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与比利进行了数百次会面和谈话并参加了相关会议,还访问了62位与比利有过接触的人,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尽管其中大部分人已在书中提及。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他们在本书撰写和调研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医疗部主任戴维·考尔(David Caul)医生;哈丁医院院长乔治·哈丁(George Harding)医生;科尼利亚·威尔伯(Cornelia Wilbur)博士;公共辩护律师加里·施韦卡特(Gary Schweickart)和朱迪·史蒂文森(Judy Stevenson);法律事务所律师阿伦·戈尔兹伯里(Alan Goldsberry)和史蒂文·汤普森(Steven Thompson);比利的母亲多萝西·摩尔(Dorothy Moore)和现在的继父戴尔·摩尔(Del Moore);比利的妹妹凯西·莫里森(Kathy Morrison)以及比利的好友玛丽(Mary)。

我还要感谢下列机构及工作人员: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哈丁医院(特别是公共关系处的艾莉·琼斯)、俄亥俄州立大学警卫队、俄亥俄州检察官办公室、哥伦布市警察局、兰开斯特市警察局。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受害者凯莉·德莱尔(Carrie Dryer,化名)和唐娜·韦斯特(Donna West,化名)小姐为我讲述了她们的感受,在此我深表敬意。感谢我的律师唐纳德·恩格尔(Donald Engel)先生,正是他的坚定信心和对我的支持,令我得以完成计划。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彼得·戈瑟尔斯(Peter Gethers),热心而敬业地帮助我整理了所有的资料。

尽管很多人都希望为我提供帮助,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与我交谈。因而,有必要在此对我的资料来源加以说明:

俄亥俄州费尔菲尔德心理健康医疗所的哈罗德·布朗(Harold T.Brown)医生曾经治疗过15岁的比利,他提供了当时的病历和记录;西南社区心理康复中心的多萝西·特纳(Dorothy Turner)医生和斯特拉·卡洛琳(Stella Karolin)医生是最早发现并治疗比利多重人格症的医生。比利还清楚地记得与他们交谈的情景,而这两位医生提供的材料和法庭证词,也记录了他们与其他心理医生和律师交谈的情况。

比利的养父(经法庭确认,但媒体称其为“继父”)卡尔莫·米利根(Chalmer Milligan),拒绝回答有关指控的问题,亦不同意我们披露他的故事。但是,在写给报刊的声明以及在公开采访中,他否认曾对比利进行“恐吓、虐待和鸡奸”。因此,本书有关卡尔莫的内容源自公开的审判文件、媒体报道以及其他来源,包括其亲人(女儿查拉、继女凯西、继子吉姆、前妻多萝西,以及威廉·米利根)和邻居的证词。

我的女儿希拉里(Hillary)和莱丝莉(Leslie),在我倾心研究资料的艰难日子里给予我帮助和谅解,在此表示感谢。我的妻子奥蕾亚(Aurea)帮助我听了几百小时的录音,并将其分门别类以方便我查找,若无她的鼓励和帮助,本书的出版至少要推迟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