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NbS的提出与发展

NbS的提出源于人们对自然支持人类福祉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全球层面对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确立以及价值评估的突破性进展奠定了这一科学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从自然惠益的被动接受者走向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积极贡献者，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了更加明朗的可能性与解决方案。虽然这一理念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我们依然可以将其发展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92—2007年）：思想缘起并呈现理念共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在自然资源管理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中，反思传统工程类干预措施的弊端，开始寻求与自然合作的保护方式，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积极联系，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改善可持续生计。如1995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系统方法，并在2000年被正式纳入行动框架。另外还有森林景观恢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海岸带综合管理等。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基于对生态系统主动地、有目的地适应性管理，并同时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取得了多重效益，为NbS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理念的转变符合《科学革命》提出的范式变革，或者可作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一部分。

二、第二阶段（2008—2018年）：正式提出并转变为政策立场

将以上与自然合作的做法归类为NbS并以正式文件出现于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世界银行投资组合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虽没有给出NbS的确切定义，但强调了基于自然的方式在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对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同年NbS被IUCN采纳，并在2009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提交的立场文件中被大力推广。2010年IUCN、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英文简称WWF）等机构联合发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报告：保护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2013年欧盟将NbS纳入“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并建议将其纳入各国气候变化国家规划与战略。2016年世界环保大会通过了IUCN提出的NbS定义，得到了广泛关注。2017年自然保护协会（英文简称TNC）团队在PNAS发文，提出2016—2030年NbS可为实现《巴黎协定》2℃目标做出37%的贡献。

随后，IUCN、TNC、联合国环境署（英文简称UNEP）、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英文简称WCA）、世界银行和WWF等国际机构频繁使用这一术语。但国际机构及其文件中在使用这一理念上，概念并不统一，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使用的是EbA（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UNEP使用的是NCS（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等，这些概念各有侧重并相互重叠、交叉又相互补充。

三、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上升为全球议题并由中国积极倡导

2019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国和新西兰牵头发表《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宣言》，NbS得到高度认可，被列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九大行动领域之一，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2020年《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肯定了NbS对《巴黎协定》目标的贡献。在2020年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UN Biodiversity Summit）上，中国发布的立场文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中同样提及“积极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协同解决方案”。2021年1月25日至26日全球气候适应峰会上NbS再次得到各国领导人的认可，并通过了一项基于该方案的适应行动议程。2021年6月，自然资源部与IUCN联合发布《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使用指南》中文版，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2021年7月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全球案例》。2021年10月在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NbS得到广泛关注与热议，并被《昆明宣言》采用。2022年3月2日，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由欧盟提交的《关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决议》，确定了NbS的最新定义。UNFCCC COP25、UNFCCC COP26、UNFCCC COP27、UNFCCC COP28以及CBD COP15显著提振了各国NbS的政治意愿和势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家自主贡献（NDC）中纳入了NbS相关内容。2023年5月，我国自然资源部和IUCN签署了协议共同建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亚洲中心，发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英文版，我国实施NbS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