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者

一大早去参加一位同事的葬礼。他英年早逝，丢下年轻的妻儿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令我痛心不已。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沿着小城转了一大圈，敲锣打鼓，号角齐鸣，好不热闹。送到墓地安葬后，我们往回赶时依旧悲伤难平。但因早晨起得太早，人已十分疲倦，坐在车里哈欠连天，实在困得不行。

回到办公室，我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开折叠床，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想要利用中午这短暂的休息时间眯一会儿。可就当我迷迷糊糊正要睡着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嘀嗒嘀嗒”一阵彩铃声。我的睡眠素来很浅，铃声让我顿时变得睡意全无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一看，是一个叫“吴非”的加我微信——“苏老师，您好，我是姚岭村吴非。”

姚岭村是我的老家，这个叫吴非的是我二十年前教书时的学生。看到这条信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有某件事情需要我帮忙。这些年，因为平时喜欢舞文弄墨，总有些或熟或不太熟的人找上门来托我办事。他们在加我微信之后，一般都是先从头到脚将我恭维一番，然后再找个机会把话题一转，让我给他写点什么。他要写的东西往往五花八门，起诉状、申请书、演讲稿、宣传稿、买卖合同、方案策划书，或是一篇散文等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竟然还有人找我帮他编写求领导办事的短信的。

老实说，我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似乎从未拒绝过别人这样的请求。我甚至还会因为在帮助别人解决了某个问题之后得到一句不需要花钱的“谢谢”，或者“你真厉害”之类的话语，而扬扬得意、沾沾自喜过。某段时间里，我曾一度沉迷于这样“盛赞”的虚荣之中，有一些飘飘然起来，让我觉得我的存在的意义又多了一些。

我琢磨着，这吴非大概也是想要找我给他写点什么，或者咨询点什么吧。就在今天中午吃饭时，我还给另一个曾经的学生回复了一条短信。他在微信里说，上次让我给他们写的歌词修改了一个地方，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的这位学生，在老家的县城里算是个远近闻名的知名人士，他经营着一家网站，定期组织一帮人开展一些公益慈善活动，相当有人气。大概两个月前，他找人写了一首歌词，发来问我的意见。见是自己的学生，我也便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那首歌词存在的问题。微信里，我的话音刚落，学生立马便接过去说：“老师，我也和您的想法一样，但我说不出来。我这些年带着一帮人从事公益事业，这回想好好地总结一下，然后就想着要写一首歌，您要不费点心思给学生写一首？”话说到这份儿上，我是想推辞也不能推辞了。只是跟他说，可以，但不要署我的名字就好。

不要署我的名字，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更别跟人家提这件事情……老家一带托我办事的，我一般都会加上这么一句。这些年，我一直在沿海的一座城市打拼，在这座异乡的城市里，我花了十来年的时间，从陌生到熟悉，从形单影只到开始有了一些朋友，从默默无闻到在当地获得不少的荣誉，变得小有名气，慢慢地与这座城市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甚至隔段时间便会出现在当地的一些媒体上。可是，我还是担心现在的我被暴露出来。我想尽量不让老家那边的人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或许，任何一个外出打拼的人，内心里都可能会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情结。刘邦在《大风歌》里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项羽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我每次从外地赶回老家，总有不少朋友、同事电话微信相邀，或是一起喝茶，或是一起吃饭喝酒。别人托我办事我都不善于拒绝，请我吃饭喝酒，更是难以推辞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他们常常会提到老家的某某在哪里发了大财，某某在哪里当了大官。言谈举止间，他们既有无比的羡慕，也有自己这辈子平淡的遗憾与孤陋的牢骚。实话说，我在某些时候也想过，假如能够成为他们口中那些发了大财或是当了大官的人，或身价千万亿万，或谋得高官厚禄，我是不是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十几年前，突然的变故，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因生活所迫，我不得也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安安稳稳地待在老家某所乡村中学做一名可以有着双休、可以有着寒暑假的教师工作——我急需赚钱。

在还没有正式外出打工前，我已经在尝试寻找一些赚钱的途径了。我曾摆过地摊、送过牛奶、开过小店。那时，我还住在一个小镇上，每天天没亮便踩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将两筐鲜牛奶挨家挨户给送上门去。等我将牛奶送到订奶户家时，他们往往都还没起床。我轻手轻脚地把牛奶放进他们家门口的牛奶箱里，再顺手将昨天的空瓶子收回来。小镇的街道只铺了一层石子，被过往的车辆压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屁股下的自行车踩得有些费劲。等到往回走时，后座筐里的牛奶全变成了空奶瓶子，车子变得轻巧了许多。随着车子的颠簸，筐子里的奶瓶像是刚被赎身回来，得到了解放，蹦蹦跳跳地碰撞，发出咣当咣当清脆的响声。我要告诉你的是，在那些晨曦的微光里，在那清脆的玻璃瓶撞击声中，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艰辛与快乐。

这样的艰辛与快乐，在我重新回到学校开一家日杂百货小卖部时，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那时，我大病初愈，也可以说尚未痊愈吧，我每天仍需吃药，隔三岔五还得挂水，身子依旧虚弱得很。但尽管这样，我每个周末都要赶到县城去进货。运输货物的车子到不了校园，我不得不用那辆送过牛奶的自行车将一箱箱货物从马路口搬回来。一箱货物，轻的十几斤，重的有几十斤。几趟下来，人几乎累得虚脱了。

每个周日的下午，是学生们返校的时间，也是他们身上零花钱最多的时候，自然也是我杂货店生意最好的黄金时间了。零食、饮料、毛巾、脸盆、牙膏、牙刷、护肤霜、卫生巾、笔记本等等，前来买东西的孩子们络绎不绝，我需要从下午一直忙到晚上，有时累得几乎伸不直腰来。等到晚上的熄灯铃响起，不再有孩子前来买东西，我再关起门来打扫整理，方才有一点喘息的空闲。可我并不急着睡觉，我坐在桌子前面，拉出柜台装钱的抽屉，一张张地清点当天接到的人民币，五块的、十块的、二十块的、五十块的，偶尔也有一百块的，当然更多的是一块的硬币。我喜欢将弄皱了的钱币整理得整整齐齐，分面额叠好。除此之外，我还用透明胶带将一块的钢镚儿绑在一起，五十个一扎，一个下午差不多能收到八九扎这样的硬币，有时甚至更多。将这些散落在抽屉里叮当作响的硬币扎成一捆捆整整齐齐的硬币，实在是一件神奇而快乐的事情。我将扎好的硬币放在手掌上，掂了又掂，那种沉重与质地，常让我乐得合不拢嘴。

我曾经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站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在黑板上龙飞凤舞，或在孤灯下潜心编写教案、批改作业，这些都是我该去做的事情，是我的本职工作。在人们心目中，每一个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老师，想必应该都是这样的光辉而清贫的形象。可是，那时的我一头扎进了这条满是铜臭味的道路，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人民教师这一光荣的身份。我并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是嫉妒我赚钱的人多一些，还是瞧不起我的人更多一些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哪个才是真实的自我，而非那个隐匿着的人呢？

后来，小店无法继续经营下去。当然，即使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也无法利用它带来的收入去还清那笔治病欠下的债务。我不得不选择了外出。我的不少同乡、亲戚、朋友，常年出门在外，创业、务工，他们在春节期间差不多都以“达官显贵”的身份从四面八方回到故乡。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他们开着小车，穿着洋气，嘴里叼着中华烟，尽显富贵之态，尽是成功者之风采。我的表弟春节时便开回来了一辆奥迪，他出手大方，给我母亲发了一个大红包，还邀请我们几个老表在县城的酒店里大撮了一顿。

教师、送奶工、小杂货店店主，与周边的人比起来，我的身份显得有些复杂。身兼多职，我其实也不能准确地扮演好每一种身份与角色，特别是在这些角色转换时，我压根做不到那么自然流畅，不露痕迹，不留破绽。在我享受踩着自行车听到空牛奶瓶悦耳的脆响，关起门来将一枚枚硬币卷成一扎扎金箍棒的喜悦与兴奋的同时，我其实很害怕听到别人的闲言碎语与冷嘲热讽：“一个当老师的，竟然送牛奶，竟然卖杂货，竟然满脑子都是铜臭味！”他们的不屑、鄙夷，甚至是嘲讽，曾深深地伤害过我。可有什么办法呢？生活逼得你走投无路时，还有什么尊严可说？在县城里，我摆了一桌，席间，我拼命给校长敬酒，恳求他能容许我将小店开下去，喝得面红耳赤的校长终于松了口。那天晚上，我将自己喝得在卫生间里吐了一地。

——谁又不是呢？在那些沉重的生活压力面前，我们活得常常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吴非继续在微信里写道：苏老师，县里在做一个在外成功人士的调查，有一张表想让您填一下。您这些年在外创作丰硕，声名鹊起，屡获各类奖项，又在企业里任职高管，我们也想一起分享您的成功与喜悦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吴非的短信。但我必须要坦诚交代，我不愿意自己在外的消息被老家人知晓，最初的原因其实是，我在老家某个单位里还保留着在职编制的身份。我现在的工作并不稳定，随时都面临着失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业的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其实是一个隐匿者，当初我是以一种见不得光的方式外出求职谋生的。前些年，各地清理在编不在岗的消息频频登上新闻热搜。每当看到那样的消息时，我就不寒而栗，心惊胆战，担心自己哪天就被上了头条，成为众矢之的，然后不得不像个犯人般，被遣送回去，一切重新回到过去。不需要眯上眼睛，我就能想到那种狼狈与难堪，那种无奈与遗憾。如果这样，我还将失去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然最主要的是比老家更丰厚一些的工资收入。这世间，没有人是不爱钱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身上背着沉重负债的人。

不过，我越来越觉得我不需要在老家那边“扬名立万”了。何况我本身并不属于人们心目中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些年来，我大概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职业经理人、散文与诗歌写作者、萨克斯流浪乐手。这三种不同却在我身上有着某种联系的身份，是我这些年最真实的状态与写照。职业经理人，说起来似乎有些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它其实就是我用来谋生，用来养家糊口，用来赚钱还债的身份而已，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和那一点点所谓的管理经验，我先后在不同的企业里谋得一份差事，或替老板拎包，代写讲话稿，帮他讲不想讲的话，出现在他不想出现的场合，或狐假虎威替他们唱红脸，做挡箭牌，等等。

在履行这样的职责时，我常常保持一本正经与道貌岸然的样子，我借此来保证我在处理这些事或这些人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我会拿出一沓沓规章制度、一张张数据分析报表，或者是长达几页的调查报告，像审讯一名犯人那样，正义凛然、气势凌人。除了没有动用酷刑之外，我几乎用尽了企业管理的所有惯用伎俩。解决之后，我会有一阵短暂的快感，这种快感竟来自精神与肉体两个层面——一是，我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雄辩；二是，你瞧我又干了一件老板想干的事情。但这样的快感并不能持续多长时间，我很快便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我无法像职场上的其他职业经理人那样引以为荣，将这些经历作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去分享。我后来常常怀疑，那个口若悬河的人，那个伶牙俐齿的人，他不是我，而是另一个陌生的人。我知道，我使用过的这些招数、这些伎俩，总会在某一天连本带利地还回到我这里来，坐在我对面的就是那个我几乎不敢认识的另一个叫“苏敏”的人。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应该是一个心有戚戚的人，热情而孤独，敏感又脆弱，常会对这世间的不公与黑暗愤愤不平，常会对底层的弱者怀有悲悯与同情。可活在这个尘世中，我口是心非过，我装聋作哑过，我狐假虎威过，我表里不一过，唯有在我的那些文字里，那些长短句里，或者在我呜咽的萨克斯乐曲里，才可能找到那个真正的我自己。只有当我提起笔，敲击键盘，噼噼啪啪敲下一串文字时；或在脖子上挂起那只金灿灿的萨克斯，用上牙轻咬哨笛，用下唇紧贴芦苇哨片，吹出丹田之气时，我才发现这个才是叫“苏敏”的人。

那个戴着虚假面具的人，那个没有自己思想的人，那个顺着别人的意志而出卖自己灵魂与内心的人，他有的只是一具行走的肉体而已，它在某天，某段时间里，盗走了我的肉身，伪装起我的外形和神态，它甚至盗走了我某些时候的精气与魂魄，让那具肉体逼真，并无限接近真实。但是，我总会在某些时候清醒过来，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只是一个隐匿者而已。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深入地探究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各种道德、哲理问题。在小说里，深得市民尊崇与爱戴的牧师迪梅斯戴尔，在他深深隐匿了七年之后，准备与他的赫斯特·普林偷偷地远走高飞。就在临行的前一天，小镇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活动，欢呼的人群中，他突然看见赫斯特·普林带着他们的女儿站在镇中心的那个绞刑台上——一个通奸的女人，在这类公众活动中只配站在那种地方……突然，他向那个七年来为了他，为了他们的爱情，受尽了万般羞辱的女人走去，和她及他们的孩子站在了一起。他撕开自己神圣的衣襟，露出烙在他胸口上的那个红色的“A”字——那个表示通奸者的符号。他说：感谢引领我来到这儿的上帝。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因阶级统治、伦理与道德，或者因法律、乡规族约，总会在某些时候存在像迪梅斯戴尔这样不得不隐匿自己身份、隐藏某段过往的人，他们或东藏西躲，或隐姓埋名，以隐匿者的身份行走在这个世上。就每个人的成长来讲，总会因生活压力、人情面子、世俗偏见等因素，会将自己过往的某段经历、某段故事隐匿起来的情况存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隐匿者呢？

在我生病后，父亲和母亲在乡人的劝导下，打电话让我信奉某种宗教，信奉这种宗教需要我每天“忏悔”自己的过错与罪行。强烈的求生欲望已经让我慌不择路，我虔诚地朝着房子的某个角落跪下，心中默念自己过去所犯下的“过错”与“罪行”——我在上初中时因吃不饱而偷吃过学校食堂的剩饭，回家的路上因饥饿难耐拔过人家的萝卜与红薯，师范读书时我也顺手牵羊过别人的饭票。是的，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我犯下的这些“过错”与“罪行”几乎都与肚子和嘴巴有很大的关系。

但在实际生活中，勇于承认与承担自己的罪恶或过错，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承认与承担，也许会拯救你的灵魂，但也许将让你接受世俗的惩戒，甚至毁灭……

回到前面讲的职场上来。听从老板或领导的意愿，按他的指示与吩咐办事，这本身没有错，在单位里这叫执行力。但明知说的不对，明知这样做违反了常识、伦理、道德或者法律法规，却依然按照意愿与指示去执行，这想必是一种盲目的执行罢了，势必也会给社会、给集体，或者给员工带来不良的影响或者不利的后果。可如果就你听不听老板的话这个层面来讲，这些似乎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你只要大言不惭地说“好”，说“坚决执行”，说“老板英明”，你就能平安无事，你就能捞上一点好处，甚至会被委以重任。因为，只有当你说“老板英明”之后，老板才会觉得你是他的人，是老板的人，他自然就不会亏待你，晋职、加薪这样的好事情，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随之到来。如果你斗胆有不同意见，哪怕你的意见再怎样正确，接下来等你的，便是舞不清的长袖、数不尽的冷箭、穿不尽的小鞋了。这或许就是职场上的潜规则。

刚刚死去的这位同事，是我难得的一个朋友，在工作上，我们互相照顾，相互帮衬，算是难得的好兄弟。他在世时，见我有时心猿意马，没了职场上的那种状态，不想再做那名隐匿者时，他便会好言相劝：苏敏，跟老板过不去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当然知道他的良苦用心。同事见我并不为所动，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个商鞅进谏的故事。同事说：商鞅前后三次拜谒秦孝公，主要是谈论自己的治国理念。商鞅第一次谈的是帝道，说要通过君王个人的仁义道德来感化民众，商鞅侃侃而谈，秦孝公却听得很不耐烦。他第二次谈的是王道，说是要采用周王室治国的方法来理政，虽然这个方法让秦孝公感到有点意思，但这也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直到商鞅的第三次拜谒，才引起了秦孝公非常大的兴趣。当商鞅谈到“霸道”两个字时，秦孝公喜上眉梢，眼睛直发光，好几次移动坐垫，想要靠近商鞅。据说两人一连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见疲倦。我依旧记得同事声情并茂、意味深长的样子，完了他继续说道：我们有才能的人要像卖百货的商贩，能根据顾客的需要卖给他们喜欢的产品。

单从工作与收入的稳定来讲，这一点真的没错。哄得老板开心，不说一定能捞到多少好处，但至少不会吃眼前亏的。有一则寓言故事，是讲老狐狸给小狐狸传授生存术的。故事大致是这样，老狐狸对小狐狸说，当你们遇见兔子、山羊等比你弱小的动物时，对他们不必客气，坑蒙拐骗，连欺带诈，样子凶一点；要是遇见老虎、狮子等比你强大的动物时，一定要对它们微笑，阿谀奉承，把肚子里的好话全说出来，马屁拍得响一点。如果碰着真不吃这一套的，那就只有第三招——跑。老狐狸说，只要把这三招练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其中有一只小狐狸天真地说：我们不能诚实一点吗？老狐狸摸着小狐狸的头说，我们的祖先早就试过了，练好这一招比练好前面三招难一万倍。

——为了生存，人们不断地编织各种谎言，成为那个虚伪的人。这样的情形，在如今的官场、职场，可谓比比皆是。你看到那些油头粉面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其实往往都只是一副躯壳而已，他们当中有几个是真实的自己呢？我那位逝去的同事，他深谙这其中的道理，每逢公开场合，就大肆吹捧老板如何英明有方，如何运筹帷幄，如何高瞻远瞩。老板自然也常常是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

许多友人在微信里转小说家北村的一条朋友圈，大意是这样的：我劝至少五十岁以上的人，要开始尽可能地说真话，把该得罪的人都得罪光，这样剩下的都是真朋友了。五十知天命，天命是什么？不逐利、寻真理、说真话——我也常在思索，人到中年后，我们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做那个真实的，可能仍保持着犀利，甚至带些刺的人，还是去做那只圆滑老练的狐狸呢？

想起刚刚逝去的同事，他匆匆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他短暂的这一生里，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隐匿着的呢？每个人都只是尘世的匆匆过客。从今天起，他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丁点关系。如今，他正在高高的坟岗之上，厚厚的黄土之下，成了另一名真正的隐匿者。

想到这里，我拿起手机，在微信里给学生吴非留言道：谢谢，不用。打完字，我将手机搁在一边，继续戴上眼罩，遮住眼前的光亮。可一个中午都快要过去了，我怎么也无法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