪器在安徽医大附院那座高大但略显破旧的住院大楼里我是没有见过的。后来，我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又做过两次类似的手术。负责这个手术的医生姓常，大家都喊他常主任。2012年我应邀回医院出席全国白血病峰会，晚宴上，又见过一次常主任，相隔九年之后，我不再躺着，而是站着。常主任还能一眼认出我，我也一眼能认出他来。我刚住进医院时，常主任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像是一位兄长。
过南京长江大桥醒来一会儿之后，我陷入重度昏迷达四五个小时。住进医院等待做白细胞清除术的过程中，我已经高烧到42℃，浑身上下几乎一点就着，所有的退烧药物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假如没有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我可能就在一场滚烫的高烧中结束这短暂潦草的一生。我将与许多死去的人不一样——我死去的时候，不是浑身冰冷，而是全身滚烫。
2011年，有一部叫《最爱》的电影特别感人，其中有一幅画面我至今记忆尤深，女主人公琴琴为了给高烧不退的男主人公得意降体温，把自己浸泡在冷水缸里，然后用自己冰凉的身体紧紧地抱着得意。
那只是电影。为了给我降这该死的体温，小叔和三叔在我的身上放满了冰块，一袋袋冰块占据了我的脑袋、颈部、腋窝和大腿内侧，我的身上“吱吱”地冒着热气。许多年后，小叔曾跟我说：“你那时已经快不行了。我和三叔轮流用毛巾给你擦拭，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擦，一边不断地掉眼泪。”小叔在跟我描述这样的场景时，他忍不住再次掉下眼泪来。
生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也许上天并不想那么早收回我的性命，我终于挺了过来，我终于等到了白细胞清除术。在那张窄小的病床上醒来时，我看见小叔、三叔、大弟弟齐刷刷地站在我的周围，他们脸上仿佛刚刚流过滚烫的泪。
我住的是12号病床。病房的干净与整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护士站里的医生与护士忙碌而有序，走廊宽敞大气，走廊上方的指示灯不断闪烁，喇叭里不停地奏响那首单调却略显俏皮的音乐，地面铺的是一层光亮的淡绿色的油漆，看不见一点点的垃圾。小叔将我带到病房里时，我跟小叔开玩笑说：“你们医院的环境比起这个，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生命正垂危，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病入膏肓，也不知道即将进行的治疗将要花掉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费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单纯与幼稚是多么的可笑，而又多么可爱啊。就在所有人为我急得要命时，我竟然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甚至为自己能住进条件这么好的医院而暗地里感到兴奋不已。
病房里一共三张病床，13号是一名胖胖的、个头比我高的高中生，14号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们俩都比我早些住院。
14床很明显是一名资深的病人了，后来他教过我很多自我保护的常识，比如每次大便后要用高锰酸钾洗屁股，坐在盆里的时间不能低于三分钟；发烧时不能吹风着凉，一定要用被子紧裹着，捂出一身汗来；他还教我学会看血象、肝功能，以及一些生化指标。
但更多的时候，14床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也很少说话。他教我那些时，声音也很小，小到只需一阵微风便可以吹散。刚开始，下午探视的时间里，偶尔有一个长相不错，身材也不错的女人给他送些吃的，等我住进去大概两周后，这个女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名年纪更大些的女人。我后来知道，年纪大些的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14床已经有过好几次化疗了，他一直在等合适的骨髓。可是后来，他并没有等到。假如他在天有灵，他应该会为我感到庆幸，他教了我那么多抵抗病魔的法宝，在那间病房里，在那些没日没夜的吃药、挂水、化疗中，我们曾一起并肩作战，与死神搏斗，如今我完成了他没能完成的事业——活着。是的，活着，这是我一生伟大的事业。也是他，以及所有的白血病患者们共同的梦想。
住进医院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某个下午，我正午睡，突然感觉像下起了一阵小雨，凉丝丝的雨水落在我的脸上，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13床那高大的、胖胖的小病友，正手持一支注射器，不断朝着病房里喷射，一会喷到天花板上，一会喷到墙壁上，一会喷到我的床上。
我有些不高兴，责怪地说：“你这是干吗？还让不让人睡觉？”
“你都快要死了，还怕没时间睡觉？”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才快要死了呢！”
“大家都快要死了！哈哈，大家都快要死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乌鸦嘴？白鸦嘴！到这里的，都是白血病，你还能活着回去？”
“咣”的一声，我仿佛被迎头重重地敲了一棒。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我才明白小叔跟我说的“慢粒就是一种病”，我才晓得主治医生唐晓文说的“慢粒急淋变晚期二阶”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自己在那一刻掉入了一个无底洞，身体不断下坠。我又仿佛看到自己如一缕青烟，缓缓上升，直至天堂。
8
“你告诉我，大概要多少钱？”
“哎呀，苏敏真棒啊，你们瞧，你们瞧，肚子一天比一天小啦。”唐晓文（后来，我喊她姐姐。）像没听到我讲话一般，以她习惯性的微笑和惊讶，对我说，也对着跟在她身边那些穿白大褂的年轻的医生说，“你真是奇迹啊，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告诉我，到底要多少钱？”我对她的微笑报以冷漠。
“真的太神奇了耶。”
“多少钱？”
“你看，小了很多啊。”姐姐用手摸着我脾脏的位置。
“我想知道需要多少钱？”
“不会要多少钱啦，”姐姐继续微笑，她笑起来，脸上会有酒窝，“也就二三十万吧。”
我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这个数字，那时，我和老婆两个人的月工资收入加起来大概是两千不到的样子，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两万块钱左右。按照这样计算，我大概需要十到十五年，才能赚回这笔治病的钱。
2003年，我们乡村教师并没有缴纳医保，只有城里的老师才享受医保待遇，我的医保是直到2005年才缴上的。我常跟自己开玩笑说，如果坚持两年再生这个病，我的家人也不会受这么多罪，不会欠下这么多的债。我那时竟没有责怪过单位为什么没有给我缴纳医保，也许那时我并不知道，给职工缴纳医保是学校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吧。当然，我们所有的乡下老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能怎样呢？
脑子里转了这么一圈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但没想到的是，后来的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假如当初姐姐认真地跟我说，要五六十万，我想我一定会坚持自己最初的那个念头——放弃治疗，从医院的五楼一跃而下。
我高高隆起的腹部的确像姐姐说的那样一天天变小。刚住进12号病床时，姐姐拿着一支圆珠笔在我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圈。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圈啊。姐姐跟我说：“加油，我要看着你的肚子一天天变小啊！”
或许是年轻，也或许是对药物的敏感反应，我硕大坚硬的腹部一天天变小，变软起来。那个神奇的圈圈，也在我的肚子上一天天变小。姐姐告诉我，腹部超声显示，我肿大的脾脏已经基本恢复原状了。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苏敏，你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一连几天查房，姐姐都这样冲我微笑。
我举起拳头，以胜利的微笑作为回复。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样的笑容背后，有多少辛酸与痛苦呢？
比如吃药：
在病房里，每顿都要吃一大把药物。有胶囊、有片剂；有圆形的、椭圆形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我将这些药物或者放在一个瓶盖里，或者直接放在手掌中，仰起脖子，张开嘴，将药物倒进去，喝一大口水，然后“咕咚”一下吞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喉咙原来具有如此强大的吞咽功能，那一大把的药物在狭窄的喉咙里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只需一口水就足以将它们送至我的胃囊。许多年过去，我吃药的功夫依旧保持得很好，有时候连水都不需要，可以直接干咽。
在《我不是药神》中，有一种叫作“格列宁”的天价抗癌药物，其实它真正的名称是“格列卫”。我曾吃过两盒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我当年吃的时候，这药就已经是两万多一盒了，折合下来，一颗要两百多元，最多时我一天要吃六颗。
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恶心、呕吐是家常便饭了。想吃，却又吃不得；强忍着吃下去，食物在胃里待不了三分钟，就又全部翻腾上来。胃里吐空了，就吐黄色的胆汁，吐得人肝肠寸断。只有等胃里平静下来，再试着吃药。有时，我刚将“格列卫”吞下去，马上便会反胃，剧烈地呕吐。吐在垃圾桶里的药物，那可是钱啊，一颗两百多，两颗就是四五百，怎么舍得呢？我从垃圾袋里将它们一颗颗捡起来，用开水冲洗一下，等到胃里的反应小点时，再强行吞下去。等再吞咽下去时，我将嘴巴闭得死死的，不敢打开，生怕它再从胃里面跑出来。
比如打针与挂水：
血管开始罢工，两只手的手背已经全部被插烂了，留置针插进去用不了三天就堵塞了起来。血管被化疗药物损伤，受到刺激后，变得无比脆弱起来，我的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办法，医生开的药水还得挂，护士便只能从我的小手臂上插管。可是到后来，手臂上的血管也变得硬邦邦的，摸上去如同一根根细铁丝，针也插不进去了。
其实，远不止在静脉或肌肉上注射了。骨穿刺与腰穿刺手术，就得在骨头上打洞。骨穿手术一般会在两个部位来做，一处是胸骨上，另一处是髋骨上。胸骨的危险系数大一些，不小心会将针头穿刺到肺部或者心脏等内脏，所以多半会安排在髋骨上进行。腰穿则只能是安排在腰椎骨上了。骨穿刺与腰穿刺的共同点就是都得先打麻药，然后用一根粗大的钢针在骨头上打洞。你能清楚地听到你的骨头在钢针的威逼利诱之下，一点点丧失自己的领地和尊严——骨头原来竟是如此的脆弱啊。随着姐姐的钢针在骨头上一点点地开凿，骨头渐渐被打开一个小洞。
骨穿刺手术会从开启的洞内抽取一定的骨髓液，抽出来的骨髓液会被送到化验室，通过检测看其中恶性细胞的变化情况。而腰穿刺手术则是要向骨髓内注射某种药物。腰穿刺我前后做了六次，注入的药物通过脊柱运输至我的脑部，避免癌细胞占据我的大脑司令部。如果不做腰穿刺手术，就无法阻止癌细胞向脑部扩散的风险。一旦癌细胞转入脑部，那就是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了。
骨穿刺手术后，只要穿刺的部位不出血，便可以自由活动，但是腰穿刺则不行，必须至少卧床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里，不能抬头，更不能起身。吃饭倒是可以忍一下，如果内急，那只能在病床上解决了。所以，在做腰穿刺手术时，必须提前上洗手间，而且尿壶是必须准备好的。
再比如各类检查：
抽血是最频繁的，每天早上天还蒙蒙亮，我们还没有醒来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就推着小车悄悄地走进病房来。
护士轻轻地在耳边唤我：“喂，苏敏，该抽血了。”
“哦，”我醒了过来，“几管？”
“今天就血常规和肝功能，两管呢。”
一般的情况下，每天得抽上两三管血，隔三五天就得抽上七八管甚至更多的血。
借着蒙蒙的床头灯光，我跟护士说：“天哪，这样抽下去，我快成骷髅了。”
护士微微一笑，轻声地说：“不会的。”
9
一天早上，我无意间摸了一下头，发现好像有什么掉落下来，仔细一看，摸过头的手上全都是细碎的毛发。我再转身看枕头和床单，发现也全是这样的毛发。我几乎傻眼了，差点就要喊了出来：天哪，我掉头发了。
住院的那天晚上，小叔从医生那里找来一把推剪，给我剃了个光头。小叔在他的医院里负责神经外科，主要就在脑袋上做手术。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剃过光头了。我那一头早生的华发不止一次让我自卑过，让我在女孩子们面前缺少一份自信。可如今，这花白的头发，竟然如雪落一般，哗哗地往下掉。
姐姐跟我说，因为化疗药物的作用，掉头发属正常现象，以后还会长出来的。我曾一度以为姐姐又是在善意地骗我。放疗和化疗后，我的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后来甚至连眉毛和胡须都掉光了。从净化舱里出来大概一个月左右，我无意间从镜子里发现，我光溜溜的脑袋上，已经生出了不少毛茸茸的头发。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冲着窗外的妻子和母亲大声喊道：“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我来到窗前，将头伸给窗外的妻子和母亲看。
头发、指甲、胡须，还有皮肤，全都长出新的来，我像一条蛇一样，蜕了整整一层皮。它们的新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表明弟弟的骨髓已经在我的体内生根发芽了。
除了掉头发，拉肚子或者便秘也是轮番上阵，折磨得人难以忍受。在净化舱里，我几乎一天要上二十几次洗手间，经过微波炉加热得烂熟的食物吃下去，也就是到胃囊、小肠、大肠一游而已，几乎不做停留。我几乎能闻到自己拉出来的东西，仍有食物的味道，我吃下去的那些胡萝卜、白菜、土豆，它们几乎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拉肚子让人乏力发软，而便秘则让人无比烦躁与恐慌。刚住进医院时，化疗药物的副作用还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激素，我的食欲变得特别好，属于特能吃的那种，我几乎每顿能吃一大盘食物，鱼肉蛋虾，蔬菜水果，来者不拒。但是纵然这样吃，却怎么也不解手。肚子摸上去像铁一般坚硬。最久时，我超过一个星期没上过厕所。这么多的食物究竟是吃到哪里去了？都是和体内的那些恶性细胞做斗争去了吗？
我坐在马桶上，憋了半天，才挤出黄豆那么大的一粒屎来。最开始，用开塞露还能管些用，过了几天，开塞露也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无奈之下，医生只好给我灌肠。我侧卧在病床上，病床上方挂着一袋肥皂水，护士将一根粗大的管子插进我的肛门（护士真是天使啊，我自己都恶心的事情她们连眼都不眨一下，毫不犹豫地就干上了）。在重力的作用下，一大袋肥皂水灌进我的大肠之中。
这下，终于有了便意，我急匆匆地冲向马桶，十几分钟下来，拉出来的排泄物快有满满一马桶了。由于大便干涩，坚硬，马桶被堵得死死的。
这些其实我还都能克服。真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隔三岔五传来的呼天抢地的号啕大哭。一个可能前两天还一起在走廊上散步的病友，突然之间便没了，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被盖上白色的床单拉了出去。第一次遇到有人死去时，我刚好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说实话，我从未这样近距离地接近死亡，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过一个熟悉的面孔离我而去。我开始变得恐惧和不安起来，怎么也不敢睡觉，闭上眼便是许多的僵尸、厉鬼，他们獠牙利齿，恐怖阴森。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克服这样的恐惧心理。妻子晚间来探视，安抚我，让我不要害怕。可是人在那种场合下，怎样才能不让自己恐惧呢？我浑身战栗、发抖，精神简直要崩溃了。
我跟妻子说：“我想……”
“想什么……”妻子一脸疑惑。
“我想你，我想要，想要和你做爱！”
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照顾我，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身体上的疲劳，让妻子也变得瘦弱不堪，她剪掉了长发，颧骨突起，面色憔悴，发黄，几乎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了。白色的灯光之下，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来。我生病后，她好久没有这样好看过了。
生病之后，我和妻子之间好久没有肌肤之亲了，我的意识里甚至早忘记了夫妻之间的性事。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我每天都在与药物为伴，都是在想着怎么弄到救命的钱，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想男女之间的事。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人如此虚弱，体力如此差的情况下，我竟然有了要与妻子做爱的冲动。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冲动和想法。也许，在每天都与死神擦肩的巨大压力下，唯有做一次爱才能缓解我心头的焦虑，我的不安、我的绝望与我的恐惧吧。
10
肚子上的圈圈一天比一天小，各项指标也一天比一天好。离移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弟弟苏肖戒了烟，为了加强锻炼，他每天早晨到公园里跟一个老人打太极拳。他的体内，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最优质最健康的骨髓与干细胞。
我的治疗方案总体来讲便是化疗、放疗、骨髓移植。化疗是利用化学药物杀死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和促进肿瘤细胞的分化，简单来说就是吃和挂各种不同的抗癌药物。放疗指的是用各种不同的能量射线照射肿瘤，以抑制和杀灭癌细胞，主要是利用放射线如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α、β、γ射线等。放疗与化疗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可以达到增强化疗的治疗效果。
根据姐姐的治疗方案，化疗达到缓解效果后，便安排我进行放疗。放疗之后立马安排住进净化舱（也就是无菌病房，但在医院里，大家都叫净化舱）。那时，我多么盼望自己能早日住进净化舱啊。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我在电视上看到英雄杨利伟从一个金属容器里平安地走了出来。这个高科技的金属容器便是返回舱。我一直觉得我即将要入住的净化舱大致就应该长成返回舱这般模样，它能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重新带回人间，走向新生与希望。
在杨利伟返回地球后两天（也可能是三天），我被安排进行了插管手术，也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时描述的那次插管。但由于胖护士将管子插错了地方，我不得不推迟了一周才进行骨髓与干细胞移植。
在这一周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仅姐姐给我拔掉管子的那一天，我就花了两万元，主要的治疗是防止出血和感染。除了西药，姐姐还给我开了一种非常难吃的中药“三七粉”，用开水冲过之后，“三七粉”呈糊状，特别难以下咽。一周之后，我的体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四十五公斤长到了四十七点五公斤，整整增加了五斤。这样一来，上海瑞金医院给我做的那块遮挡肺部的铅块便小了一圈。就是这小了一圈的铅块没能将我的肺部遮挡严实，间接地导致了后期我的肺部出现了间质性肺炎感染。
在上海做放疗手术之前，弟弟给我买了一碗小米粥、一个包子。他随口说：“好贵，小米粥十元一碗，包子要两块一个。”天哪，那可是十七年前，我简直不敢相信，立马责怪弟弟起来，说他不知道心疼钱。
那时，父亲已经将家中的几间土房子卖掉了，一共换回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可以让我在净化舱里待上十天左右。在净化舱里，不吃药不打针，一天的开销大概需要五百元。住进净化舱前，父亲已经将家里但凡能变卖的东西都变成了钱，更是将但凡能借钱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借了个遍。
我的老师虞晓红，当时正担任学校的校长，在我生病之后，他迅速组织全校的师生给我捐款，接着又带领几个老师到其他学校给我募捐。那年给我捐款的，有同事，有我的学生，更有许多我不知道名字的老师和学生。虞老师一共给我募捐到了八万多元，另外，教育局也给了我两万元的大病救助款。这两笔钱，大大缓解了我经济上的困窘，为我能够继续活下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常说，我这条命是许多人一起救过来的，我这一辈子欠别人的太多太多。
弟弟在一旁低着头，没有吭声，任由我数落责怪。说归说，最后我还是将这碗小米粥和包子吃了下去。我知道，放疗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需要充足的体力与百倍的精神才能应战。许多年后，我因公事出差到上海，真正见识了魔都那不同凡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风光。不过，终归是过客，我对于上海的印象，大概也如那天吃到的那份早餐吧，精致，味道十足，但的确很贵很贵。
放疗室里，我脱光了衣服，露出嶙峋的骨头。按照医生的吩咐，我站到一台高大的机器前，我体内的山河将等待它的审视与检阅。医生按下按钮，机器开始启动，有轰鸣声发出，我身体里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骨头、每一寸肌肤、每一种器官与内脏，都被那看不见的射线穿透。
那个银灰色的铅块，静静地放在我胸前，看上去像极了一件先锋派雕塑艺术品。但它的确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我脆弱肺部的保护神。我曾教过化学，给学生教过元素周期表，铅的原子序数为82，因原子质量数很大、原子结构非常致密，所以能阻止射线的穿透，甚至可以将射线反弹回去。我深情地看了它一眼——我的肺部大概就长成这副模样吧。
在上海瑞金医院放疗时，小弟弟苏前江专程从湖北赶到了上海。这是我生病之后他第一次来看我。
黄浦江畔，永嘉路口，瑞金二路，197号，那一座座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那一张张灯光闪烁的霓虹招牌，那一辆辆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那一个个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人，无不展现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我戴着一个厚厚的口罩，静静地躺在推车上，几乎不能动弹，身上被一床白色的棉被裹得严严实实。
办好所有的手续后，弟弟说：“哥，我回去了。”说完，他便头也不回，转身而去——他急着回去给我筹救命的钱。在这之前，他已经将他全部的积蓄悉数交给医院，又找人借了一些。十月的上海街头，已有阵阵凉意，风掀起弟弟油腻的长发，舞动起他单薄的衣衫。躺在推车上，我默默地目送着转身而去的弟弟，他那高大而瘦弱的身影越来越矮，越来越小，直至缩成一团小黑点，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
多年后，我曾无数次想起那个场景，想起那个悲壮而伤感的黄昏。血一样的夕阳，从林立的高楼间照射过来；血一样的黄浦江水，呜咽着咆哮着滚滚而去。谁说这不是一次上海滩边上演的生离死别呢？
许多年后，小弟弟跟我说起那天在上海见我的事情，他说，在上海的街头，他突然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死了，他就会去流浪。
生活不是剧本，但在很多时候，它远比剧本的情节还要曲折、离奇、荒诞、惊心和令人难以捉摸。一帆风顺，对于我来讲，或许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祝福罢了。幸运的是，当死神扼住我的脖子时，命运之神眷顾了我，也放过了我的弟弟一马。
11
浴池里放满了消毒水，味道闻起来有些刺鼻，但与“大蒜素”的气味比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至今仿佛还能嗅到那种刺鼻而难闻的大蒜气味。
每天清晨醒来，或者是午睡后，我都会按照护士的吩咐，小心翼翼地将体温计放在舌头底下。我一边含着这硬邦邦的温度计，一边默默地祈祷着体温计里那条细小的水银线条缩短，再缩短一点。我每次都用手机掐着时间，三分钟，一秒钟不多，一秒钟不少，时间一到，便将体温计从舌头底下取出来，再轻轻地递给值班的护士。护士也轻轻地接了过去，迎着光亮，放在眼前。那时，我总盼着，拿开体温计后，她对我报以最灿烂的微笑，然后兴奋地告诉我：36.5℃。
可是，她每次都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水银线似乎早已忘记了退回去的本领，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停留在37.3℃，有时候是37.5℃。姐姐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抗生素和抗真菌感染的药物，这其中包括那些漂洋过海而来的昂贵的进口药物。后来，姐姐建议我试试“大蒜素”。
大蒜居然也可以做药物？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莫非姐姐要以大蒜来“死马当活马医”？
大蒜素是由大蒜提取物制成的，学名二烯丙基硫代亚磺酸酯。从外观看起来，大蒜素与普通的药水并没什么两样。可当第一滴大蒜素进入我脆弱的血管时，我就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药物，一种剧烈的火烧火燎的刺痛，让我的手背、手臂都发麻起来。针口处虫啮一般疼痛，我差一点儿便拔掉了手上的输液管。没一会儿工夫，病房里充满了浓郁的大蒜味儿，熏得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沿着输液管，这些大蒜提取物，正一滴滴以万马奔腾之势奔涌向我密集交错的血管，直至进入我的骨髓。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看到了护士脸上欣慰的笑容，也终于听到了她说出了那个期待已久的数字——36.5℃。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属于大蒜素的功劳，但我相信，大蒜素这种普通而又神奇的药物没有让我失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细菌与真菌歼灭战中，它横刀立马，纵横驰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大蒜素比起来，消毒药水的味道好多了。从上海瑞金医院放疗回到苏州，我便要入住净化舱。住进净化舱之前，每一名患者都要经过反复地消毒，避免将外部的细菌带进舱内。
弟弟和小舅子一起给我的脖子缠上一层又一层的保鲜膜，主要是为了防止药水浸泡后渗透到插管的地方。在消毒液中，我泡了将近三十分钟，然后换上病号服，进到2号舱。
进到舱里时，我才知道，我之前想象中的舱和现实完全不一样，它其实也就是一间房子，只不过房子里的净化等级是100级，而且与外界存在一定的气压差。我前后一共在舱里住了五十多天，仅这一笔费用就花了将近三万元。
进入净化舱前，需要经过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病人几乎都虚弱到了极点。按照姐姐的说法，当我体内的白细胞降到100以下，甚至0时，才有可能将领土让给即将输入我体内的弟弟的骨髓与干细胞。某种意义上讲，我从此不再是我，我的体内流淌的将是弟弟的血液。假如我的那些已变质腐朽、成为恶性的细胞依旧占据着不肯退出江湖，而是与输进来的骨髓液干一仗，甚至将对手杀得片甲不留，那这样的胜利则意味着骨髓移植的彻底失败。
我的血液其实不想就这样草率退下阵去。后来，我真的出现了急性排异反应和慢性排异反应。骨髓移植后，姐姐每天都会来病房看我，我的口腔、眼底，身上的每一处肌肤的变化，任何的蛛丝马迹她都绝不放过。大概在移植后的第五天，姐姐例行来到净化舱查房时，在我的后背上，她发现了一个小红点。
姐姐告诉我，排异反应是一把双刃剑。出现排异反应，则表明弟弟的骨髓液和干细胞已经在我体内生根了。但是，这些骨髓液来到一个与弟弟体内并不一样的环境里，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如果它不能战胜我体内的那些残兵败将，我生命倒计时便宣告开始。
为了抑制住急性排异反应，我用了两支昂贵的药物。医院为了让我节省开支，同意我直接从药材供应商处拿药。但即使如此，一支抗排异的药物也要一万九千八百元。
姐姐知道我的家底，想方设法给我节省开支。在净化舱里钱不够时，姐姐在医院里为我组织了一次捐款。除此之外，姐姐还将其他病人用不完的药统一收集起来给我用。在净化舱里，几乎所有的药物都是按照体重来确定剂量的，少了不行，但是多了对身体的损伤也会很大。由于缺钱，我用的好几种药物都是靠姐姐这样东拼西凑起来的。
我常想，我今天能活着，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这其中可能还有那些没有等到匹配的骨髓的，没能熬过急性排异的，或者是重度感染的早已化作一缕青烟的病友。
12
我以切身的经历真正领悟了“瘦骨嶙峋”这个词语。在舱里，我最瘦的时候只有八十斤，用手摸过去，胸骨、锁骨、肋骨、髋骨、大腿骨，全是骨头，骨骼分明，一块块，清晰、凸出，仿佛随时要从皮肤底下揭竿而起。断了那一口微弱的气息，便是一具骷髅了。躺在床上，如果不将头露出来，你几乎看不到被子里竟然还有一个人。稍坐一会儿工夫，我就感觉屁股生疼；躺久了，得不断变换姿势，否则也是浑身疼痛。
我想起了保尔——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
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活着，总是需要有一些信念的。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撑，我可能会像很多病友一样，最终都没能从净化舱里走出来。舱里的病友们都和我一样，吃什么吐什么，吃什么拉什么。这还不说，在肉体遭受病魔无情折磨的同时，大家在精神上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死亡的魔爪就隐藏在床沿，在天花板上，在门缝里，在马桶上，在墙角里，在灯管中，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为了让患者能够自由活动，医院给我们使用的都是加长的输液管，它的长度足足可以从病床上方的输液架延伸到舱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脖子上的这根管子，连接着五路加长的输液管，它们是我血管的延伸，是我重生的关键部位，它们已经成为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每天带着它们起床，吃药，吃饭，挂水，睡觉和做噩梦。
我在多年后常会回忆起那个场景：
清晨，日光灯悉数醒来，可它们似乎并不太愿意这么早醒来，看上去仍有些睡意蒙眬的样子。我掀开被子，带着我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床。床边，有一小块空地，它让我想起了学校的操场。站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我像重新回到那个遥远的乡村学校一样，我开始在那里原地踏步慢跑。
十分钟左右的慢跑结束后，我会回到床上休息大概十分钟，接着再下床，再次来到那块空地上。这时，耳边仿佛响起了广播体操的喇叭声。我开始做广播体操，我一边做一边模仿着喇叭里的那个男声大喊：“现在开始做第七套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做完广播体操，我再次回到床上，吃早餐。然后，拿出笔和本子，开始写诗歌，写感谢信。在舱里，我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天使的模样》，一首是《无怨无悔，付出所有》。《天使的模样》被一个护士发现了，她拿去张贴在医院的走廊里。诗歌贴出后，我一夜之间成了医院里的“名人”，家属们都知道有一个叫苏敏的病人创作了一首诗歌。《无怨无悔，付出所有》则由小弟弟苏前江谱了曲。曲子写好后，弟弟在电话里给我演奏了这首曲子，他的学生演唱，他弹奏钢琴。那悲壮的歌声和琴声从遥远的鄂州伴着滚滚的长江之水滔滔而来。我一边听，眼泪一边“哗哗哗”地往下掉。
生病后，我哭过两次。一次是骨髓移植前一天，父亲、二叔、妻子和刚满七个月的女儿从老家赶到苏州，到医院时，已经是傍晚了。
父亲手里捧着一个杯子，在那有些刺眼的灯光下，他依旧显得异常平静，目光更是那样的坚定。此时的父亲，头发似乎更加苍白，个子似乎比以前更矮，脸上的皱纹也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二叔拿起通话的听筒，语重心长地安慰我，鼓励我，让我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父亲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等到二叔将话筒交给他时，他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的杯子，把话筒紧紧地凑在耳边和嘴边。透过玻璃，我分明看到此时的父亲，手微微颤抖，浑浊的眸子里淌出几颗晶莹的泪滴来。父亲的嘴翕动了一下，听筒这头，我听到了父亲颤抖着而又是那样浑厚的声音：
“孩子，不要怕，你看……一切……都……会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你是……我的……花……朵。”
“嗯……”
此时的我早已忘了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人。虽然在这之前，医生曾经跟我的父亲说过，我活下来的概率不到30%，但我却从父亲的眼里看不出半丝的担忧。望着窗外刚满五十，头发差不多已经全白的父亲，那个曾经在我看来老实无能、懦弱怕事的父亲，奄奄一息的我突然间没有了那股对病魔和死亡的恐惧。我使劲地朝窗外点了点头。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26号上午九点三十分，从弟弟身上采下来的鲜红的骨髓液被护士捧了进来。护士小心翼翼地将它挂在床头的架子上，并朝我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望着那一滴滴救命的骨髓液缓缓地注入我几近虚脱的身体，我的眼泪就像老家那口老井的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淌。亲人啊，你们无私真诚的爱，必将感动上苍。我也要更加顽强地同病魔斗争，早日回到你们的身旁。
当晚的探视，除了捐献骨髓还在卧床休息的弟弟苏肖没有来，父亲、妻子都满面春风地站在窗外，还有尚不能清楚地喊我一声爸爸的七个月大的女儿，她趴在窗台上，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那厚厚的玻璃，好奇地看着我。
那晚的父亲，脸色红润，几分醉意漾在他那瘦弱和饱经风霜的脸上。他大概喝了点劣质的白酒。父亲因严重的肝病戒掉了那唯一的嗜好，在这之前，纵使有再大的喜事，他也未曾沾过一滴带酒精的东西。可我想象得出，在苏州的某个街道上，某个昏暗的路灯下，某张窄小的餐桌旁，我的父亲，他旁若无人地，举着酒瓶，仰着脖子喝酒的模样。或许，这在旁人看来是一种可以嗤之以鼻的姿势，可我觉得那时的父亲，一定是兴奋的，一定是激动的，也一定是五味杂陈的。然而，父亲并没有醉，甚至神志异常清晰——我从未见过如此般模样的父亲。他拿起话筒，轻轻地说：
“孩子，你是我的花朵。”
然后，他沉默而深情地看着我。那一刻，从那双浑浊的眼里，我读到了一个父亲最伟大、最质朴的爱子深情。
妻子还带着初三的班主任和数学，也为了节省开支，在我移植后的第二天，父亲、二叔和妻子一起，在依依不舍甚至有些像生离死别的分手后，搭车回了老家。临走时，父亲给我打来电话：
“孩子，我先回去了，子一（女儿的名字，后来改叫家卉），叫爸爸！”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甜甜的稚嫩的声音——这些天里，我极力地控制着我那并不发达的泪腺，抑制着我那并不丰富的情感。可是这一刻，却再也顾及不了正在给我看病的医生和护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我在《孩子，你是我的花朵》里写到了生病后我的第一次哭泣。当电话筒里传来弟弟的钢琴声和他的学生们的合唱时，我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这是第二次了。
过了一段时间，弟弟将这首曲子刻成光盘，从鄂州寄到了苏州。收到光盘后，妻子将这些光盘赠送给了科室的吴主任、姐姐、护士长等人，他们都说，这是他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许多年后，父亲将这首曲子工整地誊写了下来，放置在他的琴谱里，他隔段时间便会用他的二胡演奏这首曲子。在父亲心中，这大概是一首最伟大、最珍贵，而且独一无二的曲子吧——作词者是他的大儿子，作曲者是他的小儿子，而让他的大儿子继续活下来的，是他的二儿子。
在净化舱里，我的各项血象指标都很低，白细胞接近0（正常值4000—10000），血小板也就三四十（正常值100—300），身体极度虚弱，抵抗力极其低下。为了防止出血，我不能吃任何带骨头或刺的东西，硬一点也不行。所有带进净化舱的东西都要消毒，每天的饭菜都要经过微波炉转上几分钟消毒。那时，我的牙龈、口腔黏膜、食道、胃、大肠、小肠、肛门，都脆弱得如一层薄纸，一不小心便可能破了，一旦破了便会引起感染。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划个口子、破个皮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一个移植的病人来讲，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特别是如果因为食物中有硬的东西而导致肠内出血，那足以要人性命。
当时并不觉得，现在想起来，在净化舱里的每时每刻，我其实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那只隐藏的魔爪随时都可能伸出来，将我拉去见地底下的阎王和那一大群已经死了的白血病友。
由于长期用药，加之一直不能刷牙，我舌头上的舌苔丛生密布，像是植了一层厚厚的绒线。我甚至能从镜子里看到舌头上已经有《敕勒歌》里的景象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我的舌头啊，见牛羊。
两名女护工轮流照顾我。其中一位年轻的女护工对我的照顾尤为仔细和周到。每次给我清理口腔时，她总是微笑地对我说：“张嘴，啊——”
我学着她的样子“啊——”地张开了嘴巴。她取出两支棉签，蘸上漱口的药水，小心翼翼地给我清理牙齿和舌头。她离我那么近，几乎快要贴着我的脸了。我半靠在床头，半张着嘴，静静地看着她，淡蓝色的口罩后面，她五官匀称，甜美的笑容是那么的好看。
随后，她用手中的棉签轻轻地按压着我的舌头，让我的舌头不能动弹，让我流出满嘴的口水来。
我出院后，这位年轻的女护工还提着一篮水果到出租屋里看过我。可惜的是，我早已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么多年也一直没能联系上她。写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有些遗憾起来，我至少应该对她说一声谢谢吧，如果当着面说那是最好的了。假如不能，她若是能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那也行啊。
13
五十多天后，我执意要出舱。一是我自己感觉良好，各项指标也接近正常；二是这个舱太费钱了，仅住宿费用一天就是五百多元，相当于当时一间五星级酒店的价格。但现在想，假如那时能在舱里再多待一个星期的话，我后面出现肺部感染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出院并不代表脱离了生命危险，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还远远没有到来。家暂时是回不去的，那时家中的老房子也已经贱卖给了邻居，算是无家可归了。隔天我就要到医院去做一次检查，每周要到门诊复查一次，必须要留在苏州的出租屋里再待一段时间了。
出租屋的位置就在苏州大学本部西门右侧的一个自建小区里，距离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大约十分钟左右的路程。街道两旁是一间间商铺，理发店、早餐店、干洗店、药店等，高大的法国梧桐，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让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充满活力。
我曾在出租屋里给妻子做过一顿生日宴。妻子比我大一岁，腊月初七生日。那天一早，我摸黑起了床，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口罩，蹑手蹑脚地穿过庭院，来到厨房里，洗菜，切菜，炒菜，忙活了快两个小时。在平时，我是很喜欢烧菜的，也烧得出一两桌酒席来。不过，到苏州治病后，我要么在医院，要么便在去医院的路上，回到出租屋也是关在房间里，从来没有下过厨房，过的真正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厨房的陌生让我闹出了一个笑话，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我错把味精当盐放了，而妻子是不吃味精的。妻子那天强忍着吃了我给她做的生日宴。等我心满意足地躺下后，她跑去洗手间全给吐了出来。
2004年4月，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那时我的肺部出现间质性肺炎感染。据统计，这种感染对于骨髓移植的病人，致死率竟高达95%。鬼门关前，我逃过了急淋变晚期，逃过了那次插错血管，逃过了急性排异期，但是我可能逃不过这次肺部感染了。
一条狭长幽暗的通道里，一名护工推着我，轮椅的轮子摩擦地面，发出“吱吱”的响声，护工的拖鞋踩在地面上，“嗒嗒嗒”作响，这声响在狭长的通道里回荡，久久不能散去。我穿着从房东家衣柜里翻出来的一件黄单袄，那种军用的服装。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军用的衣服可以用来抵挡一些邪祟的侵袭。未经房东同意，弟弟将这件黄单袄翻了出来，穿在了我的身上。
会诊的是一名胸外科的医生，他举起我的胸片，对着灯光看了看，放了下来，接着又举了起来对着光，然后再放下。
“还有多少天？”
“一个月左右。”
“确定？”
“最多不会超过四十天。”
“好，我知道了。”
“不过，可以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看，需要做一个肺穿刺。”
“不用了，谢谢。”
“那个……”
“咣”的一声，护工推我出门。那关门的声音在通道里回荡，像是在时光的隧道里送我最后一程。
那天下午，等我回到病房里，姐姐丢下她手头的工作，来到我的床边，陪我聊了好久。
“你别放弃啊，我有85%的把握救你。”
“可是我没有了子弹。”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我死了，我想让女儿喊你干妈，可以吗？”
我决定放弃治疗了（我并不知道，那时我的感染已经开始好转了）。我对妻子说，我不想死在外边，我要回去看一眼女儿。女儿那时刚满一岁。
在出租屋里，经过一段生不如死的恐慌和绝望之后，我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我曾在《我要活着》里这样写：
我打电话给角膜捐献机构，我说，我是一名白血病患者，我的角膜可以捐献吗？我的角膜捐献有人要吗？我还想继续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还要看着我的女儿不断长大……
我拿起毛笔，其实我已经虚弱得连拿毛笔都有些吃力。4月的阳光，透过出租房的玻璃窗，温暖而又明亮。我平静而悲凉，几乎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量，给我刚满一岁的女儿写信。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或许我根本不配做父亲；但是，前世的缘分，我拥有了我的女儿，尽管她还不能清楚地喊我一声爸爸。我就要走了，我不能像别的父亲，给她一个完整的家，给她美好而快乐的童年。这些书信权当是我留给她的遗物。多年后，如果有一天，她站在长满野草的坟茔前，偶尔想起我时，脑海里或许飘过一个身影……
2020年，因公事出差苏州，我专门去了一趟出租屋。那里的一切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当初那个在此绝望的人，如今正在故地重游，感慨地回忆那些绝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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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上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2004年4月14日，小叔找了一个朋友开车将我接回老家。车子启动的一刹那，我并没有太多伤感，反而有一丝兴奋和激动。从2003年9月11日离开老家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七个多月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我的女儿学会了走路和说话，我家中的老房子换了主人，我的学校换了校长。
老家已无法回去，学校里人多担心感染，在此情况下，小姑父接纳了我。小姑父家离学校三四里路，两层简易建筑的房子，紧挨着马路，屋后是青山，门前是一条河流。我在姑父家住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先后出现过几次危险，120急救车来了几次。
骨髓移植满五周年即为医学意义上的康复。从2003年10月26日骨髓移植后，我就一直期盼着2008年10月25日这一天的到来。我能否坚持到这一天，将决定我是否能够获得医学意义上的康复，获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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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口枯井附近，每当黎明来临时，会有一只鸟儿在清晨的阳光下沐浴，并唱着美妙动听的歌。每当歌声响起时，太阳神就会停下他的战车，静静地聆听这动听的歌声。这时，世界上仿佛就只有这只鸟儿的存在了。每当这只鸟儿知道自己要接近死亡时，它都会用芬芳的树枝来筑巢，然后在火焰中燃烧。当它快燃尽的时候，会有一只新生的鸟儿从火焰中飞出。新生的鸟儿会用没药树的汁液涂在死前那只鸟儿的身上，然后和它一起飞向太阳之城。这便是希腊神话中的不死鸟。
不死鸟，在我们的文化里，被称为凤凰。“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读师范时，我曾大声地背诵过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被凤凰的重生深深地震撼过。
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在，但灵魂如果离开身体太久，就会死亡。朱熹在《招魂》题下注释道：“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魄，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想想，我这些年的经历，过往，绝处逢生时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或许是一次招魂与重生的过程吧。
她双手合十，仰望上天。她不是佛教徒，也不信那些有名有姓的神。但她为自己创立了一尊，每当她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的时候，她祈祷这尊神，期待着神理解她的苦心，原谅她的暴行，不要把更大的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这样默默地祈祷了一阵之后，她的心灵渐渐平息了。她觉得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这是《血玲珑》里对主人公卜绣文的精彩描写片段。为了拯救一个如一瓣露珠般清澈的稚嫩生命——她的女儿早早，她铤而走险，实施了“血玲珑”计划。经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发展，最终医生用新生婴儿晚晚的脐血给患罕见血液病的早早成功地做了骨髓移植手术。如果没有爱，就没有这么揪心的故事，也就没有这个故事完美的结局。
记得史铁生曾说过，死亡将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活着，仅仅是不甘心而已。我那时还那么年轻，我是真的不想死啊。这种不想死的信念，为我艰难地战胜病魔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生病后，我历经过几次死神的威胁，也算是看透了人间百态与世态炎凉。我侥幸地活了下来。也许，活着本就是一件侥幸的事情，而一个白血病人的活着，那更是如履薄冰、百倍艰辛了。
许多人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我其实并不乞求要有多少后福，只要能平安健康地活着就好。在活着的同时，再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才对得起给我骨髓的弟弟，才对得起跟着我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的家人——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每一朵鲜花，都有它的一只蝴蝶。每一只小鸟，都有它的一片蓝天。每一名白血病患者，也一定会有重生的那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