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克利里一家的来信

邮局有一封克利里一家的来信。我将它与塔尔博特太太的杂志一齐装进背包里，出门解开了拴斯蒂奇的牵引绳。

当时，斯蒂奇正坐在拐角处打量着一只知更鸟，绳子拉得笔直，项圈勒在脖子里。斯蒂奇从来不叫，即便面对鸟雀也是如此。爸爸给它缝合脚掌伤口的时候，它连一声呜咽都没有。它只这么坐着，就像我们当初在门廊前发现它时那样，微微颤抖着，一只爪子支棱着，举到爸爸面前。塔尔博特太太说，作为看门狗，它很不称职。我却很高兴，不叫就不叫吧，罗斯蒂生前就叫个不停，你看下场如何。

我不得不将斯蒂奇从拐角处拉回来一些，这样牵引绳才能松弛一点儿，好让我解开。这费了我好大的气力，看来它真的挺喜欢那只知更鸟。“这说明春天快来了，不是吗，伙计？”我边说边试着用指甲解开绳结。绳结没解开，指甲反而齐根掰断了。得，回家又得被妈妈逼问了——“其他指甲有没有受伤？”

我那双手确实是一团糟。今年冬天，我手背上生出了一百多个灼痕，都是被我们家那台笨拙的柴炉弄的。手腕上方就有一个，由于那个位置反反复复被灼烧到，伤痕根本没机会愈合。炉子不够大，每次我将过长的木柴塞入炉子时，手上那个地方都会碰到炉子内壁。我那蠢哥哥不愿将木材锯成适当的长度。我一遍遍地要求他把木材锯短点儿，可他就是不听。

我还找过妈妈，让她跟哥哥讲别把木柴锯得那么长，她也不听。她从来都不批评大卫。在她看来，大卫不可能做错事，就因为他二十三岁了，还结了婚。

“他是故意的，”我跟她说，“他想让我烧死。”

“妄想症是十四岁女孩的第一大杀手。”妈妈说。她总是这么回复我，气得我简直想杀了她。“他不是故意的。你弄炉子的时候小心点儿不就完事了。”说话时，母亲一直牵着我的手，盯着那一大块无法愈合的灼痕，就像那是一颗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

“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炉子。”我将手拽了回来。我们的确需要更大的炉子。随着煤气账单的消失，爸爸关上了壁炉，用柴炉取而代之。炉子很小，因为妈妈不想让它占据客厅太多的空间，反正，咱们只有在晚上才会用上它。

看来炉子是不会换了。因为大伙儿都一心忙着修建愚蠢的暖房。或许今年春天会来得早些，我的手也就有机会愈合了。可我心里很清楚。去年冬天，雪直到六月中旬才融化，而现在才不过三月。斯蒂奇的知更鸟如果不飞回南方，肯定会连尾巴都冻僵。爸爸说去年不同寻常，今年天气会回归正常的。但他自己心里肯定也不信。不然，他修那暖房干吗？

我的手一松开牵引绳，斯蒂奇就又跑回到了拐角处乖巧地坐着，等着我啜完手指，再来给它松绑。“咱们得动作快点儿了，”我对它说，“不然妈妈又得生气。”本来，我还要去杂货店买些番茄种子的，可此刻太阳就快落山了，而我走回去至少要半小时。要是天黑后才到家，他们会让我立刻上床，晚饭都不给吃。那样，我就没机会读信了。再说了，就算今天去不成杂货铺，明天他们也会让我去的。这样我就不用修那愚蠢的暖房了。

有时，我真想把那玩意儿炸个底朝天。为了修那么个玩意儿，搞得锯屑和烂泥到处都是。大卫在炉子上切割塑料的时候落了一块儿到炉子上，熔掉之后臭气熏天。可面对这乱糟糟的一切，其他人似乎都视而不见。他们忙着谈论今年夏天能吃上自家种的西瓜、玉米和番茄该是多么妙不可言。

我不明白今年夏天跟去年夏天有什么不同。去年，长出来的蔬菜只有莴笋与番茄。莴笋只有我脱落的指甲那么长，番茄则硬得像石头。塔尔博特太太说是海拔的缘故，爸爸却说不是，罪魁祸首应该是去年特殊的天气和派克峰上看起来像是泥土的花岗岩粉末。他跑到杂货店后面的图书馆里，翻出了一本修建温室的自助指南书，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现在甚至连塔尔博特太太都为这个点子着迷不已。

前几天，我对着他们说：“妄想症是这个海拔上的人的第一大杀手。”可那群家伙都忙着锯木板、钉塑料板，没人搭理我。

斯蒂奇在我前面走着，想要奋力挣脱牵引绳的束缚。一过高速公路，我就将牵引绳解开了。它跑动的速度从没有罗斯蒂那么快，但无论如何，让它沿着路边跑也几乎不可能。好几次我用绳子拽着它，反被它拽到了路中央，留下一连串脚印，因此还被爸爸骂了一顿。于是，我沿着结冰路边往前走，而它则在路中央晃悠，每碰到坑洼处，还要停下来乱嗅一气。当它落后时，我吹吹口哨它就立马跟了上来。

我走得很快。天儿越来越冷了，而我只穿了件毛衣。我站在山坡顶上，对着斯蒂奇吹了声口哨。还有一英里[1]的路要赶。从我站着的地方，能看到派克峰。或许爸爸说得对，春天确实要来了。派克峰顶上几乎见不到半片积雪，火耕[2]的空地也不如去年秋天那般暗淡了，也许那里的树又长了回来。

去年的这个时候，整座派克峰都白雪皑皑。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个月爸爸、大卫和塔尔博特先生搭伴儿打猎去了，那段时间天天下雪，几乎过去了一个月他们才回来。他们回来之前，妈妈等得快疯了。她每天跑到路边张望，连雪深五英尺[3]的大雪天也不例外，雪地上她的脚印大得如同雪怪。她每次都带上罗斯蒂，尽管它不喜欢雪，就像斯蒂奇不喜欢天黑。她还会带上枪，有一回，她被树枝绊倒，跌在雪地里扭伤了脚踝。回到家时，她全身都冻僵了。我本想调侃一下，“妄想症是母亲的第一大杀手。”却被塔尔博特太太抢了话，她絮絮叨叨地嘀咕着什么下次再出去一定得带上我，什么一个人出去尽会出这种事儿之类的。我知道她其实是在含沙射影地说一个人去邮局的我，于是立马回嘴说我能照顾好自己。妈妈叫我不要对塔尔博特太太那样说话，还说塔尔博特太太说得对，下次我应该和她一起去。

没等伤愈，妈妈只用绷带胡乱缠了缠脚踝，第二天就又领上我们去路边等爸爸了。一路上，她一声不吭，只埋着头，一瘸一拐地在雪地里行走。直到抵达路边，才抬起头来。雪已经停了好一会儿，云也散开了，派克峰清晰可见。景色很好，铅灰色的天空下白雪皑皑的山上突兀地立着黑色的森林，像极了一张别致的黑白照片。大雪封盖了整座大山，沿山的高速公路几乎无迹可寻。

我们此刻本该是和克利里一家一起徒步旅行的。

那天回家后，我提起了这茬儿，“前年夏天，克利里一家压根儿就没来。”

妈妈摘下棉手套，站在炉子边，拍打着身上大块大块的积雪。“他们当然没来，琳恩。”她说。

我大衣上的雪落到炉子上咝咝作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他们本应该六月的第一周过来的。瑞克一毕业就过来。所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突然就决定不来了？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我不知道。”她边说边摘下帽子，甩了甩头发。她的刘海都湿透了。

“或许他们给你写了信，说他们计划有变，”塔尔博特太太说，“或许邮局弄丢了他们的信。”

“这不重要。”妈妈说。

“总觉得他们应该写过信之类的。”我说。

“都不重要了。”妈妈转身走过去将外套挂到厨房墙边上。关于克利里一家，她不愿再多说一个字。爸爸回来后，我也问过他克利里一家的事儿，可他忙着跟大伙讲打猎的事儿，没工夫理我。

不见斯蒂奇的踪影，我又吹响口哨，并开始往回走去找它。它还在山坡下，鼻子埋在什么东西里面。“快点儿。”我喊道。它转过身来，我才明白它为什么不动——它被脚下的电线缠住了。它的腿上缠满电缆，像是有时被牵引带缠住那样，越是想挣脱，缠得越紧。

它在路的正中央，而我站在路边，试图想出一个办法走到它身边又不留下脚印。山坡上的公路冻得严严实实，但山脚下的雪正在融化，雪水在路上形成了流淌的水流。我伸出脚去，踩在泥里，帆布鞋马上陷进去了半英尺。我马上退了回来，用手抹掉了鞋子前的泥印，又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我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爸爸对脚印的态度近乎疯狂，就像妈妈时时刻刻盯着我的手一样。更糟糕的是，我天黑后单独在外只会让他更加生气。如果不能准时回家，他可能以后再也不让我去邮局了。

电线缠绕上了斯蒂奇的脖子，勒得它几近窒息，从不乱叫的斯蒂奇此时也急得低吼起来。“好吧，”我说，“我来救你了。”我奋力一跃，跳到路面上的一条雪河中，然后蹚着水向着斯蒂奇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确认，看雪水是否冲刷掉了身后我留下的脚印。

我像拆线轴一般把斯蒂奇身上的电线拆掉，扔到路边。那些电线在路旁的杆子上晃悠着，伺机在斯蒂奇下次从这里路过时再将它缠住。

“你这条傻狗，”我说，“赶紧跑起来吧。”说完，我自己先冲到路边，然后蹬着湿透的鞋子往山上跑去。斯蒂奇才跑了五步，就又停了下来，在一棵树边闻了起来。“快点儿，”我喊道，“天都快黑了。快黑了！”

它像一颗炮弹般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转瞬间已经跑到半山腰去了。斯蒂奇害怕天黑。我知道，从来没有狗狗害怕天黑这一说。但斯蒂奇是真的怕。若在平时，我会跟它说：“妄想症是狗狗的第一大杀手。”可此时，我只想让它跑快点儿，赶在我的脚冻僵之前到家。我也跑了起来，我俩同时翻过山坡，到达了山脚下。

斯蒂奇在塔尔博特家门前的车道前停了下来。我们家离这儿不过几百英尺远，在小山丘的另一头，房子四面环山，被掩得严严实实，十分幽深隐蔽。站在塔尔博特这边的山顶上甚至都看不见我家柴炉冒出的烟。穿过塔尔博特家的院子和院子后面的一片林子，有条直通我家后门的小路，可我现在不走那条路了。“天要黑了，斯蒂奇。”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便开始跑了起来。斯蒂奇紧跟其后。

我们到达自家车道时，派克峰已被西斜的阳光映成金粉色。斯蒂奇在门前的云杉旁撒欢儿地尿尿，我不去拽它，它可能还会尿上百来次。这棵云杉原本很是高大，去年夏天，爸爸和大卫把它砍了，倒下的树将车道与马路完全截断。树是砍了，残留的树干上却布满了尖刺。如往常一样，我进门的时候又在同样的位置划到了手，棒极了。

我回头确认了一下我俩没在路上留下任何印记（除了斯蒂奇总会留下尿作为标记——其他狗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迅速找到我们。这也是斯蒂奇当初找到我家门前的原因，它闻到了罗斯蒂留下的味道），随后立马一头钻进了山丘之中。不是只有斯蒂奇会在天黑后紧张。再说了，我的脚此时也开始痛起来。今天晚上，斯蒂奇确实有些疑神疑鬼的，我们快到家时，它竟然没有跑起来。

大卫在屋外搬木柴，我只消瞄一眼就知道，那些木柴都砍得长短不一。“踩着点到家，是吧？”大卫说，“取到番茄籽了吗？”

“没有，”我答道，“但是我给你带了另一样东西。我给大伙儿都带了东西。”

我进了家门。爸爸正在往客厅地板上铺塑料垫毯，塔尔博特太太正握住毯子的一端，妈妈站在旁边，手上抬着折叠桌子，在等他们铺好垫毯，好将桌子放在火炉前开始晚餐。听到我进门的声音，一个抬头的人都没有。我解下背包，从里面掏出塔尔博特太太的杂志，还有那封信。

“邮局里有封我们的信，”我说，“来自克利里一家。”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你在哪里发现的？”爸爸问。

“邮局的地上，跟好多广告邮件混在一起。我当时正在找塔尔博特太太的杂志。”

妈妈将折叠桌子靠沙发放着，在沙发上坐下。塔尔博特太太面无表情。

“克利里一家是咱们家最好的朋友，”我说，“在伊利诺伊州最好的朋友。前年夏天，他们本该来拜访我们，我们都计划好了要去登派克峰的。”

大卫“砰”的一声关上门。他看着呆坐在沙发上的妈妈，和拿着塑料毯如雕塑般站在那儿的爸爸和塔尔博特太太，问道：“咋啦？”

“琳恩说她今天发现了封克利里一家的来信。”爸爸答道。

大卫将木柴扔进柴炉，其中的一根滚到地毯上，停在了妈妈的脚边。两人都没有弯下腰去捡它。

“要我给大家念念吗？”我边说边盯着塔尔博特太太，她的杂志还在我手上。见她没反应，我打开信封，抽出信。

“亲爱的珍妮丝、托德还有所有人，”我读了起来，“你们在壮丽的西部一切可好？我们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们了，尽管我们可能没办法如希望的那么早到达。卡拉和大卫最近怎么样？还有那个小宝宝。我等不及想见见小大卫了。他会走路了吗？我猜珍妮丝奶奶肯定高兴坏了，连马裤都穿不上了吧？你们这些西部人现在还穿马裤吗？还是都穿上了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了？”

大卫在壁炉边站着，双肘撑在壁炉台上，头埋在臂弯里。

“很抱歉没有提前写信，但最近我们一直在忙活瑞克毕业的事儿。我本以为我们会比这封信先到科罗拉多，但现在看来计划会有些小小的变化。瑞克铁了心要去参军，理查德和我苦心劝说到脸色都发青了，但我想情况只是变得更糟了。我们甚至没办法让他等到科罗拉多之行结束后再去参军。他说我们会在一路上试图劝他放弃的。这点他说得没错。我就是对他放心不下。那可是军队啊！瑞克说我总是过分担心，这点他说的也没错，但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他可怎么办？”

妈妈弯下腰，捡起大卫丢下的那根柴火，放在身边的沙发上。

“如果你们这些住在‘金色西部’的居民不介意的话，我们打算等到六月第一周之后再来科罗拉多，等瑞克处理完入伍的基本事务后出发。这样安排可以吗？请一定写信回复我们。很抱歉在最后时刻改变行程，不过换个角度看：这样你们就多出来一个月时间为攀登派克峰做准备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但我肯定是乐意多准备一个月的。”

塔尔博特太太丢下了她那一头的塑料毯，这次虽没落在炉子上，但离得很近，炉火烫得毯子边缘卷曲起来。爸爸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根本没有要弯腰捡起来的意思。

“姑娘们都好吗？索尼娅像野草一样长得飞快。今年，她开始参加田径运动了，带回家一大堆奖牌和脏兮兮、臭烘烘的袜子。你真该看看她的膝盖！上面满是伤，我差点儿没带她去看医生。她只说是练跨栏的时候刮到了栏杆上，连教练都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可我总是不放心。那些伤口怎么也不见好转。你家琳恩和梅丽莎有碰上类似的问题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总是操心太多了。索尼娅和瑞克都没事。六月第一周到来前，什么坏事儿都不会发生，到了那时咱们就能见面了。爱你们的克利里一家。再问一句：派克峰以前有人摔下来过吗？”

大伙儿都一声不吭。我折起信纸，塞回信封里。

“我当时真该给他们回信，”妈妈说，“我真该在信里叫他们立刻就来科罗拉多。这样，他们或许真就来了。”

“这样，我们那天就会登上派克峰顶，眼睁睁地看着一切都被炸掉，咱们也会跟着命丧黄泉。”大卫抬起头来大笑着说，笑声让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他们没来，咱们应该庆幸才对。”

“庆幸？”妈妈的手揉着牛仔裤腿，“那天卡拉带着梅丽莎和宝宝去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咱是不是更该庆幸啊？没那么多张吃饭的嘴了。”她的手像是要在牛仔裤上揉出个洞来，“那些暴徒枪杀了塔尔博特先生，咱们是不是也该庆幸？”

“不，”爸爸开腔了，“但我们应该庆幸暴徒没有把我们都杀了；庆幸他们只抢走了罐装食物，没抢走种子；庆幸大火没蔓延到这里来。我们应该庆幸……”

“庆幸我们还能收发邮件？”大卫问，“是不是这个也值得庆幸？”说完，他摔门而去。

“当时没有收到他们的来信，我本该打电话问问或者做点儿什么。”妈妈说。

爸爸眼睛依然盯着那烫卷起来的塑料毯一角，一言不发。我把信递给他，“信要收起来还是怎么着？”

“我觉得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将信揉作一团，丢进炉子，再将炉子门砰地关上。他动作很快，丝毫没有烧到手。“琳恩，过来帮我修暖房。”

屋外一团漆黑，温度越来越低，我脚上的球鞋变得冷硬。爸爸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将塑料薄膜铺贴到木框上，我用U形钉每隔两英寸[4]将薄膜绕在木框钉上。钉完了一个木框后，我问爸爸能否进屋换双靴子。

“你在邮局取到了番茄种子吗？”他像压根儿没听见我说话似的问道，“还是你忙着找信，忘了取？”

“信不是我刻意去找的，”我说，“我只是恰巧发现了而已。我还以为读到这封信，了解到克利里一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会很高兴呢。”

爸爸将塑料膜扯过另一根木框，由于用力过度，薄膜上泛起了褶子。“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说。

他把手电筒递给我，从我手中夺过钉枪。“你想让我说出来？”他说，“想让我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好吧，我就跟你说说。我猜测他们离芝加哥够近，核弹爆炸时他们的身体即刻蒸发了。若真是这样，他们也算是走运的了。芝加哥与咱们这儿不同，没那么多山，所以但凡没有即刻蒸发，那他们不是死于熊熊烈火、闪光灼伤，就是死于辐射造成的病变，再不然就是死在暴徒的枪下了。”

“也有可能是自家人的枪下。”

“也有可能。”他将钉枪抵在木框上，按下扳机，“至于前年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有个自己的猜想。”他说着将钉枪往下移了两英寸，又往木头里钉入一颗钉子。“我觉得不是俄国佬先动的手，也不是美国人。我觉得是躲在暗处的某个恐怖组织搞的鬼，甚至可能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我认为他们发射核弹时，根本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们定是对世界的样子太过不满，在委屈、愤怒与恐惧中，用核弹回敬了世界。”他将钉子一直钉到木框底部，然后直起身子，在另一边从上往下重新开始，“琳恩，你觉得我这个猜想怎么样？”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回道，“我是在找塔尔博特太太的杂志时无意间发现信的。”

他转过身来，钉枪直指着我，“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恶行让全世界都遭了殃，他们要为之负责。无论其本意如何，恶果必须由他们承担。”

“如果他们活下来了的话，”我说，“如果他们没有死在谁的枪下的话。”

“我不能再让你去邮局了，”他说，“太危险。”

“那塔尔博特太太的杂志怎么办？”

“回屋检查下炉子里的火。”他说。

我回到了屋里。大卫也回来了，正站在壁炉旁，盯着墙看。妈妈已经在炉子前支起了折叠桌子和几张折叠椅子。塔尔博特太太在厨房切土豆，她那泪如雨下的样子让人还以为她是在切洋葱。

炉火差点儿就灭透了。我赶紧塞了几个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揉成的纸团进去引火。火苗蹿了出来，是夺目的蓝绿色。我又往纸团上扔了几颗松果、几根木柴。其中一颗松果滚到一边，躺在炉灰里。我伸手去抓，结果手被炉子门烫到。

又烫到了同一个地方。棒极了。本已结痂的地方又烫起了个水泡，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当然啦，妈妈当时正站在一旁，手捧着一锅土豆汤，目睹了这一切。她将土豆汤放上炉子，旋即抓起我的手，像抓到了犯罪证据似的。她啥也没说，只站着，握着我的手，眨巴着眼睛。

“这是刚烫伤的，”我辩护道，“刚烫伤的。”

她拿指尖触碰着旧痂的边缘，小心翼翼得像是怕感染什么病毒。

“不过是烫伤罢了！”我猛地抽回手，抱起蠢大卫劈得凌乱的柴火，塞进炉子，边塞边吼，“不过是烫伤，不是辐射后遗症！”

“琳恩，你知道父亲去哪儿了吗？”她像是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问。

“他在后院门廊上，”我没好气地答，“修他那愚蠢的暖房。”

“他不在那儿，”妈妈说，“他把斯蒂奇也带走了。”

“他不能带走斯蒂奇，”我说，“斯蒂奇怕黑。”妈妈一声不吭。“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黑吗？”

“是的，”她走到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知道外面有多黑。”

我从壁炉旁的衣钩上取下派克大衣就要往门外冲。

大卫抓住我的双臂，“你要去哪儿？”

我从他手中挣脱出来，“去找斯蒂奇，它怕黑。”

“外面太黑了，”他说，“你会迷路的。”

“那又怎样？总比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强。”说完，我摔门而去，门重重地砸到了大卫的手。

我还没跑到柴堆，就又被他抓住了，这次他用的是另一只手。刚刚摔门那一下要是砸到他两只手就好了。

“放开我，”我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找些其他人一起生活。”

“根本没有什么其他人了！看在耶稣的分儿上，去年冬天，我们都走到南方公园了，一个人都没有。连暴徒都没有。再说了，你要真碰上了他们怎么办？啊？碰上那些杀死了塔尔博特先生的暴徒，你该怎么办？”

“碰上了又如何？无非就是开枪打我，我又不是没被人开枪打过。”

“你这是疯了，你知道吧？”他说，“没来由地带回来这么一封信，然后对着每个人肆意开火。”

“开火？”我气疯了，感觉随时要哭出来，“开火！那去年夏天怎么说？去年夏天是谁对着谁开火？”

“你不应该走那条小路的，”他说，“爸爸说过，不准走那条小路。”

“于是你就对着我开枪？于是你就杀了罗斯蒂？”

大卫抓着我胳膊的手越捏越紧，像是要将它折成两段。“那些暴徒们也有条狗。我们在塔尔博特先生的尸体边上发现了狗的足迹。那天你从小路里钻出来，我们又听到罗斯蒂的叫声，就把你当成了那帮暴徒。”他盯着我，“妈说得对。妄想症的确是第一大杀手。去年夏天，我们都有点儿疯了。其实不止去年夏天，我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处在将疯还未疯的边缘。而此时，你又给大伙儿演了这么一出，带回来那封信，让大伙儿又想起发生过的一切，想起每一位失去的亲人……”他松开了我的胳膊，盯着自己的手，像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差点儿折断我的胳膊。

“我早说了，我是在找杂志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那封信的。我还以为大家会很高兴读到那封信。”

“当然，”他说，“你当然这么以为。”

他回屋了。我在屋子外面又待了很久，等爸爸和斯蒂奇。等到我进屋的时候，甚至没人抬起头来。妈妈还站在窗户边，从她的头上看出去能看见天上的一颗星星。塔尔博特太太不哭了，正在往桌子上摆餐具。妈妈端上汤锅，我们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正吃着，爸爸回来了。

斯蒂奇跟在他的脚边。他手上拿满了杂志。“很抱歉，塔尔博特太太。”他说，“如果你愿意，我会把它们放在地下室里，这样你就可以每次叫琳恩下去拿一本上来读了。”

“没关系，”她说，“反正我也不太想读它们了。”

爸爸将杂志放在沙发上，在折叠桌边坐了下来。妈妈给他舀了碗汤。“我把种子拿回来了，”他说，“番茄种子被水泡了，玉米和笋瓜的种子还能用。”

他转过头，看着我，“琳恩，邮局的门我用木板封起来了，”他说，“你能理解的，对吧？我不能再让你去邮局了，太危险。”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说，“就是不小心发现的嘛，在找杂志的时候。”

“炉火要灭了。”爸爸说。

罗斯蒂死后一个多月，他们哪儿也不准我去，因为怕我回来时又把我当成暴徒，控制不住又对我开枪，就算我保证不再走小路了也不行。后来斯蒂奇出现在家门口，啥也没发生。于是，他们又允许我出门了。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去一趟邮局，直到夏天逝去、秋日来临。再后来，但凡他们允许，我就都会去邮局转一圈。在那尘封的邮件堆里，我定是翻找了上百遍，才找着了克利里一家的来信。塔尔博特太太没有说错，它确实被错放进了别人家的邮箱。

后记

写《克利里一家的来信》的时候，我们住在落基山上一座名为伍德兰帕克的小镇上。通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公路穿镇而过。镇上绿树成荫，青松白杨鳞次栉比，野花丛生；派克峰的美景一览无余。

然而镇上没有邮件递送上门的服务。我不得不步行到邮局取件，带着我的狗。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我至今还会记起那个邮局，想起我的写作生涯到那时为止最糟糕的一天，那也可能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最困难的两三天之一。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稿件是要邮寄去杂志社的，寄件的时候，还要付上一张邮资已付、写明发信人地址的回邮信封，若稿件未被征用，杂志编辑会将稿子退回，并附上退稿条。

因为需要去邮局的次数太多了，于是我每次都带上些备用邮票，两套马尼拉信封，两套回邮信封。一套用来寄新作，一套用来将退回的稿子寄给另一家杂志，碰碰运气。

那时，虽然收到的退稿条（通常真的就是一英尺来宽的小纸条，上面写着：非常抱歉，您的稿件与我刊出版需求不符）数不胜数，但我还是能抖擞起精神，默默告诉自己就算这一篇被拒了，寄给《伽利略》或《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稿子说不定还有机会。

可那一天我去取件的时候，收到的不是退稿条，而是一张黄色纸条，上面写着让我去柜台取件。“太好了。”我一边心想“姥姥给我寄礼物了”，一边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向柜台。

等待我的不是什么礼物，甚至都不是装在一个包裹里的，而是一大摞马尼拉信封，上面都是我的笔迹。我寄出去的八个故事，全部被退稿。这次，我没法说服自己寄给《奥秘》《奇幻与科幻杂志》的稿子可能还有机会了。

“嗯，”漫长的回家路上，我暗自思忖，“也许这些退稿在暗示着什么。”很显然，它们是在暗示我该放弃了，该停下来了，别再自欺欺人，出洋相，闹笑话了，是时候该回去安安心心地教书了。

最终阻止我放弃的是那几张已经填好回邮地址、贴好邮票的信封，毕竟，邮票还是很贵的。既然都到这份儿上了，最后再尝试一次又不会少块儿肉。

所幸的是，那八个故事中的一篇——《哭着要月亮的孩子》——收录进了短篇集《满满一铲子的时空》。这让我倍受鼓舞，推动着我继续写作，直到我的小说卖给了《伽利略》《阿西莫夫科幻杂志》《奥秘》《奇幻与科幻杂志》，直到我写出了这篇《克利里一家的来信》和赢得星云奖的《烈火长空》，并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好险。如今回望往昔，这件事听起来像是件无伤大雅的趣事，可当它真实发生的时候，可一点儿都不有趣。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读这本书的奋斗中的年轻作者们说：“不管你收到过多少封退稿信，不管你受到过多少次打击，请一定奋力前行下去。”或者，正如我心目中的英雄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注释

[1]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1.6093公里。

[2]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烧去草木，就地种植作物。

[3]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0.3048米。

[4]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2.5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