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理论已逝？

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是国际关系几大主流理论的争论与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步伐缓慢，一些学者甚至质疑和批判国际关系的“主义化”，即不同研究和理论被归为几大流派，如戴维·莱克指出，主义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存在五大弊病，并随后得出“理论已逝”的论断。21总结而言，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的错位加剧。国际关系理论源发于对经验世界的总结与反思，并试图解释、引导和预测国家或集体的行为。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与残酷是古典现实主义聚焦于生存和国家安全的直接经验缘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强调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经验世界是抽象理论的根本基础，抽象理论原则上应与经验世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自然科学的经验对象保持相对稳定，而社会科学的经验对象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因此，自然科学相对容易或更加可能得出在较长时间内（甚至是永久）公认的真理，而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才能更加趋近真实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现实发生了快速变化，具体表现如：国际权力格局调整（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恐怖主义问题凸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等等。这些变化加剧了抽象理论与经验现实的错位，这种错位具体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现实而建立，面对上述新变化，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非西方崛起间的错位，必然使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下降。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22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与发展，23正是对这种错位的回应。在时间维度，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诞生于21世纪前，在其理论构建阶段，自然没有将新世纪以来的经验变化纳入考量之中。这些正是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衰落和亟须创新的根本原因。

其二是理论分野固化与话语束缚。国际关系理论几派并立与争辩的格局由来已久，且已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构建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范式。这一点从主流国际关系学教材的结构安排便可见一斑。这种用范式及其争辩定义学科的逻辑有本末倒置之嫌，“‘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误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24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打破这种固化的理论话语模式，成为一些学者的目标，如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中关于“超越‘吉尔平式’”IPE的论述，25国际关系学理论中较早关于“综合解释模式”的呼吁，26近期关于范式间融合的论述等。27这些研究致力于打破理论分野的藩篱，摆脱近百年来固化理论话语的束缚，其结果是推动了下文所述问题导向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其三是问题导向研究的兴盛与理论边界的模糊。在宏观理论式微的背景下，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问题导向的强化具体表现为问题领域、分析层次、研究地域以及制度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研究的问题领域拓展到了政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例如金融全球化、投资、贸易、环境、人权、经济安全、国际税收、民主、劳工、文化多样性、气候治理、艾滋病防治、全球健康、反腐败、武器控制、反恐怖、女性权利、知识产权、难民等。上述不同问题领域的研究普遍涉及国内、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如国际制度形成的国内政治过程和国内制度的国际传播，国家对不同国际规则的执行，以及国际层面不同问题领域的制度体系。研究地域和对象除了传统的核心区域欧美以外，其他边缘地区的国家、经济体或组织也得到广泛关注，如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国家、非洲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后殖民地国家等。28

问题导向国际制度研究的强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制度内涵的宽泛化与分歧，以及国际制度研究的去理论化，而这两大现象往往是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有力论据。国际制度内涵的宽泛化与分歧是指，问题导向的研究往往根据问题的需要，对国际制度进行定义，并因此导致国际制度的内涵不断拓宽，国际制度的定义出现诸多分歧。在相关研究中，国际制度的内涵广泛涉及国际机构、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国际规范、国际体制、认知共同体等。29国际制度研究的去理论化是指，问题导向的研究往往不在几大传统理论（即主义）的视角下展开，并因此导致其理论假设变得宽松，理论归属变得模糊。这正是戴维·莱克呼吁从大理论转向“中层理论”，并在具体问题领域和中层理论内进行小范围知识积累的理由和论据。30

其四，科学向往与人文现实的矛盾愈发突出。随着问题导向研究的兴盛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去主义化”，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方法转向，即推崇严格方法的研究快速发展。31例如，一些国际制度研究广泛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定序）概率回归、空间回归模型、截面分析、比例风险模型、事件史分析、博弈模型等不同方法。32方法导向研究的发展挤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空间，但却又不能替代理论应有的功能。严格的方法往往内含特定的关系逻辑，运用这些方法就默认了这些假设前提、操作程序和关系逻辑。这些严格的假设和既定的逻辑往往试图将复杂的经验世界简化，而国际关系本体的强主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简化的逻辑在很多场景下并不适用。故此，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科学向往与国际关系本体的特性并非完美契合，这就呼吁国际关系方法、理论和视角的多元化。

其五，分工细化与理论普遍性的分歧。上述理论分野、问题导向和方法转向都表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工更加细化，这既表现在学科间，也表现在学科内的不同研究方向，甚至表现在同一研究方向下的不同理论倾向、方法偏好或分析视角。传统的国际关系大理论具有很强的整体主义色彩，即将国际体系和国家分别视为不可分的单一整体。这种倾向被批判存在“整体主义失败”的问题——忽略了国际体系和国家内部的复杂构成，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缺乏解释力。33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细化发展。这种“实用主义转向”是有益的，其推动了国际关系基础知识和数据的积累，增加了国际关系学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34但是，这种转向也带来了问题，尤其是被称之为“还原主义赌局”(reductionist gamble)和“归纳主义幻想”（inductivist illusion）的问题。“还原主义赌局”是指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例和特性，忽视了宏观层面的规律和共性。35“归纳主义幻想”认为对真实世界的正确解释可通过微观数据和观察分析的不断累积而获得。36

国际关系理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使得主义无用论、理论终结论、学科衰落论等批评之声渐起。37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有待商榷，也不乏批评。例如，斯特凡诺·古齐诺（Stefano Guizzino）指出，此类论断忽视了不同类型的理论化——规范性理论化、元理论理论化、本体理论化、经验性理论化。正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式微的背景下，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呼吁和尝试更盛。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积极推动理论完善或创新，具体做法包括：从地区经验和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突破理论的空间局限，如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如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社会演化理论等）；38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拓宽学科边界，打破学科间藩篱，如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等；39借古鉴今，从历史中寻求理论的新基础，突破理论的时间局限，如“清华路径”下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等；40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寻求理论综合，既包括不同宏观理论间的融合，也包括特定宏观理论内的“范式合成”。41在上述理论创新路径中，本章第三节对国际关系理论回归的讨论正是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